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川北的战斗打响了
红四方面军翻越天险大巴山，入川开进两河口。
在那里，接到总部的命令，我们红十师二十九团同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整建制对换番号，于是，我团成为二一九团，改由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师政委张广才)管辖。
为了在川北打开局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夺取通江、南江、巴中，实施战略展开。红十师为左路，由陈昌浩总政委率领朝通江城东北的洪口进发，向东发展；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十一、十二师作为中路直趋通江城；我红七十三师在王树声师长的带领下作为右路，经平溪坝向西发展。张国焘则留总部，在泥溪坐阵。
我师除留二一七团二营在两河口监视陕南之敌外，全师向西挺进。
当时的四川实行“防区制”，全省分别由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控制。这些军阀对邻省壁垒森严，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不大买账，国民党“中央军”被挡在外面不能入川。省内各军阀间相互勾结，相互倾轧，各霸一方。刘文辉和刘湘本是叔侄，前者为实力最大的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后者为霸据重庆、万县及川东地区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发迹后，极力提携年轻英武、比自己小六岁的幺叔刘文辉。而刘文辉羽毛丰满后，依仗横跨川康两省的辽阔防区，依仗防区物产丰富、兵力雄厚，又兼任四川省主席，根本就没把刘湘老侄放在眼里，他要与刘湘争霸四川，进而问鼎中原。刘湘又怎能容忍这个幺叔的狂妄，叔侄俩开始勾心斗角，继而形同水火，在成都兵戎相见。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原本与刘文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田依据自己的实力，控制着川北地区，拥兵近六十个团，势力比较强大，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同学翻了脸。此时他协助刘湘，与刘文辉在成都以南大战，因此，川北地区兵力空虚，犹如一座空城。
红军此刻抓住战机，铁流滚滚，天兵飞降。在两河口，守敌一个连得悉红军到来，一枪未放，屁滚尿流，闻风而逃。田颂尧“后院起火”，这使他如丧考妣，慌忙调兵回防，堵击红军。
红四方面军刚刚入川之时，四川的军阀们都以为红军是不堪一击的“流寇”，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红七十三师在南江县东南方向的大河口尖子山遇敌刘汉雄部一个团。红军乘雪夜抢占制高点，敌人见状，就组织集团冲锋。一群一群的敌兵挤在一起，既没有进攻队形，也没有单兵战术动作，大家都说仗哪有这种打法。待敌人离我阵地前沿仅三十米时，团长陈友寿一声喊打，全团的轻重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敌人像割倒的麦子一样，一倒一大片，剩下的没命后撤，调头就跑。后面上来的敌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前面退下去的敌兵撞成一锅粥，人挤人拥在一起特别好打，许多敌兵不是被红军的枪弹打死，就是被他们自己的人踩死。这股川军不经打，一打即溃。两仗下来，我们打掉了敌人一个团。
1933年元月下旬，我们再战甄子垭，采取“四面包围，猛虎掏心”的战术，痛打敌人的主力团。在这次战斗中，徐向前总指挥仅带了个警卫排来我右路视察战况。困兽犹斗的敌人，狗急跳墙，一个姓杨的敌营长，据说是田颂尧的妹夫，他组织了一个加强营疯狂反扑，亡命逼近徐总指挥，数百敌人将徐向前和警卫排几十人团团围住，情况万分危急。王树声师长急命我团增援解围，消灭敌人，保证徐总指挥的安全。大个子王树声师长是个急脾气，他粗着嗓子对陈友寿团长嚷着：徐总指挥要是伤了一根汗毛，你提头来见我！
我团急速出击，兜着敌人的屁股一通狠揍，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全歼了这股敌人，送那疯狂的狗营长见了阎王。
我红七十三师又打掉了刘汉雄第二路的主力团。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打灭了敌人的气焰。
在回返南江的路上，一营长沈权赞见到我后，问我们连长：“这是不是原团部通信班的秦班长？”连长说：“是他，秦懋书。”
