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文史宴说 2024-08-01 23:43:32

孟泽 文稿 | 先知书店 编辑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见识了英国议会政治后,发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的感慨;他的识见与思想远超时代,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独醒者”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超前的见识被同僚所不解,对于保守派来说,他学习西方的主张是“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其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他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在众人的攻击之下惨遭封禁,甚至其家乡人都差点烧了他的房子......在洋务派的眼中,他同样太过超前。虽然恭亲王、李鸿章对他十分欣赏,但他却说李鸿章办洋务是“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甚至说林则徐处置洋务也不得要领,之所以不痛斥林则徐,是因为林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先知先觉者总是被时代所不容。他一生郁郁寡欢,悲痛于时代的昏沉;他去世后,虽有李鸿章等人为他陈词,但朝廷仍然不愿给他谥号。然而他对自己却有坚定且清晰的认知。去世前不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描述自己:“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他就是1876年出使英法,担任首位驻两国公使的晚清名臣——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847年与李鸿章同年考中进士。1856年初,他奉曾国藩之命去浙江筹饷,顺道去了趟上海,第一次与洋人打了交道。此行令他大开眼界——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中国人打死,引发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史称“马嘉理事件”。为了向英国赔罪,郭嵩焘被派遣至英国,成了清廷第一个正式的驻外公使。在英国的两年里,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在日记中。郭嵩焘在当时士大夫中算得上一个“异数”,他诸多“先知先觉”的观点,即使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不认为列强是为了占领中国,说“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我们“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洋之法,并且看到了西方社会是商业社会的本质,指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坚船利炮,他说,“商贾、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

由于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早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前,他就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

面对时代的昏沉,他很悲观。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说,中国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而郭嵩焘却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他说,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百年树人,再百年树人心风俗,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变,没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但是,历史不只有前进,经常还会曲折倒退,悲观来看,三百年也是未必。以上对郭嵩焘一生及其思想的简短回顾,均来自中南大学孟泽教授的《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一书。台湾历史学者王荣祖称郭嵩焘“众醉而斯人独醒”,孟泽以“独醒之累”为书名,既道出了郭嵩焘的超前,又道出了他的悲剧。然而,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与国家的悲剧?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既是一部郭嵩焘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完整的晚清变革史与思想变革史。如今,我们仍处在现代化转型的艰难道路上,溯源历史,找到变革之初最警醒的思想,对于今天仍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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