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1事件过去了二十多年，基督教和伊斯兰的文明冲突从没停息。估计大家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基督教欧洲原本也不宽容，打压异端很专制，建异端裁判所，在过去真正开明的是奥斯曼，包容异教徒。到了近代后，伊斯兰世界才封闭起来。甚至还有更夸张的说法，奥斯曼就是16/17世纪的灯塔国，现代各国人才争相去美国，而16/17世纪的人才争相去土耳其。事情果真如此么？ 这就好比康熙自称儒家道统传人，紫禁城又收留了各色人物，有道教掌门人，有天主教传教士，有西藏蒙古的喇嘛，那么，可以说我大清宗教宽容吗？这显然，跟现代文明国家的宗教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康熙看似开明的举措，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满洲根基。在清廷内部，满洲本土萨满信仰的地位独尊，不可取代，只有傻乎乎的儒家士大夫才地真以为康熙是自己人。 奥斯曼也一样，伊斯坦布尔的宫廷看上去非常欧化，充斥了各种肤色、族群的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希腊的教师、犹太的红顶商人。 历史上数位斯拉夫女奴当上了皇后，马哈茂德二世的母亲娜克希迪尔来自法国，论亲戚关系还是拿破仑皇后约瑟芬的表姐妹。

奥斯曼后宫

多元化的假象

表面看上去，奥斯曼是块多民族大一统的王道乐土。高门（Sublime Porte土耳其的宰相官邸，因办公大楼四面高墙而得名）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强迫臣民改变信仰。碰到长久干旱无雨，住在雅典的土耳其人到帕特农神庙祈祷。 1759年有位奥斯曼总督为了建造清真寺炸掉宙斯神庙的一根柱子，这个官员因此被撤职受罚。米哈德帕夏由于袒护基督徒，被土耳其人暗地里称为异端帕夏。 众多族群相互通婚、改宗，形成了新的品种：多米梅（Donmeh从犹太教转化而来的穆斯林）、波马克（Pomaks信奉伊斯兰的保加利亚人）、卡拉曼利（Karamanlika 以土耳其为母语的希腊人）。保持宗教现状是奥斯曼的基本国策之一，东正教、东仪天主教、基督一性论派各家教会和谐共存，在鼎盛时期，异教徒曾占伊斯兰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同时期西班牙排外举动的衬托下，奥斯曼似乎显得更加包容。1492年天主教双王完成“再征服运动”，驱逐了30万摩尔人、12万犹太人。其中部分人移民到奥斯曼，促进了亚洲的技术生产发展。

西班牙摩尔人向天主教双王投降 五百年里苏丹秉持“无为而治”的态度，只有两次（1517年、1647年）认真考虑过强迫改宗事宜。其实用不着行政干预，基督徒主动皈依还来不及。 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的首都）被土耳其占领后，超过四万信众背弃了耶稣，改投伊斯兰教。 跟开明的奥斯曼相比，天主教国家的手段粗暴而无能。威尼斯曾一度占领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强行推广拉丁教会的仪式规矩。在当地居民看来，这些教友比外族夷狄更可恶，1715年伯罗奔尼撒人箪食壶浆，以迎土耳其王师，回归奥斯曼“祖国”。 此时距攻占君士坦丁堡已有200年，距兵败维也纳有30年，帝国进入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却依旧得到东正教臣民的拥戴。

真相

肤浅地根据宗教宽容标准来判定政体优劣，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英格兰比土耳其更像个神权国家。因为1856年高门公布《胡马云诏书》（Islahat Fermani），不同宗教的信徒待遇一致，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全部向非穆斯林敞开大门。

土耳其的回旋舞 而英国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束缚，也仅仅是1829年的事情，牛津一直到1854年才允许非国教信仰的学生入校，而剑桥到1864年才授予非国教徒学位，圣公会自亨利八世至今享有官方宗教的独尊地位。不列颠行宽仁而王天下，奥斯曼行宽仁而丧其国，其他民族很难理解，盎格鲁-撒克逊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各社区、团体自行其是，国家不得侵入私域。设置入学门槛属于牛桥的自由，学校流失生源，也是他自己的损失。各大教团的林立，形成了高度竞争的市场，牧师要想争取信众，只有凭借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19世纪英国是大众民主化的时代，也是神学大觉醒的时代，高教会的牛津运动，卫理会福音派复兴，僧俗两界谈玄说理，百家争鸣。维多利亚道德定性为谦卑、节制、虔诚，在世俗化的国家制度，公民个人的信仰更为坚定，他们到了巴尔干，本以为是宗教战争的前线，却发现那里教规异常松弛。

