华国锋与胡耀邦，这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领军人物，曾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为国家的振兴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0年代末，中国正处于政治动荡的时期，而面对国内迫切的形势，华国锋与胡耀邦分别进行了两次持续数个小时的长谈。

1978年7月，他们二人从三点谈到深夜一点多，长达九个小时的对话。

华国锋同胡耀邦长谈，首提“步子放大一点”“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二人两次长谈

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告了中央党校的重启。

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华国锋，被任命为校长，而胡耀邦则担任副校长。

华国锋在此过程中成为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与胡耀邦之间的友谊，并非源于各自的个人爱好，亦非为谋取私利。

他们深厚的情谊，根植于共同的理想信念——振兴中华。

为实现这一共同追求，两人频繁长谈，彼此倾诉心声。

尽管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已然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但他与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依然保持着知心好友的温情。

1977年12月，二人促膝长谈，这次交心的对话，时间绵延良久。

1978年7月的一天，二人又从三点谈到深夜一点多，长达九个小时的对话，内容之丰盛可谓滔滔不绝。

一直谈到天色渐晚，饿着肚子也要边吃边谈。

他们探讨着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加快国家发展的切实设想，以及当时中央的各项重要工作部署。

步子放大一点

华国锋与胡耀邦之间的这次深入长谈，着重围绕着如何加速国家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展开，而这一进程的顺利推进，首要条件便是国内局势的稳定与和谐。

在这场高层对话中，华国锋的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

首先，华国锋提出，步子能不能再放大一点。

他反复向胡耀邦询问，是否有可能将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以实现国家的迅速富强。

用华国锋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中国“兴旺发达”。

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并不必然需要漫长的二十三年，他坚信，时间的剪影可以被缩短。

举例而言，他提到日本在1965年时钢铁产量为两千多万吨，而到1975年便跃升至一亿吨，十年间便实现了如此飞跃。

西德在经历了二战的惨痛之后，曾面临无数创伤与损失，然而其翻身崛起却仅用了十余年，这一过程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华国锋还特别提到瑞典，早年技术相对滞后，先进技术几乎全靠进口，而今该国的国民收入已高得令人瞩目。

相对而言，保守的英国在技术上却显得较为落后，许多建筑仍然保持着传统修缮的方式，未能实现现代化的飞跃。

由此可见，华国锋对于加快发展的潜力深信不疑，并认为这不仅是个人的主张，更是全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可见，华国锋展现出其卓越的国际视野与战略眼光，而此次长谈则成为他倡导大干快上的思路的开端。

华国锋在与胡耀邦的长谈中，深入探讨了国家发展所面临的第二个重要议题——安定团结。

时下，党内及广泛民众最为关心的无疑是如何实现大干快上与安定团结的有机结合。

华国锋明确指出，这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只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的安定，才能实现国家的长远繁荣。

他坦言，经过数年的动荡与磨难，我国已难以承受更多的剧烈折腾，必须寻求一种能够兼顾发展的稳定模式。

华国锋提到，近期关于柴达木工程的筹备问题，强调不能将启动时间推至1985年之后，而应尽早实施，在1985年前便应全面上马，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此外，他还关注到了农业问题及各地物资供应的现状，认为当前形势整体向好，若能抓住小麦与越冬作物的生产机会，定能带动农业的稳定增长。

华国锋举例道：如今，四川已发出通知，确保每人每月可获得两斤肉，许多公共食堂甚至能提供五斤肉，多个省份的冷藏库已储存不下了。

在讨论中，华国锋对于某些保守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他指出，有些人误将落后的观念视为先进，而把僵化与保守的做法当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显然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误读。

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华国锋在与胡耀邦的对话中，坚定不移地表达了自己对引进外部资源的主张，强调领导者必须走出国门，亲自考察，以便学习他国在快速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

他的这一观点，意在推动国家实现技术与资金的引进，进而为经济的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华国锋明确指出，应当深入研究外国的先进经验，派遣代表团赴外学习，汲取他们在技术、资金及设备等方面的宝贵财富。

他强调，必须积极与美国等国家展开合作，开发更为广阔的市场。

同时，华国锋也考虑到国内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实施一系列措施，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首先，关于引进先进成套设备的构想，他提到，谷牧、顾明、姬鹏飞等高层领导已多次出访，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都是为了寻求商业合作。

