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绍得奖的三名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震撼人心的，将制度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找到其中的规律。

当然，将经济发展和制度的优越性划等号，一直就是值得拷问的话题。从马克思主义，到今天的制度经济学，讨论是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奥秘。

在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在不同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决定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持续性。

即我们在学习资本论中，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而讨论可替代的更为先进的制度。但是事实上，制度和经济发展存在的必然联系，告诉我们，资本积累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即剩余价值和剥削关系，往往是一个经济体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前提。

最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

那么美国的这三名经济学家，是在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广泛而务实的就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联系作出解释。并非基于所谓的信仰和立场，而是比较所有国家不同的制度，以及体制，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性或推动力。

这种研究很大胆，从我们的知识结构看，对于美国三名经济学家的结论，应该是予以承认，还是抱有不同的观点。

具体而论，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上“法治不佳的社会和剥削人口的制度不会带来更好的增长或变化”。

并且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的格局，可以追溯到英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大国从1600年代开始殖民世界大部分地区时实施的制度变革。当今国家间繁荣差异的其中一个解释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

那些发展了“包容性制度”——维护法治和财产权——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繁荣。反之，那些发展了“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就是从更广泛的人口中“榨取”资源，使精英受益——却经历了持续的低经济增长。

举的例子，包括印度，其殖民政权限制了政治权利，并建立了专注于以牺牲更广泛人口为代价使当地精英受益，以至于大约500年前相对最繁荣的殖民地，现在却相对贫穷。印度的工业生产在18世纪超过了美洲殖民地。

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结论，即从经济发展的差异，总结制度历史的优劣性。

那么他们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优越性并非现实。即不可简单的认为，民主意味着经济增长，虽然所做的工作有利于民主，但是民主不是万能的。

这种学说，可谓是开创性的，他们特别强调：国家能否繁荣，取决于其社会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保障法治、保护产权、鼓励公平竞争和创新，那么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是可能的。

同时，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剥削性的，只为少数人服务，那么即使有改革的机会，也可能因为现有掌权者的抵制而难以实现真正的进步。

另外，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在整理以上的观点后，表示威权主义的增长更加不稳定，通常不会带来非常快速和原始的创新。即，他们更加看好所谓的民主国家。

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中，阿杰姆奥卢和鲁滨逊认为，由于缺乏包容性制度，中国将无法维持其经济增长。但是事实是，自该书出版十多年以来，并非全然，以至于对于他的论点构成挑战。

关于三名美国经济学家的说法，完全不是理论的一套，而是提供数据和资料说话。当然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可能让全球政坛有些许的不适，但是其荣获诺奖后，大家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