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发动玄武门事变，秦王李世民虽然顺利拿到了大唐的军政权力，但事变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他皇权的合法性，更影响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为了将事变对其影响最小化，太宗最好的办法就是：

用军功和政绩来证明其合法性，用圣君的标签武装自己。

至于军功，举世都知道大唐的江山是秦王打下来的，后来更是在搞定突厥之后佩戴上了“天可汗”的标签，而政绩，太宗也通过一番努力拿到了“贞观之治”的结果。无论是文治和武功，太宗都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其即位的合法性。

但如何稀释玄武门事变对其历史影响这对太宗来说则是一场硬仗，且必然是持久战。经过深度思考，太宗决定引入谏臣这剂药方，培养一位刚猛的谏臣，来衬托自己的圣君形象。

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魏徵。

对于魏徵，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善后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价值，作为东宫曾经的谋臣，将魏徵拉入自己的阵营是争取前太子建成势力的最好手段。

于是，历史上就发生了一段著名的对话，李世民问魏徵：“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则避开问题回答道：“要是太子早听我的，秦王根本就不会有今天。”

魏徵的回答充分体现了兵法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然李世民的问题怎么回答都不合适那还不如绕开这个问题直击玄武门事变的核心：太子和秦王的矛盾，谁先动手谁胜。

如此，既避免陷入李世民挖好的坑，还通过对玄武门事变本质的解读释放了自己的精明特质。同时，这也是魏徵向李世民发出打不过就加入的信号，意思是，秦王你能先发制人确实厉害。

当众人还在为魏徵的安危担忧时，人家早就已经和李世民谈好了合作。当魏徵加入李世民阵营之后，忠于建成的势力也就不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因为，魏徵这种曾经对秦王态度异常强硬的人都能被重用，何况他们呢。

随后，魏徵又亲自出使河北，成功稳定了河北的人心。

等于说，贞观初年政局的稳定，魏徵是有相当功劳的。

至于魏徵为何如此，笔者的看法是：魏徵是职业政治精英，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在大唐政局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对于效忠的对象，魏徵则没那么在意。

想当年，他站在隋末群雄逐鹿乱局的十字路口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满腹的才华进行变现。这也就注定了魏徵会在玄武门事变之后站强者的队。

李世民在拿到权力之初就将魏徵的个人价值最大化。

魏徵和太宗属于双赢 图源/剧照

当然，对于魏徵这种聪明人他太知道自己在贞观时代的作用了，就是作为刚猛的谏臣向太宗提建议，将太宗批得越狠，玄武门事变对太宗的影响就越小。

对于魏徵和太宗之间的“合作”，史书也留下了许多记载。贞观十五年（641），朝廷准备派遣使者前往西域册立叶护可汗，为了节约成本，太宗命令使者顺道将买马这事给办了。

魏徵马上站出来反对，他提醒太宗，如果这样做，西域各国就会认为，大唐是在贸易时顺手将外交的事给办了，还是应该专事专办。

太宗马上醒悟。

笔者严重怀疑，诸如如此事件可能都是两人给大家演的戏，因为，太宗作为精英政客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其之所以如此，可能就是为了向大家展示自己纳谏的胸怀。

当然，魏徵更多时候还是真在给太宗纠错。有一段时间，各地纷纷上报，说岭南的冯盎叛乱。由于距离太远，朝廷也无法确认此事，太宗听的次数多了也信以为真准备派兵征讨，但魏徵却认为证据不足朝廷不应该出兵，如此只会逼对方造反。

太宗在派人调查之后，事实果然如魏徵分析的那样。

对于魏徵对贞观政治的影响，太宗是如此评价：“此人能顶十万大军。”

自从太宗和魏徵组队之后，双方简直就是形影不离，贞观八年（634）时，李靖曾经建议由魏徵来主持对京师官员的考核，太宗当时甚至表示，自己要去九成宫，必须得带上魏徵。

随着人们的注意力都被这对CP所吸引，也就逐渐淡忘了对玄武门事变的记忆，很显然，太宗这是在找了一个治国帮手的同时又成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人就是这样，当其被新的事物吸引时，往往会对往事逐渐淡忘。

