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福桃九分饱
唉!
北京五一四天堂食禁令,饱弟夜夜盼天明,没成想疫情不退,禁令照旧。不消说,餐饮界这一劫是遭定了。
搞成这样,谁都不想,可谁敢说这段日子什么时候过去,影响又会多大呢?
别的不说,有一批餐厅的命运最难讲。
那些曾经煊赫一时,又纷纷沉寂的老馆子,最长情的顾客,都是二十年前见证过辉煌的老一辈。不知他们是否对外卖软件足够熟悉,又有多大动力在家吃一顿馆子菜。
最坏的境况,不排除一批餐厅从此消失——它们多在上世纪末到08年奥运会前兴起,称不上老字号,只能叫“初代网红餐厅”,当然,也是“初代过气网红餐厅”。
© 《记忆》
如果它们当真消失,毫无疑问,一个时代将不会有人记得。那不是个毫无意义的时代——起码,它们曾有着这个时代的餐桌,所不能提供的。
1997年,白塔寺附近的太平桥大街不需要网红。
在红白色7路公交车驶过的时空,没有人惦记什么聚宝源、满恒记。那时北京涮肉界第一甚至唯一的网红,就是能仁居。
那之前,东四为了阿静粤菜排过队,双榆树为了金山城重庆火锅排过队,自从各种副食放开供应以来,下馆子排队已经是个神话,真要排,也是为了尝一口没吃过的稀稀罕儿。
一座充满涮肉的城市,竟要为了一条街的涮肉排队?什么道理!
可那时的能仁居,或者说太平桥“涮肉一条街”,就是这么凶猛。口福居、贵友居、同仁居、颐乐居、希龙居、祥和居……即便今天东四北大街上,涮肉的密集程度已经让人厌烦,也赶不上当年这条街的盛况。
北京人在能仁居门口,头一次看到这么多豪车堵成这样,以前这盛况是属于长城饭店、香格里拉、天伦王朝们的——加上趴活的黄面的红夏利们,水泄不通。
▲当年杂志上对北京火锅的盘点,绝少不了能仁居
© 《北京纪事》
据陈晓卿老师的回忆,当年这条街,很可能改变了北京涮肉的格局:“在白塔寺涮肉群形成之前,北京的大部分涮羊肉还是走低端路线的,粗针大线。”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涮羊肉变高端了,开始吃起口外羊,分上部位了,连小料都差异化经营。
过去在东来顺吃涮肉,调料全自助,手潮的搁多了韭菜花,就自己享受去吧。能仁居们不一样,事先为顾客调好,辣椒油、葱花香菜另上,家家在“秘方”里做文章,跟今天一样。
▲当年东来顺的自助小料
© 《中国之食文化》
肉全选瘦的,切得极薄,也不用炭火锅,小本生意,直接煤气——今天北京是个涮肉馆都敢卖手切,厚得快能扒肉条,一水的铜锅,谁使煤气谁土老帽,全是对二十年前流行风潮的反攻倒算。
曾经的北京涮肉第一权威东来顺,似乎从那时开始走下神坛。甚至连地安门的新晋网红涮肉满福楼,都不得不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那也是个弄潮儿,据说溥杰先生跟老板聊过,自己小时候多么羡慕皇兄溥仪独一份的小火锅,才启发了这家走宫廷风,第一个使酒精小铜锅的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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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权威遭到挑战的年代。好像也是那一年,北京人开始对全聚德表现出各式各样的不作兴。
当一家名叫“鸭王”的餐厅开在中华民族园南门之前,吃烤鸭的去处,无非国营的全聚德、便宜坊,和各个以地命名的馆子,什么建国门烤鸭店、新街口烤鸭店、团结湖的北京烤鸭店——他家烤鸭改姓董,那是后话。
1997年以后,大家都在传说一个神话:吃烤鸭别上那些老店了,北京最好的鸭子在鸭王!
