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1982年10月出版），作者郭崇毅，原标题《参加民盟工作的始末》

正文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宿县县长许汉三要我去宿县任城区区长。这时，开赴山东打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日夜不停地找我要粮、要夫、要各种行军用具。面对当时民不聊生与这种穷于应付的局面，我回想起一九三九年安徽省财政厅检管局局长、地下党员范醒之（当时叫祝青儒），派我到天长任第八货检处分处主任，以及一九四O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供给部部长李人俊，派我任皖东解放区天长经济检查处处长时，所认识的共产党员与所见到的解放区情况，鲜明地认识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打共产党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干了一个多月，就请假七次，终于返回合肥。临行之前，根据许汉三的秘密通知，我以城区区长名义，释放了原被日伪军关在监狱里的解放区干部群众约一百人。区署连夜印发了通行证，以“难民”身份，把他们送出国民党滇军把守的城门口。

合肥这时政治形势已很紧张，为了投身革命斗争，我找到在省文献委员会工作的表兄周景绍，向他探询有无去解放区的关系，不料他在新四军的两位妹妹周绍仪、周贤绍并无确定地址。无可奈何，我只好活动当上合肥县焦婆乡乡长。到职伊始就出了一张布告，禁止要粮、要夫，乡公所学校等一切开支，由贪污、挪用公粮公款的地方绅士退赃支付，以此来鼓动群众抗丁、抗粮。不久，皮定钧旅由中原突围，途经肥西，有干部、战士五人因病被俘，我设法放走了他们。此事被县府得知，撤了我的职。这时，我与周景绍以及拒绝担任合肥县参议长的龚衡军，经常往还，发发政治牢骚。不久之后周由省文献委员会档案里，搞到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阅后大大增长了革命知识，明确了斗争方向，并且了解到民盟是比较靠近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后由周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省文献委员会工作的民盟盟员李湘若，他向我介绍了民盟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于是，约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李极其秘密地来到南油坊巷我的住处，要我填了一张入盟的表，举行手续后，李当场划一支火柴把表烧了。从此,我便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个盟员。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请李湘若写信介绍我去民盟中央请示工作。到达南京时，我在沈钧儒、周新民公开活动场所“平正律师事务所”，见到民盟中央的罗子为。罗当时正在参加策动南京的学生运动，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和我谈了约一小时话。他说：一个盟员只身进入解放区作用并不大，应当：①利用自己社会关系策动国民党中、上层起义；②在城市要积极策动学生运动，掀起反美、反蒋高潮；③在农村有条件的要发动农民组织武装，迎接解放战争。罗并说，这三点是中共代表团同意的。他要我积极采取行动。并告诚：特务正监视民盟活动场所，要我火速离开。当天我即乘汽车到芜湖，次日乘轮船经巢县回肥。

我回到合肥不久，适逢国民党青年军在电影院里打了合肥中学的学生谢维尧。因与周景绍计议，这是发动学生起来反美、反蒋一个好机会。于是在周的家里，请学生陈永年等数人研究行动计划，并由我布置肥西焦婆乡在肥读书的学生孙道明等分头发动。由于当时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腐败，已是天怒人怨，所以在一、两天内即形成全市性的罢课、罢市。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省政府严惩凶手。并贴出：“反内战”、“反饥饿”、“美帝国主义滚出去”等标语。国民党政府十分惊慌，一连闭城三日不准城外学生进城。城门口还架上机枪，并由省保安司令张湘泽亲自出面镇压。记得他在南门瓮城内欺骗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再闹了，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的骑兵已经打进新疆五百里了。我们要一致对外！”我当时正坐在女墙上观望，听后不觉和城上、城下的人都哈哈大笑。张的威胁欺诈都没有见效，最后还是接受了学生们提出的惩办凶手和其他条件，运动才告一段落。