有个欧洲旅客去马其顿西部，问农民信什么，他们一边在胸前画十字，一边回答：“我们信先知穆罕默德，但同时崇敬圣母玛利亚。”穆斯林敬拜安拉，同时供奉天主教的圣徒、天使，尤其是圣母玛利亚备受爱戴，地中海大部分水手拥有一个圣母小雕像，土耳其人出海之前会祈求希腊神甫的保佑。 苏莱曼大帝在位期间，巴尔干半岛有数十万斯拉夫人皈依为穆斯林，改宗热潮看似波澜壮阔，实则没触动精神底色。他们给孩子割礼时诵读《福音书》，整个斋月期间不守戒律，酒肉照吃不误。 旅行家伊迪丝·达拉谟问阿尔巴尼亚人到底信什么，对方给了个颇有内涵的答案：我们信奉任何允许自由持枪的宗教。1872年罗马尼亚一个村庄传闻吸血鬼出没，毛拉跟神甫联手作法都赶不走，最后村民请来位黑人术士镇住了鬼气。基督徒使用写满阿拉伯字母的护身符，土耳其人深信斯拉夫圣徒的遗物，具有非凡力量。

罗马尼亚著名的德古拉吸血鬼伯爵

哪家教派法力高强，就信服哪家，巴尔干人的态度大抵如此。他们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上教堂，与中国人道观拜三清，佛寺拜菩萨的做派如出一辙。改换门庭的人，不关心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教义区别，只是为了逃税，极少数基督徒男子改宗的动机是为了多娶老婆，阿拉伯实行一夫四妻制。教士阶层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现象在英美罕见，在天主教欧洲尚属可控范围内，在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则泛滥成灾。 现代人津津乐道于所谓“东方没有宗教战争”，“中国人温和不搞极端狂热”的表象，其实是正统信仰的庸俗化、粗鄙化。佛家在玄奘、达摩那里是法相庄严的，流传开来，却不断退化成吃香火钱的寄生虫。 原始的，帅气的弥勒

被民间改造后的弥勒

奥斯曼的宗教界呈现类似的生态演化，凯末尔最值得尊敬的政敌、现代化改教家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年轻时来到国都求学，惊诧地发现，穆夫提【Mufti高级宗教法学者和法官】不学无术，讲解不了《古兰经》三个章节，敛起财来却大显神通。《阿凡提》中毛拉欺行霸市的剧情，在现实中每天都在上演，东正教神甫对金钱的贪婪不遑多让，两派教士信奉同一个财神。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到1918年，仅有四人在牧首职位上善终，教堂内争权夺利的白热化程度不亚于朝堂。

今天的东正教牧首努尔西丝毫不为凯末尔的政教分离而惋惜，他指摘出伊斯兰的三个名教罪人，分别为正统教法学家、高门的官吏、苏菲派僧侣。教会的贪婪横暴，导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如同李光耀等威权主义者偏爱标榜“政绩合法性”，没有道义感召力的神职人员，也特别喜好标榜信仰宽容。学者萧公权清醒地认识到，五四新青年所打倒的孔家店，只是个死老虎，孔孟之道早在大清以前就灭亡了。西亚的穆夫提同样如此，长久倚赖体制豢养，全身腐朽溃烂，不待凯末尔整顿，就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帝国的衰落

现在大多数世俗派按照螺旋式上升发展历史观，把奥斯曼史裁剪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开国持续到苏莱曼大帝，诸先王励精图治，容纳各教派，缔造了太平盛世；第二个阶段是多灾多难的17、18世纪，朝廷故步自封，趋向于封闭保守；第三个阶段西化改革开展，开明派人士奋发图强，与宗教守旧势力作战。 整个叙事范式很幼稚。 奥斯曼并没有变过，它在强盛期收买基督教人才，在17、18世纪仍然延续这条政策。众所周知，在消灭东罗马的过程中，基督徒为穆罕默德二世出力不少，摧毁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乌尔班巨炮，由一位匈牙利工程师建造并且命名。

