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络上盛行着一股很有趣的思考：何谓“剥削”？资本是否就意味着剥削？事实上，虽然“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一种十分完美的社会模式，但它有着极其严苛的基础条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又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事实上，以计划经济著称的苏联，基层百姓也曾被短暂地剥削，大佬们对“新社会阶层”的存与废发过愁。

咱不妨先讲一讲那段历史的背景。1927年底，苏联高层通过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此举直接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寿终正寝，而要知道，仅仅在数年之前，斯大林还支持继续延续列宁时代的诸多经济政策，他的主张遭到了诸多同僚反对，苏联高层还因此形成了“新反对派”，掀起了又一轮残酷的斗争。

客观而言，虽然“新经济政策”在许多问题上拎得并不清楚，甚至其中的许多措施带着明显的目的性与过渡性而与苏维埃政权的初衷相悖，但它的积极意义与进步性是绝对无法忽视的。这套经济政策直接避免了当时苏俄社会新一轮动荡的爆发，为苏联社会带来了久违的活力，它甚至给了后来的我们以许多宝贵启示。然而到了1924年列宁逝世那会儿，苏联高层却围绕着“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讨论。

既然“新经济政策”好处多多，那为啥还有那么多人就是看不惯呢？原因在于其中的一些细节，确实有点太“小布尔乔亚”了。首先，政策中明确规定，“部分国家无力兴办的企业和中小企业，允许私人经营”，这条政策直接导致了私有经济的出现。其次，高层在1921年初放宽政策，允许农民以粮食税的形式代替征粮，而富余的各类产品可在百姓间相互交换，互通有无。为方便这些社会资料的流通，当时苏俄社会上事实上也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用以自由交易的“流通货币”。如此一来，社会中就存在了“市场”与资本，这显然又是同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思想是相悖的。

苏联高层对市场究竟有多排斥？咱们不妨讲一段小插曲：若干年后，当头把交椅传到赫鲁晓夫同志手中时，这位雄心勃勃的改革家曾试图从各个方面冲破“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的束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开辟了“苏联式市场”。当局抬高门槛，允许农民保留更多的自留地、农产品和家禽牲畜等等，鼓励大伙儿在完成分配任务的前提下搞副业，同时还废除了“交售制”，为农民在市场上交换或是售卖农副产品创造了便利。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改革方式颇具“新经济政策”意味，其积极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截至1959年，苏联国内牛羊数量几乎翻倍，其他家禽家畜数量也迅速增加；农贸市场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各种农产品的价格也不断下降，百姓在降低生活成本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生活质量。然而，眼看距离突破刚硬的“斯大林体制”只差一步之遥，几位实权大佬突然开炮轰击赫鲁晓夫这些改革措施“很不苏维埃”，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后者吓得立马废除了这些积极政策，一切又重归原点。

题外话说得有点多，但我们从中足以窥得“新经济政策”在当时时代下的特殊性。而依托于这套政策，苏联社会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耐普曼阶层”的新社会阶层。通常情况下，耐普曼被分成四大类，其中囊括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非劳动作业者、商人、企业主甚至是投机者。这些人在成分上带着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其中一些富裕阶层，若按照咱们如今的话来说便是“资本家”。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经济政策”被迅速废止，耐普曼阶层也被打为“阶级敌人”，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他们却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很重的戏份，影响深远。

列宁时代，高层对“耐普曼”们的态度如何？在此我们须提一个名字——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作为商人，此君以嗅觉敏锐且剑走偏锋而著称。举个例子：罗斯福新政即将出台之前，哈默准确判断这位新总统为刺激经济将废除“禁酒令”，到时人们对酒精饮料的需求肯定会呈爆发式增长。然而哈默并没有投资酿酒，而是建了几座专门生产酒桶的工厂，低价购买看似毫无用处的木头，再以高价将酒桶卖出。结果仅靠卖桶，哈默就狠狠地赚了一笔。

