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认识王洪文的时间不早也不晚，却十分特殊：1966年12月18日。他们从这时候开始，接触了大概10年时间。徐景贤对王洪文说不上多了解，但他对王洪文那十年的经历，肯定是了如指掌的。

王洪文跟徐景贤的年纪相差不大，徐比王大2岁。徐景贤认识王洪文时，他自己是上海市委写作班书记兼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王则是“工人造反英雄”。 徐景贤肯定是比王洪文有文化的，但那年头文化人不吃香。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王洪文穿得很干净朴素：身上绿色棉军装，洗得发白；头上一顶翻上去的长毛绒帽子；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偶尔能说出几句上海话，但一般是讲东北普通话的。

在酒桌上，喝大了的王洪文跟徐景贤主动倾诉过自己的过往，他老喜欢说一句话：“我跟你们，特别是你老徐，不是一路的。”为什么这样觉得？王洪文认为徐景贤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是放猪的、徐是知识分子。说到底，王洪文就是有种强烈的自卑感。

王洪文复员被分配到国棉十七厂做保全工，那时候他收入不高，住在厂集体宿舍，每次周末去市中心玩，回来的时候买6瓶啤酒在电车上边坐边喝。

王洪文工资不高，用钱又厉害，还不是上海本地人，所以他没积蓄也没房子，找起合适的对象来不容易。后来，他认识了厂里托儿所的临时工保育员崔根娣。崔根娣的家庭条件不错，虽是领养来的，但养父母待她很好，家里有套小平房。于是，王洪文追求她，跟她结婚，生儿育女。

66年运动刚开始，王洪文就造反了。徐景贤发现王洪文身上有个特别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在带头公开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工作中实行的等级概念，另一方面自己又疯狂追求这些。

比如王洪文的穿着，一开始他穿旧棉军装，后来一有权，开始讲究起来，找部队要新军装、牛皮鞋、大衣。尤其是大衣，他还要求那种口袋有盖、一看就知道是干部的大衣。

王洪文说考虑到安全，需要搬家，然后他开始了不断的搬家之旅：一开始挑地理位置，接着挑住房条件。先是一套生活、一套办公的一层公寓，接着是独栋两层高、带院子很讲究的花园楼房，他不满足还弄了两套。

后来到中央工作，很少回上海住，他甚至又找了套更气派的三层楼洋房。仿佛只有这样的住所，才能不辱没他的身份地位。在他权势达到顶峰的1975年，他不住洋房了，改住一个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的大院子。

住下后，王洪文觉得看电影不方便，写了份报告，要求把东湖电影院搬到他家院子里。这个要求实在过分，徐景贤随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

除房子外，王洪文对车和酒也十分痴迷。他在上海有六辆车，私人收藏所有，不包含日常和公务用车。酒的话，地方管得比较严格，喝酒得自己掏钱，即便在宾馆也不例外。

于是，他想了个法子，专门跑到部队里，这天找军长、师长，那天找司令、副司令喝，他们不好拒绝，也就捏着鼻子陪着。徐景贤说他时常喝得酩酊大醉。

“913”后，王洪文的地位又被提高，还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一次他到杭州处理专案，徐景贤、王秀珍去看望，亲眼见到他一天四顿酒，就是早上和夜宵也疯狂灌茅台，整得成天晕乎乎的，说话大舌头。

王洪文在北京工作，马天水每季度都会让人送几百块钱去。这在当时算很多了，但他要喝酒，所以不够用。于是他想了办法，大批大批地购买国宴酒。国宴酒是国宴结束后，剩下的干净酒，并到一块重新装瓶，内部出售只要一、两块很便宜。

这种酒，别人都是买一点就算了，王洪文却是恨不得全部买光，而且他这样买过很多次。别人知道后很看不起他这种行为。当时毛主席身边的王海容、唐闻生直言：“他到我们这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王洪文这个样子，是高层众所周知的。75年左右，他跟秘书抱怨，没人服自己。可是他这德性谁能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