乌尔班巨炮 自然而然，人们会误以为奥斯曼帝国中后期停滞衰落，是因为不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事实并非如此，17、18世纪苏丹仍在引进人才。法国的博纳瓦尔伯爵，从路易十四政府辞职，给土耳其的炮兵部队实行近代化改革，匈牙利贵族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设计首都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线。 拿破仑未发迹前，考虑过应聘当苏丹的军事顾问，因路途遥远作罢。与俾斯麦并列为德国统一功臣的老毛奇元帅，年轻时来到伊斯坦布尔，训练出一支拥有普鲁士钢铁纪律的新式陆军。 奥斯曼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从本国基督徒臣民那里收税割韭菜，然后再用高官厚禄，去收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先进技术人才。 不强制基督徒改宗的政策并不能证明苏丹的宽宏大量，这只是务实的财政选择。他们要缴纳比穆斯林更多的贡赋，多一个改宗者，就少一份人头税。异教徒缴纳额外贡赋，是国库最珍贵的聚宝盆。 犹太人、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自由，是金丝笼中的自由，他们不能僭越礼制，教堂不能盖得比清真寺高，向穆斯林传播福音是大罪。 耶路撒冷曾有一个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礼，结果被烧死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圣墓大教堂奥斯曼陆军从斯拉夫乡村幼童征募，也就是儿童贡品制度。经过选拔的男孩们入宫培训，学习土耳其语、体育锻炼、动手能力，成年后出将入相。从大维齐尔（Grand Vizier,相当于宰相）到中央高官，再到行省长官、封地的所有者、征税官，帝国的大部分文武官员来自这条渠道。 儿童贡品的前途如此广大，以致于基督徒父母争相贿赂征兵处，恳求带走自己的儿子。表面上，帝国给基督徒留了个上升渠道，还很贴心。究其本质，不过是高配版的满清绿营。 清初顺治、康熙在八旗之外，从汉人里面招募兵员。稍有家产的汉人家庭，争先恐后报名加入绿营，为了进去，还要付钱贿赂。因为绿营属于公务员编制，在治安匮乏的情况下，挂名于军籍，门口悬挂某营的旗灯，流氓不敢滋扰。平民百姓碰到歹徒，报官无门，而绿营家属碰到案件，禀报官员，就立马有兵捉拿，追缉犯人。把目光放到广大无权无势的民众，奥斯曼基督徒的处境，在族群压迫方面，可能还不如大清的汉人，八旗一般驻扎在各地满城，虽然欺负汉人，但也很少发动族群仇杀。而奥斯曼地方上周期性暴动，穆斯林迫害少数族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1894年边疆六省暴徒打砸抢，30万亚美尼亚人罹难。

被钉的亚美尼亚女人

高门一面训诫暴动分子，不伤害“有经人”【伊斯兰承认《新约》《摩西五经》为正道的一部分，犹太拉比、基督徒属于有经人】是先知很早定下的规矩；另一面告诉亚美尼亚人，没有君父的卵翼，你们这群战五渣民族早就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消亡。奥斯曼中央政府的立场，类似于南北朝的高欢。当时华北族群隐患巨大，高欢对鲜卑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作，女人为你们织衣，上交粟帛赋税让你们温饱无忧，为什么还要欺凌汉人？”又对统下汉人讲：“鲜卑人是你们雇佣的兵客，得到你们一些衣物吃食，为你们防盗击贼，能保你们安宁度日，为何那么恨鲜卑人？” 表面上高欢似乎维持公平，但如果汉民真要揭竿而起，驱逐鲜卑人，那么肯定会被无情镇压。奥斯曼也是如此，作为臣民的希腊人可以蒙受君恩，从而荣华富贵，甚至能当上大维齐尔（帝国前后共有14个希腊人担任过该职务），但这无助于整个希腊民族的独立解放。

奥斯曼还有黑人太监，权势显赫图片摄于1870年老毛奇早就看清真相：“土耳其人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术、财富、胆量和气力等方面都比他们的民族强，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把法兰克人摆在同自己平等的地位。” 1821年希腊爆发民族起义，苏丹进行残酷镇压，著名的希奥岛屠杀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起义者驱逐了岛上的官吏，招致了土耳其人的报复。在这场大屠杀，大约45,000位希腊岛民被绞死 、被宰割、被断食断水或者被拷打至死亡。另外， 50,000希腊人被卖为奴隶，而另外23,000人被放逐。不到2,000希腊人在海岛上努力幸存下来。

首都的希腊牧首格里高利五世被高门处死了，讽刺的是，这个牧首死心塌地效忠于朝廷，生前还开除了革命者的教籍，然而因为他的弟弟参加了叛乱，苏丹没有留情。按照奥斯曼的统治逻辑，主教就应该管好自家事，出了差池就该负连带责任。奥斯曼的专制性尽数体现于此。别说是东正教牧首，就算大维齐尔依然是苏丹的奴仆，不能保全自己的尊严，一旦雷霆震怒，他的生命在顷刻间就能消散。 “残酷者”塞里姆一世前后斩杀了7位大维齐尔，为了预防不测，大臣在入宫之前，随身携带一份遗嘱。有一个大维齐尔接受职务后，整天提心吊胆，他壮着胆子问道：“陛下打算什么时候取走我的性命，我也好早做准备。”塞里姆笑道：“我早就想杀了你，只不过一时半会找不到顶替的人选，只能暂且留着你的脑袋。”

赛利姆一世 奥斯曼每个臣民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不同样式的头巾，甚至不同长度的胡子，都代表着不同的官品地位。大维齐尔的旌旗装饰有五条马尾，其余维齐尔有三条马尾，地方总督只有两条马尾。 外朝大臣穿绿色长袍、绿色靴子，内廷官员则全身红色打扮。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穿着又不同，希腊人要穿黑色衣服，亚美尼亚人穿蓝紫色，犹太人穿蓝色。

亚美尼亚女性

土耳其贵妇19世纪巴尔干各民族为了自由而战，经过百余年的奋起抗争，全部冲破奥斯曼的牢笼。 现代夸奥斯曼“包容开放”的论调，就好比夸大清“满汉一体”，非常幽默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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