我敬礼回答：“原少共国际团通信班长秦懋书。”
他说：“唉呀，真不知道你在一连当战士。我营部正缺通信班长，你到营部来报到吧！”
当晚，我到一营营部报道，就任通信班长。
进入川北仅一个月，我红七十三师横扫大河口，攻克观光山，逼近南江城。我们闻讯：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击溃敌万选青旅，攻占通江西南得胜山；红十师在竹峪关击溃敌六十五师先头部队，迫其退守万源；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挺进巴中，占领恩阳。红军连战皆捷，攻占川北，只打军阀，不扰民众，秋毫无犯，在当地的群众中影响良好，老百姓纷纷翘起大拇指夸赞红军，说是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记得那是正月初七，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深邃的蓝天上洒满绚丽的霞光。先期入南江城内的红军战士朝天放了三枪，这宛如礼炮高奏，霎时间，南江城门洞开，满街金锣镗镗，欢声笑语四起，大街小巷一片欢腾。我们红七十三师的入城仪式煞是壮观!在徐向前、王树声率领下，英姿勃勃的红军队伍进入了城内。这支部队虽然衣衫破旧，但人人斗志昂扬。在寒风中我们挺起胸膛，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高歌行进在大街上。部队入城惊动了许多群众，南江百姓世世代代遭受兵匪欺压，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军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红军不住商铺，买东西付钱，不号民房，全在街边屋檐下歇息!目睹这样一支仁义之师，百姓们感动了，许多人将那大坨大坨的黑糖放进盛着开水的大木桶里，双手捧碗，将糖水送到我们嘴边。
有位老婆婆手端着粗瓷碗对我说：“喝碗醪糟吧，‘鄂尔款’。”
此情此景，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川北人民把我们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红军亲切称为“鄂尔款”，把红军当着了救星。红军进城就打开了反动官府的大牢，放出了许多被关押的穷苦百姓；红军尊老爱幼，和蔼可亲，为民做好事，赢得广大民众的称赞。南江各界民众杀猪宰羊、蒸米磨浆、奉烟敬酒，欢迎红军。当晚，南江各界召开大会，欢庆红军入城。是夜，全城灯月相映，尽情狂欢，划彩船、耍龙灯、踩高跷……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我们红军，在这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派兵南下，直奔长池重镇，很快就解放了整个南江地区。短短的几十天，三路红军冲破田颂尧川军的层层阻击、反扑，将红旗插遍了川北各县，全歼敌人三个团，击溃敌人八个团，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尽收在红军囊中，为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奠定了基础。
红军来了大不同
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准备在川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想站稳脚跟，立足生存，最主要的就是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别人都说“蜀米熟，天下足”。可是军阀统治下的四川，由于军阀长期割据混战，连年兵灾匪祸；地主土豪劣绅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反动政府勾结军阀横征暴敛，抓丁拉夫，重租高利，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超前强征的田赋，都预征到五十多年以后；军阀们强迫农民毁粮种鸦片，军阀田颂尧靠此一项就财源滚滚，却造成吸食鸦片者众多，田地荒芜，倾家荡产，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川北成为一座人间地狱！
当地流传着许多民谣描述着军阀官吏的横行、百姓的凄苦：
军阀梳，县长篦，
乡长剪，保长剃，
整得百姓剩口气。
爹也穷，妈也穷，
爹穷盖蓑衣，妈穷盖斗篷，
细娃儿没得盖，盖个吹火筒。
