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石东林
我家住在商洛地区的大山深处，那里地少人多，交通闭塞，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家兄弟姐妹五个，只有父母两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年分的粮食是全生产队最少的。所以我们家也是村子里最穷的一家。虽然我们家里很穷，但是母亲有点文化，因此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我们兄弟姐妹全部都上完了高中。
我是家里的老大，１９７１年的年底，我高中毕业回到了农村。家里多了一名男劳力，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那一年的夏季，我们家分的小麦明显比往年多了不少。父亲高兴得整天乐呵呵的，见人就夸我勤快，知道父母的辛苦，是个好孩子。
可是我却厌倦了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村苦日子。于是１９７２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后我就报了名。气得父亲几天不理我，说我是白眼狼。还是母亲明事理，她说孩子当兵是好事，有前途。要是干得好，提干了，就可以脱离农村，成为国家干部。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勉强同意了我当兵的要求。
目测、体检、政审，我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在全村十三名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３日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踏上了去西去的列车，我怀着满腔的热血和激情走进了军营。
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了，我以崭新的姿态，昂扬的斗志，顽强拼搏精神，积极的投入到这既紧张又严肃的训练当中。
我勤奋努力，刻苦顽强，事事都走在别人前面。每个科目的成绩都名列前茅，终于赢得了领导的好评和同志们的信任。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运输连成了一名汽车兵。
带我的师傅姓罗，名叫罗天祥，是河南人。他已经开了四年车，是运输连的一名技术骨干。本来去年他就应该退伍回家的，但由于他技术全面，带兵经验丰富，因此，连队没有舍得让他走。跟着这样的师傅学开车，别人都非常羡慕，然而我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他对我太苛刻了。
每次出车回来，别人都躺到床上休息去了，但罗班长却要我擦车，洗车，甚至还故意弄出点毛病让我去修。
爱干净的我，整天衣服油腻腻的，邋遢到了极点。
那是一阳光灿烂的下午，吃过午饭后，罗师傅对我说：“今天，天气好，你把车开到河里洗一下，然后记着检查一下车子的刹车。”
我答应一声后见师傅出去了，就极不情愿的把车开了出去。
四月天气，说热不热，说冷也不冷。我趟进清凌凌的河水中用脸盆使劲地给车上泼着水，然后再用抹布仔细的擦着车身，只一会功夫车子就被我洗得明光闪闪和新车一模一样。
就在我准备开车回去检查刹车的时候，一个女兵端着一脸盆衣服走到了河边。
这女兵，个子高挑，皮肤白皙，五官精致而秀气。特别是那一双大而圆的丹凤眼像一对黑宝石一样镶嵌在那雪白光洁的脸上。一对眸子左顾右盼灵动而妩媚。她在河边走了几个来回后竟然向我招了招手，让我过去。
我走到她的面前，她便让我给她搬洗衣服的石头，支好了石头，她又让我给她把石头前边的沙石刨开，刨成一个深潭。弄好这一切后她又让我给她帮忙揉搓衣服，真把我当成雷锋了，支使起来一点都不客气。
不过，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看着她款款脱掉鞋袜，把那白嫩的脚丫子伸进水中，然后挽起袖子，露出那莲藕似的玉臂时，我的心里一热，这么美丽漂亮的一位女兵，谁要是能娶她当老婆，那还不高兴死？
她让我给她揉头遍，她洗二遍。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洗衣服。原来这名女兵叫吕冬梅，是离运输连不远的卫生队的一名卫生兵。她这也是利用空闲时间在学雷锋，她今天洗的衣服都是病号的脏衣服。
只一会时间，我们便熟悉了，洗完衣服后，我把她送到了卫生队后就回到了连队。谁知竟然把检查汽车刹车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晚上师傅问我检查了没有，我竟然破天荒地撒了一次谎。没想到就这一次谎，险些让我和师傅车毁人亡。
第二天我和班长接受了一次特殊任务，要给一个兵站运送一批物资和器材。而这次运输任务却只需一辆车去完成。当然独自出车，对于师傅来说也不是第一次。所以连里的领导对罗班长还是非常放心的。
为了赶时间，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一路上都是我在驾驶车辆。到了兵站后，我们卸完车准备返回时，班长让我坐到了副驾的位置。他说，这里海拔高，坡度大，转弯多，需要全神贯注。他说我跑青藏线时间短，他不放心。我也没有与他争执，就乖乖地坐在了副驾的位置。
车开出兵站大约有半个小时后，师傅突然严肃的问我：“你昨天到底检查没检查车辆？”我知道师傅可能已经感觉到车子有了毛病，于是我就如实把昨天帮女兵洗衣服的事全告诉了师傅。师傅瞪了我一眼命令道：“拉开车门，准备跳车！”
听到师傅如此一说，我知道车子可能出大问题了，极有可能是刹车出了问题。因为现在正是下坡路，而汽车的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极限。而这一切都是我的疏忽造成的。我忙说：“师傅，你跳吧，我来开！”
师傅什么说也没说，只是眼睛死死的盯着前方。突然师傅猛推我一把并大声说：“快跳！”我随即拉开车门就跳了下出。因为师傅选择的是一个比较平缓的斜坡，所以我跳下去时除了膝盖有点擦伤外，没有任何大碍。
师傅开着车，顺着公路飞速下滑。突然前边出现了一辆小吉普，眼看两车要相撞的时候，师傅猛打了一下方向盘，车子紧挨着路边的斜坡与小吉普擦身而过，然后翻了几个跟斗侧翻在公路下十多米的地方。