1921年6月，哈默带着资本来到了苏俄，他本想在苏俄建立医院帮助百姓治疗流行病，但他临时改意，豪掷100万美元购买粮食，运到苏俄后平价售出。就这番折腾来看，哈默恐怕是挣不了几个钱，但此举却令苏俄领袖列宁感激涕零，甚至还亲自在克里姆林宫召见哈默，当场挑明道：“我们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这番话无疑赐给了哈默以“尚方宝剑”，谈话结束后，他就成了苏俄同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贸易的“代言人”，苏维埃政府豪掷重金，而哈默则帮助前者搞到急需的东西。举个例子：亨利·福特本是个死硬的反苏分子，但哈默却许以丰厚的利润诱使亨利在苏俄投资办厂。结果，苏俄获得了汽车、拖拉机及相关技术，美国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口嫌体正直”的亨利更是对这笔买卖十分满意。总而言之，哈默从苏俄拿走钱，帮苏俄带来产品和技术，为多方实现共赢。但实际上，哈默也不是啥大善人，他本质仍是资本家，目的不外乎挣钱，但彼时，他与类似角色被苏俄当局摆在了极高的位置上。

1922年初，身体有恙的列宁正在乡间别墅养病，收到了一封来自哈默的电报。后者在其中提到，自己的一列火车在运货途中被某车站站长卡住。这名站长想讨点好处费，让哈默给个几千斤粮食“意思意思”。列宁得知后不但立马给哈默开了绿灯，还毙了那名倒霉的站长。

总之，作为国家领导者，列宁看得很单纯也很理智。在苏俄最需要经济建设的时期，这些能为俄国社会带来发展的角色都被当局视为“座上宾”。以目的考量手段，列宁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严肃的阶级斗争暂时放在了一旁，为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了喘息。而就在这个难得的间隙，苏俄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阶层”都得到了较大发展。根据文献：截至1927年，苏俄耐普曼阶层总人数达到了3211000人，占据总人口的2.2%～2.3%。从总用来看，这一小撮人在社会中充当了“纽带”与推动作用，将社会物质资料变成钞票，为苏俄社会填补所需，给国家带来了切切实实、肉眼可见的发展。然而，就在耐普曼阶层蓬勃发展的同时，他们的末日也悄然临近了。

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且不说苏维埃社会其他阶层如何看待耐普曼们，但这个阶层内部的贫富差距就大得吓人。根据文献：截至1927年底，居于耐普曼阶层底层的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等平均收入在257～303卢布之间，当年工人、国有企业职员等平均收入在327～389卢布之间，相差其实并不大，而前者反而更逊一筹。而令人惊讶的是，同为耐普曼阶层的企业主平均收入能达到2603卢布，而经纪人、投机者等收入更是高达4125卢布，与基层劳动者收入差距在10倍以上，甚是骇人。

事实上，这些人的存在也引起了苏联当局的警惕与担忧。耐普曼基层顶端的高收入阶层手握社会资源，操纵着资本，黄金、粮食、工业产品等都是他们用来赚钱的筹码。另有资料显示，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已开始偷偷摸摸蚕食苏联国有资产，用一些隐蔽条款与手段公然挑战着“八小时工作制”的底线，变着法子强迫工人加班加点——早在苏联特权阶层没有形成之前，这些实际上的资本家们已经开始了剥削。在这一阶段，阿曼德·哈默们的本来嘴脸已暴露无遗。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资本的运作下，苏联社会的贫富差距开始显现并迅速扩大，这无疑将会大大打击基层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败坏社会风气，对共产主义的苏联而言，这显然是毁灭性的。

事实上，从列宁手中接过头把交椅的斯大林还是很理智的，他充分认识到耐普曼阶层对贫穷落后的苏俄社会争取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1924年的那场讨论上，他力排众议支持布哈林的建议，延续“新经济政策”的大部分措施。正因此举，高层内部形成了针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甚至是后来的“反对派联盟”。而在1927年底到1928年初，在苏联社会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他便坚定摒弃了贻害无穷的旧措施，革了耐普曼阶层的命。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耐普曼阶层在苏联国内大体消亡，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勃勃的两个“五年计划”，年轻的苏联因此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