官逼民反，老百姓没法活了，便起来造反。红军入川前，川北接二连三地爆发了“抗捐”、“反预征烟款”的运动，农民们说：“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垮杆。”由于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抗捐、造反运动虽此起彼伏，但终因势单力薄常被军阀镇压下去。红军来了，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反动统治，免除苛捐杂税，成立人民自己的政权。
当时通、南、巴地区的地下党力量还很薄弱，红军初到，群众不了解红军，各部队便在自己的进驻区域派出了无数个宣传小组、工作队，去宣传群众。我们这些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的老战士，不用教都知道如何去做群众工作。营政委带领我和另外两个战士作为一个小组，进驻一个村子去宣传红军的主张。
反动军阀、地主土豪对红军恨之入骨，他们进行反动宣传，到处散布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乌棒老二 （当地人称土匪为“棒老二”，红军由于连日征战，征尘未洗，加之营养不良，脸上总呈乌青色，所以军阀、地主土豪们骂红军是“乌棒老二”）抓丁拉夫，抽鸦片烟的被抓住就杀头”等等。许多不知真情的老百姓害怕红军，都躲进了深山。
营政委带领我们几人进了村，村庄在一个平坝子里，村里有一片青砖瓦房，高墙琉檐，朱门紧闭，门前还蹲着一对石狮子，这一定是有钱的地主老财家。而另一片是低矮的窝棚，夹杂着不多的茅草屋。我们走进坝子，村里静悄悄的，死一样的沉寂，坝子后面有一片茂密的树林，那里升腾起几缕淡淡的烟雾。我们朝树林走去。
在树林边，营政委喊道：“老乡们，出来吧!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穷苦人不要怕，快出来吧!红军是打田颂尧的。”
树林里，颤颤巍巍地走出一个佝偻的老人，他拄着树棍，不能遮体的破襟子布披在身上，骨瘦如柴的脚杆子裸露在寒风中，饱经风霜的脸庞满是刀刻般的皱纹，两腮凹瘪，牙全没了，他哆哆嗦嗦说：“我没得啥子好抢的，我不怕啰!……”
营政委说：“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不抢东西。”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红薯递过去。
老人咽着口水，赶紧接过红薯揣进怀里说：“没得吃的，娃儿饿坏啰……”
营政委说：“红军来了，把田颂尧打跑了。让乡亲们回村吧!我们给分田分粮。”
老人眼里闪着希望的光，回头招呼树林里的乡亲。树林里走出许多老人、孩子和妇女，还有一些满脸烟灰菜色的虚弱男人。回到村里，我们打开了那青砖瓦房的院落，没想到后院粮仓里竟囤积了那么多的谷子，我们开仓分粮，凄凉寂静的村子沸腾了，人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营政委在同乡亲们说话，我在土台子上向乡亲们宣讲红军的主张，我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门打富人的，帮助……”
话没说完，下面人群一阵骚动，一些妇女慌乱跑开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知是说错了什么。营政委赶紧跑上来对大家喊道：“大家不要慌，我们这个小同志没说清楚，打富人是打有钱的财主，不是打女人。”
听到这话，乡亲们才止住刚才的惊慌，原来当地人说“女人”是“妇人”，他们把我说的“富人”错听为“妇人”了，加之敌人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大家才如此慌乱。乡亲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一阵大笑，人们笑着叫我们“鄂尔款，鄂尔款（鄂豫皖红军）”。
这里太穷了。村里许多男人都被拉夫抓丁走了，剩下的男人都吸食鸦片，烟瘾发作，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地里的活都是女人干。怪不得当地人说：“要吃川北饭，婆娘打头站。”
听乡亲们说，有些人家分粮时没来，我们就带着粮食去了这些老乡家。我们去的这家，男人被田颂尧的部队抓丁当兵去了，家里剩下老婆守着四个孩子。这哪叫家呀，树棍支着的窝棚，盖上茅草就是房，地上铺着草就是床，惟一的财产是半埋在地下的瓦钵子，这就是饭锅了。三个小孩子赤条条地偎在铺草里取暖，棚内光线昏暗，角落里蹲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见我们进来赶紧蜷缩在地上。她没穿衣服，赤裸着上身，下身一块破布都遮不住羞，双臂交叉紧抱护着前胸，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瞪着我们。我实在看不下去，低着头脱下自己的军装递了过去。她的双臂抱得更紧，浑身瑟瑟发抖。另一个战士脱下自己的裤子也偏头递过去。姑娘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她妈妈哽咽着说：“红军是好人，你接着吧！”