一九四六年春，我到肥西江夏店五星庙小学去动员龚衡军参加革命工作，他表示犹豫。从南京归来之后，我带了上述毛主席的著作，去找龚和另一位教师张志鹏。他们在看了毛主席的书后，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龚在这时由我介绍参加了民主同盟，他们表示愿意离开学校去抓武装。一九四七年冬，龚、张接受皖西四地委的指示，经过活动，龚当上了合肥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出任三河商队队长，共控制了十一个连队的武装，为合肥地区起义及合肥城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为了所谓“戡乱”，将区改为联防区，乡也改为大乡，由两三个乡合并为一个乡。我趁此机会到县政府通过人事室主任解苏华等活动，当上雷麻、焦婆合并后的大乡乡长。但力量还是有限，乡公所枪支不过十几支，包括民枪也不过百余支，而且未必听调。这时，我想到非发动贫苦农民不可。思考再三，最后确定用“兄弟联谊社”这个名义来组织群众，既易避开特务的注视，又能与当时流行的青、红帮有所区别。第一次在周公山下开会，公布了一人受难，大家互助的“公约”（内容约十条，详情记不清了），引起农民极大兴趣。会后很短时间，有的联谊社社员一个人就发展了几十个人。在有了一些群众基础之后，我买了两支驳壳枪交马兵、梁斌、万远山及由县常备队策动过来的李铁成等，搞武装活动。开始时人数较少，又没有机枪，大家希望部队有个名称，几经思考，因不敢擅用人民解放军番号，万不得已，就定为“中国民主自卫军第十二支队”，借以迷惑敌人。同时到六安孙家岗找到一个姓夏的刻了一颗关防，并以此委派长期掩护党的地下联络点的张华甫等几个人为大队长。这事引起了国民党注意。他们派军统、中统特务武装抄了我的家。追捕到六安，将我的亲戚丁大虎等逮捕，并将肥西兄弟联谊社社员顾正友等数十人，关进合肥监狱。我的父亲郭醒民，也在报上登“启事”与我脱离父子关系。第八绥靖区还下令通缉我。合肥报纸上还登出“奸盟”分子郭崇毅在六合一带发动“乱民”万人与“奸匪”合作的消息。实际上，我当时的活动，并未发挥这样大的能量，这只是反动派的自相惊扰。而且这个活动的时间也很短，四八年五月党派红军干部邹德胜来肥西建立“六合支队”时，我发动的这支由孙哲、李铁成、孙道璞、马兵、梁斌等人参加的游击队共有两个分队，就一直在邹的领导之下，直至上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

这支小部队在六合一带，只打过一些小仗，较大的一次是在肥西丰乐河附近，与敌六、七个中队遭遇，打了一天,夜间才突围转移。

一九四七年秋，刘、邓大军进入皖西，我即与李湘若、周景绍等计议与党联系，但经过多次努力，仍接不上头。在万分焦急中，三野派来的工作人员宣育华，忽于一九四七年冬找到我家（焦婆街上）。我们素不相识，当他放下卖香烟担子，去下毡帽，说是从山东回来的，我们就一见如故。他向我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我向他谈了自己已做的工作，彼此都很高兴。过了一个多月，当宣第二次来找我时，即宣布：皖西军区任我为六（安）合（肥）边区办事处主任，他是六合工委书记。

约在四八年四月，国民党的合肥县“裁乱委员会”提议要悬赏缉拿我，得到消息后，我又转移到六安思古潭一带，并以六、七百斤大米代价，买了一部油印机，与孙哲二人躲在农民王可仁家的土更楼上近二十天，翻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传单数百份。由孙夜间出去散发。这时，张志鹏已掌握了三河商队的武装。我到三河与宣育华开会。宣要我通过张在庐江薛家圩的住处，迅速去巢南见皖西四地委书记唐晓光。我经过张家，动员张的内弟马茂常为我带路，到达巢南，在白湖港汉里一只小船上见到县委书记侯希仁，接上了头。唐晓光第一次见到我交代的任务是：抓合肥与六安两处的策反工作。并要我在敌我交界的张志鹏家建立秘密联络点，负责转送情报与人员往来。唐还向我说过：要把余亚农找来，把民革、民盟的牌子都在解放区挂上，扩大影响，瓦解敌人。后因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胜利在望，这件事就没有进行。