与此同时，法国方面主动提出将美元存入我国银行，提供低利贷款，金额范围从50亿到200亿美元，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也有信心。

华国锋进一步阐述了两条可行之路：

其一，从外国引进设备，尽管在此过程中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学费”，即让外资在一定程度上获利，但为了未来的翻身与发展，这是值得的；

其二，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以期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助力国家实现质的飞跃。

第二条路，即“自力更生”，是华国锋在与胡耀邦的深入讨论中反复强调的关键策略。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过去五十年中，我们是否真的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走出困境？

经过十余年的试验与错误，华国锋深感痛心。

他举例说明，唐山引进的日本现代化发电站项目，尽管日本技术支持初具规模，然而我们派出的学员在学习了半年后，竟然连基本的操作都未能掌握。

这种现象，深刻反映了我们在技术引进与人才培养上的短板。

他提及，最初计划进口65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在常委会的讨论中，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80亿，如今的设想更是直指500亿。

华国锋坦言，发展并非没有代价，必然要承受一定的剥削，否则就如乌龟般缓慢爬行，百年、千年而无所成就。

而这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方向。

其次，华国锋明确表示，必须重新制定计划。

他告诫胡耀邦，国家已落后，绝不能自满于现有的思想，必须全党共同动脑，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策略。

对于外贸问题，他提出了具体的思考：如何有效地使用这500亿美元的引进资金？

外贸的运作模式如何改进？

华国锋提到，早在数年前，我们还在为出口猪肉、苹果和工艺品而费尽心力，最终获得的也不过是微薄的收入。

在管理人才的问题上，华国锋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批评现状，强调许多历史教训依然鲜明。

例如，插秧机这一重要发明，竟然被日本引进后，仅用三年便普及开来，而我们自己却至今未能做到。

再看养鸡业，日本实现机械化管理，15万只鸡仅需两口子操劳，而红星农场却要280人来管理21万只鸡，这样的管理水平，令人不敢恭维。

华国锋还提到美国煤炭行业的现状，强调其高效率与低人力成本的对比，令我们不得不反思自身在管理与效率上的不足。

华国锋提及按劳分配的问题，强调必须做出决策。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关键工人的工资竟高于厂长，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他毫不掩饰地指出，目前的工作表现与薪酬制度缺乏公正，导致“干好干坏、干与不干皆无差别”，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势必误国误民。

他准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文通知，启动工资制度的改革，以此唤醒全党、全社会对发展方向的深思。

华国锋提出了两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第一条是鼓励广泛的出国考察，不仅限于部长、副委员长和副总理，甚至连部分厂长亦应参与其中。

华国锋计划在今年下半年亲自出国考察，出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扩大国际影响，开拓视野，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

拓展眼界的同时，更要关注国际经济的动向与发展规律。

通过与国际同行的接触，汲取他们成功的经验与教训，推动国内改革与发展。

华国锋还号召高级干部学习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他认为，当前国内的发展亟需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而这种理论应根植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

他的思考，实际上是在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试图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防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

华国锋的两条主张，实际上折射出其对“大干快上”与“安定团结”这两大主题的深刻关切。

在这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与胡耀邦的多次长谈，时常持续七小时、九小时之久，集中讨论这两个问题。

这不仅体现出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也表明了他对推动国家发展的坚定决心。

华国锋在对外开放政策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胆略，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顺理成章地推动了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

尽管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现象，但大规模引进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及资金，所指引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引进外资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深深扎根于后来的发展历程中。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不禁思考，当年那场引进高潮所带来的影响与教训。

与印度这同样在1950年代迈向现代化的落后农业国相比，中国取得较快发展速度的原因。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尤其是工业、铁路、矿山等领域的重视，构建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早在1978年，中国便比印度更早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外资引进，这为国家的飞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推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的过程中，华国锋始终意识到必须循序渐进、综合平衡。

他多次强调，引进时必须严格把关，确保所引进的技术和资金真正能够为我国服务；而在引进之后，更要善于利用和管理，确保资源得到高效配置。

掌握好引进的“度”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与安全。

华国锋的这些深思熟虑的举措，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

他的观点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可以说，他在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

参考资料：

胡耀邦与华国锋 沈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