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的《品三国》存在诸多主观臆断、断章取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处！就连挂在武侯祠正中的攻心联，他都解释错了，而且错得极为离谱。

攻心联本是清朝赵藩对诸葛亮南征时采用攻心战术而非穷兵黩武的赞扬，易中天却借此来抹黑诸葛亮穷兵黩武，实在是大错特错。在军事方面，他用司马懿写给其弟司马孚信里的词句来评价诸葛亮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简直令人发笑。要知道，司马懿写此信后不久，就在卤城之战中败给了诸葛亮，这无疑是狠狠打脸。

如今，成都高铁因武侯祠而改道，试问，成都高铁会因易中天而改道吗？

诸葛亮担任相国时，安抚百姓，制定礼仪制度，精简官职，遵循权宜之制，坦诚待人，秉持公道；对尽忠而有益于时势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对触犯法令、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亲人也必定惩罚，对认罪服法、真心悔过的人，即使罪行较重也必定释放，对巧言掩饰、逃避罪责的人，即使罪行较轻也必定诛杀；善行无论多么微小也会得到奖赏，恶行无论多么细微也会受到贬斥；各种事务都处理得精明干练，遵循事物的本质，按照名分来责成实际，唾弃虚伪不实；最终在国内，人们都敬畏且爱戴他，刑法政令虽然严厉却无人抱怨，因为他用心公平且劝诫明确。他堪称是懂得治理的优秀人才，是管仲、萧何一类的人物。

《三国志》记载：

等到刘备去世，继位的儿子年幼弱小，事情无论大小，诸葛亮都亲自处理。于是对外与东吴结盟，对内平定南越，建立法规施行制度，整顿军队，在器械工艺方面，力求做到极致，教育和法律严明，奖赏和惩罚必守信用，作恶的必定受到惩处，为善的必定得到彰显，以至于官吏中不容奸邪之人，人们自我激励，路不拾遗，强者不欺凌弱者，社会风气良好。

《三国志》还记载：

百姓追思怀念，将其作为美谈。至今梁州、益州的民众，谈论诸葛亮的事迹，言语仍在耳畔，即使是召公受百姓歌颂的甘棠之咏，郑国人赞美子产的诗歌，也无法与之相比。孟轲曾说：“用让百姓安逸的方法役使他们，百姓即使劳苦也不会抱怨；用让百姓生存的原则去杀人，百姓即使死了也不会愤恨。

”确实如此！评论者中有人奇怪诸葛亮的文采不华丽，却过于叮咛周到。臣愚笨地认为，咎繇是大贤，周公是圣人，考查他们的著述，咎繇的谋略简略而高雅，周公的诰文繁琐而详尽。为什么呢？因为咎繇与舜、禹共同商讨，周公与群臣发誓立约。诸葛亮所交流的对象，都是普通人和凡夫俗子，所以他的文章旨意不能高远。

然而他的声教遗言，都是处理事务、综合事物，他的公正诚恳之心，体现在笔墨之中，足以让人了解他的心意和道理，并且对当世有所补益。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在当地得到解决。

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在蜀营中“缴获其图书、粮谷甚多”。这正表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显著。

当地百姓生活改善后，能够吸引更多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发展，逐步实现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让百姓“安于居所，乐于事业”。只有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才能保障统治阶级的长久安定。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仍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

据李仪祉先生考察，“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在使用。

诸葛亮从未劳民伤财，他接手的是一个近乎灭亡的季汉，利用蜀锦和南中的漆器从曹魏获取利益，用五铢钱从东吴获取财富，搞得占据天下九州六七的大魏竟然退化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吴国完全成为季汉的经济附庸。然后用这些钱在蜀地开展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比如重修都江堰，设立司堰官，修桥修路更是不在话下。

他用从魏吴获取的钱出兵北伐。至于易中天所说的薛栩访蜀说民有菜色、《仇国论》等，这些都是诸葛亮死后二十多年的事了，易中天却归咎于诸葛亮。实际上，这些都是刘禅任用黄皓乱政导致的。诸葛亮治蜀成效显著，以至于东吴四大家族顾陆朱张中的张温，作为孙权的心腹，出使季汉后，看到诸葛亮治理下的季汉，立刻从孙权的心腹变成诸葛亮的小迷弟，回到东吴后一个劲地夸赞诸葛亮，还“称美蜀政”，让孙权很没面子，没多久就找个借口把他的官职罢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