当时，党对我这个党外干部，真是优礼有加。每次见面首长总要叫警卫员买两斤肉，几斤干子千张，与地委几位主要干部在一起吃一顿有菜饭。在我汇报情况与领导布置工作时，也是推诚相见，十分信任。在关键时刻并把地委联络部长介绍给我，要我负责把他送进国民党的战略据点——合肥,也完全放心。遇到紧急情况，也是要我随负责人一起行动。

约在四八年七月，皖西区党委打电报给四地委，要我任三分区肥西南办事处主任（撤销六合办事处），但我当时主要还是在四地委工作。至同年冬，肥西县正式成立，我就将在肥西经办的一些事交给县委书记宣育华与县长周心抚。办公用具，就是那一部油印机。

设在庐江张志鹏家的秘密联络站，有半年多时间，为安全起见，我在距张家三、四华里的南沼又租了两间房子（与解放区只隔一道圩沟），作为宣育华与合肥来的交通员隐身之所。当时合肥来跑交通的有：孙哲、王霖、孙道明、陈永年、徐天明，庐江的有马茂常、徐伦、柏玉厚等十多人。任务是：①与合肥的龚衡军和已到巢县黄麓师范的周景绍以及六安中学胡苏明联络，向他们传达皖西军区的指示；②以此为基点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弃暗投明；③护送党的工作人员进入国统区；④为解放区购买军事物资。

在此期间，曾接待过代表龚衡军去汇报情况的龚镜人、陈雷等多人。也接待过民盟李湘若、夏继诚等人。由三野敌工部派到皖西四地委任联络部长的蒋树民，也是在这个联络站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化装后才进入合肥领导地下工作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这里用写劝告信与散发传单等办法，争取了舒、合、庐三县边区联防主任边正潮，肥西山南联防区主任郭弼，庐江白石山联防区主任范铁僧等人采取中立态度，不妨害我游击部队与交通员活动。郭弼后来参加“合肥支队”起义，任大队长。其他两个联防区，在解放前夕也自动放下武器。

有一次，在敌人三路进攻巢南根据地的情况下，唐晓光政委在仓促中交给我约三斤金叶子，要我购买子弹。我除了就地与夏伯仙商议，先送去约一千发子弹外，另派张志鹏之妻将金叶子送到合肥，由龚衡军买了约两万多发子弹，运到官亭联防区，正准备运往巢南，被三分区曾庆梅司令员知道要去了。后来，四地委书记陆学斌写信派专人来催，由曾司

令员通过皖西军区打电报给四地委，才说明情况。

八、“合肥支队”起义与合肥和平解放

龚衡军四八年春当上合肥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至当年夏，基本上已控制了城乡十多个连队。唐晓光曾要我向龚传达：起义时可以与解放军一个团合编一个独立旅，要龚尽可能注意扩展力量。这时，国民党已通缉了我，龚怕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与我的关系，内心惶恐！曾几次派人到庐江联络站找我，要我向唐要求，批准他早日起义，以免功败垂成。唐有一次由区党委开会回来，在庐江马槽向我传达区党委指示：龚衡军暂时不能起义，为服从整个战局的需要，要龚待机行动。唐当时告诉我：为防备不测，龚衡军可以撤出合肥到官亭任联防区主任，城内工作由其任国民党省司法部门官职的堂弟龚兆庆代替。

在此之前，曾庆梅与三分区专员霍衣茹（四七年冬我即派孙哲、吴峰、翟宇平、郭解民等与三分区取得联系）曾一再向我发出指示：要求营救被俘的解放军人员与党的地方干部。我把这个任务转交给龚衡军，龚又与龚兆庆及其另一堂弟龚积泽（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军法处长）计议，先后共救出部队营级及地方县、区级干部十余人，后来龚兆庆也由龚衡军介绍参加了民盟。四八年冬，国民党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想用皖人治皖来缓和矛盾，稳定残局。龚兆庆在此时向唐请示，想利用这个机会接任合肥县长，掌握实权，开展工作，军区同意了这个意见。