姑娘穿上衣服，抽泣着走了过来，一把将我抱住嚎啕大哭起来。那大妈也搂着我们几个小战士哭成一团：“你们‘鄂尔款’，是天星菩萨下凡呀！”
通过走访，我们才知道像这样的情况何止一家呀，真是太多太多了。许多同志将自己的衣服脱给了姑娘们，乡亲们发自内心地感谢红军。我们看到这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百姓们，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要为这些穷人兄弟姐妹们去战斗，要把那些压迫人的军阀、地主、土匪消灭光，打烂这个黑暗的旧世界！
红军，像一面硕大的红旗迎风招展，映红了整个川北。
穷人们有了红军撑腰，分田分粮真忙。农民们有了土地，可以自耕自种自收，免除苛捐杂税，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喜事。穷苦百姓把红军当成救星，他们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红军。
红军在川北很快站稳了脚跟，并成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许多群众都要求当红军。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以来，一路西进，三千里远征，目前也正需要补充兵力，积极“扩红”。可是在扩兵的问题上，我们可伤透了脑筋。
军阀盘踞下的川北地区，人称有“四多”：一是兵多，二是匪多，三是捐税多，四是抽鸦片的人多。军阀们逼着民众毁粮种烟，吸鸦片的人就多了，男女老少都吸。富人吸，烟枪镀金镶银、烟灯极为讲究；穷人也吸，卖田卖地，倾家荡产当苦力；当兵的吸，人称“双枪兵”，一是打仗的枪，二是大烟枪，没有钱就抢，祸害百姓。抽上鸦片的人，个个骨瘦如柴，烟瘾一发，鼻涕眼泪哈欠不断，满地打滚，那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红军纪律严明，不许抽鸦片，大家都不喜欢“大烟鬼”。可是许多报名参军的穷苦人都染上了抽鸦片恶习，这下我们可犯难了。有些干部提出：凡是“烟鬼”都不要，统统赶出去。这时正遇上徐向前总指挥视察部队，他说：“穷人中抽鸦片烟的多的是，怎么赶？把他们赶到田颂尧军队里去？让他们成为‘双枪兵’来打我们红军？我们闹革命为什么，就是砸烂旧世界，改造旧世界。改造旧世界，就要改造人。哪能抽了鸦片就不要了呢？”
徐向前总指挥的话像清风一样传到下面，干部战士们都觉得有道理，那些“烟鬼们”心里也暖融融的。这样，许多穷苦的烟民们都加入了红军，可是这些烟民参加红军后还是抵挡不住鸦片的诱惑，常常犯纪律。分到我班的一个小“烟灰兵”，刚来时，面色灰黄，哈欠连天，胸挺不起，腰伸不直，像只缩头老鼠。他烟瘾一来，鼻涕眼泪满面流，呼天唤地，遍地打滚，真是没有个样子，我这个班长又气又急也没办法。上级要求我们必须耐心，克服急躁情绪，帮助新兵度过戒烟这一关。总部医院发了一些用中草药配制的戒烟药，可是不够用，我们就用“土办法”。当这“烟灰兵”烟瘾发作时，我就抓把花椒塞进他嘴里，让他嚼咽。四川的花椒真有神功，我再配上点苦楝果，那小兵嘴里嚼得直冒紫黑浆液，伴着眼泪鼻涕横流，弄得一蹋糊涂。经过一个多月的克制、训练、增加营养，他竟戒掉了烟瘾。后来我问他，我的戒烟药味道如何？他说：“烟瘾一来顾不得那些，吃了过后，满嘴又辣又涩又麻，不是什么好味道，下辈子再也不抽鸦片，再也不吃你那狗屁戒烟药了！”我们部队在不长的时间里，让许多染有鸦片恶习的新兵戒绝了烟瘾，随着部队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他们的面色都红润起来，身体也一天天强壮。乡亲们看到了这种惊人的变化，纷纷称赞红军，他们说：“‘田冬瓜’（田颂尧）把人变成鬼，‘鄂尔款’把鬼变成人。”整个川北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百姓们又唱出了新山歌：
太阳出来满山红，
红军来了大不同。
打倒土豪和劣绅，
百姓世代不受穷。
【秦忠(1917一2021)，原名秦懋书，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干部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公路局党委书记，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湖北省交邮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交办副主任。是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3月14日21时4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