当然，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还必须得上猛药，魏徵有一次就因为劝谏的力度太大超过了太宗所能忍受的极限结果导致太宗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就嚷嚷着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

最后是在长孙皇后的劝说下才熄灭了这场“大火”。

那么问题来了，魏徵为何会触摸龙鳞，就是因为他比谁都知道，太宗需要这剂猛药。同时，面对太宗对自己劝谏的肯定时，魏徵也往往会将功劳推给太宗，认为是太宗创造了轻松的政治氛围，他才有发挥的空间。

政治，说白了就是表演。

行文至此，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臣子如何在帝国实现其个人价值，一般来说，武将靠军功，文官靠政绩，文官在政绩这条线上如果没有发挥空间时还可以走谏官这条路，以劝谏来强化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海瑞就是通过刚猛的上谏方式一战封神的，后来的曾国藩在京师做官时也走过这条路。

说白了，言官为了流芳百世，帝王也害怕遗臭万年，双方之间是不得不合作，尤其是李世民这种特别需要谏官的皇帝。

这也是历代王朝政治的一个隐形规律。

不过呢，魏徵也并没有蛮干，他往往也在其中寻找平衡，因此，常常将语言的艺术发挥到极致。贞观七年（633），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因为犯法被都官郎中薛仁方给抓了起来。为此，当时正在皇帝身边做千牛卫士的杨誉儿子就故意打薛仁方的小报告，说对方故意刁难皇亲国戚。太宗当时已经准备对薛仁方进行免官，惩罚，结果，魏徵却及时表态：“如今能禁断这种事的唯有陛下。”

给皇帝戴一顶不包庇皇亲的帽子，太宗自然就会接受他的建议惩罚皇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徵比任何人都明白，太宗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皇帝，他必须得刚柔并济。

就像明朝的海瑞，大家都认为此人是个直男，劝谏的力度没有上限，实际上他在和同僚、皇帝博弈时也经常讲究策略。能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谏官其实都是有生存智慧的。

只是，魏徵在硬刚太宗的过程中确实也起到了纠错作用，以致于魏徵的去世让太宗感觉像是丢失了一面镜子。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辽东，但却无果而还，面对极不理想的结果，太宗无比懊恼：“要是魏徵还在的话一定会拉住朕的。”

贞观政治，没有人能替代魏徵，因为魏徵不仅有摸龙鳞的勇气，更有相当的政治水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魏徵就是贞观政治的设计师。

武德九年（626）10月，在即位两个月之后太宗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对如何开启接下来的贞观之治展开讨论。以封德彝为代表的朝臣主张延续魏晋以来的传统，采用霸道治国。

但魏徵却坚持王道治国的路线，主张以德化民。太宗最终力排众议，采纳了魏徵的意见。

仅仅用了四年，贞观政治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用太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天下朕靠的是房玄龄，坐天下靠的是魏徵。”

政绩和军功一样都能证明太宗的合法性 图源/剧照

可以说，魏徵正是在贞观时代实现了其作为文臣的个人价值。遥想当初，魏徵人生的底色只能用“坎坷”二字来形容。魏徵最早是跟随瓦岗军的李密的，在李密投降唐朝之后他又成为了唐臣，由于后来李勣曾经被窦建德打败，魏徵也被敌军俘虏，被迫给窦建德打了一段时间工。

虎牢关之战，唐军大胜，魏徵回归唐廷。

只是，在成为太子建成的谋臣之后，魏徵的建设性意见屡屡被建成否定，最终导致了玄武门的惨败。

在跟随李世民之后，魏徵才逐渐在唐朝崛起，先是为正五品的谏议大夫，接着又做了从三品的秘书监，贞观七年（633），魏徵更是成为了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并被封为郑国公。

等于说，魏徵成名靠的不仅仅是配合太宗打造圣君形象的谏官，更是以其彪悍的政治才华干出了一定的政绩，在贞观时代，魏徵终是实现了其个人价值最大化，他不仅是太宗个人的需要，更是唐朝政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魏徵在成就太宗的过程中也同时成就了自己。

贞观十七年（643）2月11日，魏徵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太宗无比悲痛地说：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境，以防自己犯错。今魏徵去世，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呀。”

能被千古一帝作为一面镜子，魏徵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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