三大战役开始后，唐晓光与我均调三地委。唐任书记。我由肥西南办事处主任调任三分区政治部联络科长。唐要我向龚衡军传达指示：要龚立即起义。龚在官亭起义那天，有武装千人，编三个大队。唐晓光、曾庆梅均参加了大会。并命名为“合肥支队”。由于时间仓促，找不到白布印臂章，龚将其一顶新白竹布账子拿出，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巩固这支部队，地委派马力兼任支队副政委，高德润为政治处主任,我兼供给处处长。我与马力随这支部队从张新圩到山南馆。工作有三、四个月，直至这支武装上升到正规部队，我们才离开。

合肥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迎接解放军进城的。解放后第二天，马力即奉令与龚衡军率合肥支队来肥，第三天上午，马、龚与我三人进入城内，在段家祠堂向三野先遣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政治部主任宋日昌，汇报了合肥地区革命斗争与地下活动的情况。谭、宋都深为满意。这次我曾到县政府去看龚兆庆，他提出想到皖西军区工作。由于先遣纵队留他随军解放安庆，才没有走。

六安第二次解放之后，我在地委见到马力与蒋树民。马动员我随二野进军西南。蒋要我去三野政治部敌工部。我接受蒋的意见，由皖北军区转了介绍信到南京、苏州，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乘铁道摩托车进入市区，原拟继续派往国统区做秘密工作，经研究认为我的身份已经公开，极易暴露，故留沪迟迟未行。适在此时，中央南下工作团到达上海，民盟中央委员李相符亦随团前来，经三野政治部与民盟华东执行部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调我回肥做建立合肥民盟组织的工作。

上、民盟合肥分部的建立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带着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与民盟华东执行部的介绍信件，由上海返回安徽，遵照民盟总部的指示建立民盟合肥分部。当时的中共皖北区党委秘书长张恺帆和我谈话之后，即介绍合肥军管会负责人、中共合肥市委书记李广涛与我接洽。这时正是大战之后，百废待兴之际。起初，只在南油坊巷我的住处，抽一间房子作为盟员往来聚会之所。虽然刻了印信，但未正式办公。只是在庆祝开国大典与一些群众大会上，讲讲话；就一些重大问题，向来访的报社、电台记者发表谈话。当时的盟员也不过龚衡军、周介如、于介藩、郑震、彭拜、周芜等十数人。合肥分部的全称是：“中国民主同盟合肥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我,童车五、李春舫二人为委员。供给是市委每月拨几百斤大米，作为我与童车五以及随我从三野政治部来肥的警卫员郭从正三人的生活费用。

四九年冬，我去北京参加民盟中央四中扩大会议，历时一月有余。回来后，我为想做一点实际工作，请求调任皖北区第一林场场长，离开合肥。与此同时，童车五也到皖北文教部门参加了工作。约在五O年四月，皖北区党委统战部长李云鹤，忽然派人星夜把我从肥西紫蓬山找回，要我写一份解放前民盟在合肥地区活动情况的材料，带到北京去开统战会议。同时，委我为皖北政协副秘书长。这时，童车五又调回分部，任驻会委员。夏继诚、李湘若、于介藩这时也参加了分部的工作。据我记忆，这是合肥最早建立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

约一年之后，民盟中央组织部长周新民派沈子修、吴伯敏、王涛之等来肥，成立皖北支部时我为委员，后来成立民盟安徽省委员会，我即脱离了民盟工作。一九五六年，我因报告肥西县农业生产弄虚作假，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二年，民盟安徽省委也跟着开除了我的盟籍。六二年党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安徽平反了我的冤案，民盟又跟着恢复了我的盟籍，直至于今。

回顾入盟三十六年的历史，深感工作做得太少。中宵自问，反侧难安！今后只有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加倍努力。为四化做贡献，以期不负民盟盟员的称号。

一九八二年三月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198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