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朝代，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个非常窝囊的时代。众所周知，明朝亡于党争，但其扭曲的政治派系斗争直接令国力呈断崖式下跌，甚至祭出许多十分愚蠢的操作，直接葬送了不少能够改写历史的机会。这段历史令人看罢又恨又气，不禁大骂“书生误国”。所谓“书生”对这个本该伟大的朝代造成了怎样可怕的伤害呢？咱们今天就来讲个典型。

南明实际上是个十分混账的政权，1646年6月，清军大举进攻福建，南明隆武帝被乱箭射死。监国的桂王朱由榔直接出逃，几乎将广东拱手送人，这使得南明政权人心尽失，局势危如累卵。或许是气不该绝，关键时刻，大量农民军主动放弃了对朝廷的成见，在民族大义与国家使命感的引导下选择同南明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共同抗击被视为“外来者”的满清。一时间，不少势力纷纷依附南明，这其中甚至包括一部分已经投降了清廷的“叛徒”；大局也因此出现了扭转，一度被打到绝路的南明不但重新站稳了脚跟，甚至几乎重新掌握了半壁江山。

这种情况下，南明朝廷不该万分感激，更加团结这些爱国势力是不是？谁料当时相当一部分朝臣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一来认为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朋友”心怀不轨，毕竟曾经可是有你没我的死敌；二来官老爷们压根看不起农民军，甚至下狠手倾轧。

总之，一番折腾下来，大好的抗清局势就这样被白白葬送了，时间来到1649年，清军连下南昌、长沙，南明重臣何腾蛟兵败被杀，局势再一次出现逆转。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老天爷把一个大馅饼砸到了南明朝廷头上——军阀孙可望主动来投，表示愿意帮助南明抗清。

这孙可望来历可不简单，他是大名鼎鼎的大西王张献忠的干儿子。当时，他控制着整个云南，麾下兵多将广，是实力最强的汉人军阀。此番投靠南明，孙可望的目的并不单纯，同为张献忠义子的李定国是个狠角色，打仗相当有一手，在大西军中声望极高。而在决定是否要联合南明的商讨中，孙可望本想偏居一隅做个土皇帝，不料李定国坚持要以民族大义为重，获得了大多数将士的支持。虽然前者嘴上没说啥，心里却对李无比嫉妒。因此，孙可望一早就给南明政权带去了自己的条件：别的不多要，只要给封个“秦王”爵位就行。

当然，南明朝廷也没有开天眼，他们未必清楚大西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以他们的视角来看，此时迎面而来的是一位关键的强援。

值得一提的是，秦王是当年张献忠入蜀后自封的称号，能获得这个爵位，对孙可望而言无疑象征着对干爹地位的承袭，从身份上就压制李定国一头。因此可以推测，孙可望根本就不在乎南明朝廷给他多少俸禄或是多大的权力，哪怕是给个空头爵位都行。对当时的南明而言，以这样的代价就能换来一位优质盟友，这岂不是赚翻了？

然而，当负责与孙可望谈判的云南副使杨畏知把对方开出的条件带给永历帝时，大臣们居然当庭就炸锅了。多数大臣反对朝廷招纳大西军，他们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将孙可望、李定国连同大西军将士们称为“贼人”，劝告永历帝切不可引狼入室。更有一些大臣当场祭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夸张表演，其中以给事中金堡最为出头。此君先是给皇帝上奏，对诏安一事提出强烈反对；觉得不过瘾，不久又呈上一封，最终连上7道奏折，甚至还玩起了无差别攻击，把被派去谈判的杨畏知也给骂了一顿，称其“为贼游说”，要求严加承办。

大学士瞿式耜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给孙可望的手书挑起了毛病。他指出，孙可望在信中不以“永历X年”计数时间，而是单写“己丑年”，分明是心怀不轨。事实上，瞿式耜并非坏人，后来在桂林城破被俘时，他表现得还是相当令人尊敬的。只不过在当时，士大夫出身的他骨子里就透着那种高傲的酸腐与固执，根本瞧不起农民军。

朝堂之上并非没有鸽派，兵部尚书堵胤锡就强烈建议永历帝送给顺水人情，毕竟这样有实力的盟友不可多得，机不可失。不料金堡连堵胤锡都喷，阴阳怪气地问：“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显然，永历帝是不想错失孙可望的，在一番争执下，明廷只开出了如下条件：封秦王没戏，最多给个公爵；至于其他的待遇，得先看表现再说。

闹到这一步，“书生”们已经白白消耗掉几个月的大好时机了，这也给别有居心者留出了充分的操作空间。

话说另一边，孙可望在云南等得不耐烦，突然有位自称是南明皇帝使者的人主动找上门，称朝廷不但愿封孙可望为秦王，还要尊他为“父师”，请他监国。孙可望激动之下瞬间飘了，下令全军将士集体出动，在受封时高呼“万岁”，呼声震天撼地，实属大场面。然而尴尬的是，这名使者是假的，不过是广西军阀陈邦傅派来搞事情的。杨畏知随后赶到，在了解了情况后哭笑不得，将实情告诉了孙可望。

听罢，孙可望气得不行，但又不好意思发作。咱老孙也是好面子的人，都向天下宣称自己接受明廷册封，坐实“秦王”身份了，结果再自己否认，那不摆明了是被人当成傻瓜耍了吗？于是，孙可望干脆跟杨畏知挑明了，自己啥都不要求，甚至连秦王印玺都可以不要，只要朝廷给个官方承认的“秦王”爵位，哪怕是一毛钱俸禄都没有，我老孙也愿踏踏实实地跟着永历老大哥做事。

当杨畏知把孙可望的意思转达给朝廷后，后者也表示愿意做出让步，但有意思的是，朝廷那帮死硬的“书生”脑子怎么都转不过弯来，说啥都不让皇帝封孙可望为秦王，有人提出可封“平辽王”，也有人提出可以打个擦边球，封个“定秦王”之类差不多的爵位。结果几番折腾下来，孙可望是当真受够了，直接扔下一句“臣等惟一意办虏，功成之日，自听公议”，踏踏实实地做起了他梦寐以求的秦王，再也懒得搭理明廷了。

就在这反复纠结的大半年时间里，抗清局势出现了巨大变故：明军节节败退，广州、桂林先后沦陷，清军兵锋直指南宁。无奈的南明朝廷只能向云南大西军请求庇护，孙可望派人将皇帝送往贵州，途中又提起封秦王一事。讽刺的是，事情都到这份儿上了，一众大臣居然还不肯答应，反而谴责孙可望这是趁人之危，非君子之为。但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纵使一百个不情愿，南明朝廷也只能照做。

人家孙可望不是傻子，虽然最终如愿拿到了“官方认证”，但此时他早就对南明朝廷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干脆彻底释放了自我，为所欲为起来。几年后，因为在抗清事宜上的分歧，再加上对李定国的严重猜忌和嫉妒，孙可望亲率10万大军进攻，却被对方3万人轻松击垮，逃往长沙后归降清军。在成为一把手之后，李定国立马摆出了坚定抗清的姿态，不料孙可望出于愤恨和邀功目的，已将大西军的内部问题、军队布防等全盘告诉了清廷。不久，大批清军汹涌而至，南明王朝的最后一点立足地很快也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