我像发了疯一样扑向出事地点。车子已经面目全非，不成样子。师傅也被甩出车外老远的地方。我跌跌撞撞跑过去抱起浑身是血的师傅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多亏那辆吉普车及时返回，车上除了有一位首长外，还有我昨天帮忙洗衣的那个卫生兵吕冬梅。吕冬梅简单地给师傅处理了伤口，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师傅抬上了小吉普。看着小吉普急驰而去，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师傅，是我害了你，你可千万要坚持住！
经过医院的奋力抢救，师傅命是保住了，腿却落下了残疾。这一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是我，我写了一份长达５页的情况说明，要求组织给我严厉的处分。但师傅却把我的情况说明撕了，他说，他已经把情况给组织汇报过了，让我不要再多此一举。
处理结果出来了，师傅被记大过一次，而我却安然无恙。我知道师傅替我背了黑锅，因此就决定向组织坦白一切。没想到师傅却拦住了我，他说，他已经落下了残疾，脱下这身军装是迟早的事，回乡当一个农民，记一大过，和没记过结果都是一样的，生产队照样给记十分工。而我就不一样了，我年轻，聪明，有前途，说不定还有提干的可能。历史上有了污点，会埋没我这个人材的。
师傅走了，带着伤残，带着处分，回到了他的家乡。走的那天，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那辆修理好的汽车跟前，然后又打开引擎盖，他除了给我讲解经常出现故障的地方外，还给我讲授了他的一个绝活。就是在跑青藏线遇到高海拔时，应该怎样让发动机发挥最大的功率。我把师傅的谆谆教导一一牢记在心。
师傅走了，我不但入了党，还被提拔为副班长。
转眼间我也成了一名老兵。眼看服役期快满了，但我依然没有提干的希望。想到自己又要回到那穷山沟，又要过那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
前几天大妹还给我来了一封信，她说，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现在当了一名民办教师。除了每个月有３０个劳动日外，另外国家还给补助８块钱。二哥拿到补助的第一个月，就给她和小妹每人买了一双非常流行的塑料鞋。她非常高兴，她要我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提干，也让父母高兴高兴。我看过信后眼睛都润湿了，全家人都希望我能提干，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在部队想要提干是多么的艰难啊！
前几天吕冬梅还来找过我，她比我小两岁，现在都已经提干了，当上了护士长。她的意思也是让我好好表现，争取提干。
我利用一切休息时间积极表现自己，帮厨，喂猪，打扫卫生，给战友理发，甚至还给战友洗衣服。尽管同志们都说我好，领导也夸我是个好同志，但就是没有提干的任何希望。
转眼间就快要到冬季了，一天我们连派出１３辆车上了青藏线。到达一个兵站后，天空就突然飘起了雪花，我们只好在兵站住了下来。
吃过饭，我们几个人正坐在一块聊天，突然一个领导从门外走进来，兵站的其余几个领导立即围上来问：“怎么样，上去了没有？”
那领导气极败坏的把帽子给桌子上一摔说：“上去个屁，两辆车都翻到了路下，司机也摔成了重伤。”
其他人立即显出焦虑的样子，我挤过去忙问出了什么事，那领导说，一位首长的车子翻到了山口，首长也受伤严重。派了好几辆救援车都上不去！
我想了一会说：“我已经在这青藏线上跑了好几年车了，多少有点经验。要不，我去试试？”那领导打量了我一会说：“山口海拔高，道路崎岖，坡度大，转弯急，我们的两辆车已经翻到了路下，这可不是闹着完的。”
我忙说，我有把握，救人要紧，你就让我试试吧，兵站领导在一块商量了一会后就同意了我的要求。就在我开着车子要出发的时候，突然一辆小吉普就停在了兵站门口，从上面跳下来了个女兵，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吕冬梅，她拦住我的车，非要我带着她不可。
兵站又派出两个同志陪同，我们四人从兵站出发，向山口而去。走了不到５０公里，车子就像得了哮喘病一样，再加油没动力。我下车按照师傅教我的办法，调节了一个过虑器。这一调节果然奏效，只是车子的速记慢到了极点，就像一头老牛一样喘着粗气慢慢的向前走着。
几处大的转弯处，我都让其他人下车，我一人驾驶。过了危险地方，其他人再上车。五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赶到了出事地点。
首长伤得非常严重，其余几个人也不同程度受了伤。吕冬梅一边给伤员进行包扎一边嘤嘤的哭着。我急忙走过去拉开她：“不要哭了，快点包扎，我们还要赶路呢。”
简单的处理过伤员的伤口后，我们就把几个伤员扶到了车上，然后就开始向回返，下坡路比上坡路更容易出事。稍不留意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我把车速放到了最低。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几次险些把车开到路坎下。到了最难走的陡坡，根本就辨别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坎。两个男同志只好下了车，一边用铁揪探路，我一边开。多亏我给车上扔了几床被褥，转弯的时候，两个同志每人怀里抱着一床被子，如果发现车子打滑，立即就把被子垫到车轮下边。
就这样，经过９个小时的艰苦努力，我终于把受伤的首长和同志从山口接了下来。
这次救援任务顺利完成后，我很快就被调到了师教导队，在教导队培训三个月后，又回到了运输连，只是这次回运输连，已经不是一个班长了，而是一名排长了。
我提干后与吕冬梅接触越来越频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吕冬梅第一次带我去她家，我才知道，那天我的救的首长就是吕冬梅的父亲，军区副参谋长。
１９７７年我与吕冬梅结了婚。我们在雪域高原一干就是２３年，直到１９９５年，我们才一同转业回到了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