确实,那两年好像不上鸭王排个队,是有点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思。且不说各路明星大腕的,上一任国际足联主席约瑟夫·布拉特,一共来北京三天都得去吃一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吃完,直接跟老板放了话:贵店要开到日本,我一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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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里河、建国门等地开了五家分店后,老板穆民曾对记者说,要把鸭王做成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
世纪之交,这是餐饮界颇为流行的一句豪言壮语。
但也只有那个时代,会有那么多人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而当年敢说这句话的餐厅,毫无疑问,也起码都得有红透半边天的资格。
北京似乎期盼着它们的破土而出:这片被老字号和国营压实了几十年的土地,是该松一松了。
世异时移,北京人的口味开始变得多元,一些见所未见的东西空降来了。
比如,亮马桥大厦的萨拉伯尔餐厅就很奇特——1991年它一来,就成了全北京最贵的韩国餐厅,直到今天,除了“爱江山”等少数几家店外,少有别家打破这个纪录。
本世纪初,凡属北京的报刊杂志,任何一篇关于韩流的讨论,都会提一句萨拉伯尔的人满为患。那就是韩流的象征,哪怕它比安在旭、裴勇俊们出现在中国荧屏上还早。
© 《中国商界》
当年,那是上档次的会客室。瞿颖会在那里接受采访,跟记者边聊边吞下一大盘烤肉。
当年,那是国人肯定的异邦味道。做过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的万里,见识过多少老字号,退休后还不时惦记一下他家的烤肉。
自然,它偶尔也要见证一下历史:1995年,萨拉伯尔的某一场饭局上,除了大款就是大腕。
地产商张伟平看着对面一个不认识的黑瘦男人,问他太太:这人什么来路?太太说:那是导演,拍电影的。
张伟平答道,哦,我说巩俐怎么老给他夹菜呢。
有豪阔如萨拉伯尔,自然也有亲民如好伦哥。39元的披萨自助,哪怕在本世纪初,都是个稀罕物。
披萨走下了神坛,那茶餐厅也该出来遛遛。起码当日昌餐馆开在北海和五道口之后,人们再聊粤菜,第一个想到的就很难是水煮东星斑,或椒盐大王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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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味千拉面、一幸舍和面屋武藏们来临前,有乐和食,才是北京人的某种日式拉面启蒙——虽然很多人一直不知道它是康师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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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香辣蟹来了,卖水煮鱼出名的沸腾鱼乡有了新生意,蟹老宋的湖北口味也起来了。上海人说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吃够了螃蟹的人,自然对新的要求,超过了鲜。
那个时代,北京餐饮的丰饶夺目、异彩纷呈,一大半是这股汹涌潮流的功劳。
那个时代,谁要说北京是美食荒漠,半个中国都得斜着眼盯你。
今天,这些店没多少年轻人听说过了。
其原因,无非是自然规律,加上种种偶然因素——一是商标,鸭王的商标被上海注册了,京沪两地愣把官司打成了国内商标法教科书级案例。官司打完了,鸭王的民族园老店也关了,名声也跟大鸭梨、郭林差不多了。
当年有名的避风塘,也卷入过商标官司,可人家法院说了,避风塘是个香港地名,不让注册,结果全中国那些年全是避风塘,甭管有没有海有没有风。
更多的没落,还是自然淘汰所致。
当年蔡澜来北京,也被人拉去吃了一顿“鸭王”,觉得除了肥油少点,哪儿特别了?还不如香港的鹿鸣春。
鸭王除了烤鸭,当年主营的是粤菜,生猛海鲜。蔡澜没要这些,点了几样北京菜,觉得那碟五香花生米最够水准。
三里河中商大厦的店还在,可偏有一家四季民福骑在它楼顶上,有人开玩笑这是呛火来了。鸭王大概没服输,“百年烤鸭王朝的一代新君”今天还印在他家的餐具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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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萨拉伯尔的分店稀里哗啦地关,可燕莎商城的老店还在,还是那么贵。
谁还去呢?今年二月份唐仁杰去了。
仨人吃了1100多,其中包括60一盘的炒杂菜,158一小盘生拌牛肉——弹幕里大家对老唐的怜悯,比那次看他在仿膳花了一千五百多还心疼。
© 真探来了
可要不是老唐趟这回雷,很多人也不知道萨拉伯尔,现如今年轻人谁去燕莎呀?好比满福楼,从它搬到“古老”的蓝岛大厦开始,北京奥申委在此宴请各国记者的历史,就注定更快被遗忘。
▲东大桥路口每天来往多少人,可谁也不会想起去蓝岛逛一天
© 百度
谁也不知日昌餐馆命定的对手是谁,可它的顾客确实不再是那批人了。谁也不知好伦哥遭遇了什么,可饱弟确实眼睁睁看过,它在五环外一小区开了半年,愣被东北菜挤没了门脸,缩到二楼。
在北京,没有哪家饭馆是永垂不朽的,谁也不能逃过自然规律。可惜吗?有更好的代替,没什么理由可惜。
店不可惜,那口饭不可惜,那个年代可惜。
它们所象征的,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姿态,一种力争上游、别开天地的冲劲与动势。
旧有的,翻,没有的,造,远客迎入城中,贵胄搀下高台,开疆拓土,求新求变。哪像现在,热搜信息流一刷,照方抓药,什么红卖什么,不干别的。
可也没有办法。
毕竟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冲出去,而是活下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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