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币章不似流通纪念币须发行流通，它的铸量不多，纪念币(或章)在设计制造时一定伴随着时代庆典、事迹、或人物，这才有发行纪念意义，这种币或币章的纪念意义除了币面上文字表达，也会通过图(案)腾的寓(涵)意才能充分表示。所以一枚有历史的老币章、一枚可收藏的老币章，一枚受藏家欢迎的老纪念币章，是那个时期发行？那个造币厂制作？或出自那位雕刻(设计)师？又这币章上的设计元素是什么？这对老币章的收藏来说很重要，因为收藏的不单只是一枚币(章)，也是一段历史。所以不知来历的纪念币或老币章，在意义与价值上，基本不会为收藏带来多少愉悦体验、或带来多少因收而藏之后的增值条件。因为再怎么收、再怎么藏，也就只有好看跟不好看，喜欢或不喜欢而已，这样的老币章可以说是没有“章魂”。
2000年左右我的硬币收藏短暂转向民国造币厂纪念币章系列，那时只想說冷门的东西会好找而已。早年铜元有关民国造币厂纪念币章的收藏研究文章不多，只能侧面从民国金融史方面的书籍或论文去找，而相关钱币书多半也都是截录自这些民国金融史的转述，内容顶多也是只交待造币厂的开厂开铸始末，余下都是流通币这方面的发行与数量说明，基本没有对造币厂里对币章雕刻(设计)师的作品介绍、以及说明纪念币章上图案代表意义。这些简略的内容，一直是我收藏研究民国造币厂老币章的小遗憾，尤其是民国昆明造币分厂成立「周年」以及「二周年」纪念币章。
以往「昆明造币分厂周年纪念的“还我河山”」币章，一直被认为是雕刻师黄伟存的作品。经上海造币厂币章设计雕刻师曾成沪，于2014年投书《中国钱币》杂志 第1期「上海造币厂手工雕刻工艺的传承」一文披露，才得知昆明造币分厂的「周年“还我河山”」与「成立二周年」纪念币章，是为民国昆明造币分厂雕刻师吴乾(1906-1983)作品。吴乾做为为原上海中央造币厂的第一代手工雕刻师，却没同期周志钧(1894-1937)与黄伟存(1892-？)来得为币章藏家熟知，反而是黄伟存与第二代手工雕刻师董益谦(1906-1980)还较为有名，大概是这两人习惯在作品中签上自己大名吧，而周志钧就不用多介绍，因师从意大利雕刻师鲁奇･乔治(Luigi Giorgi)，民国袁像壹圆系列银币、及龙凤壹圆银币等，都是出自其大作。
PS.推荐好书：「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币章手工雕刻的传承》作者：曾成沪」。
约2010年前后，民国造币厂币章曾有一波收藏热，那时在机制铜元收藏体系下，民国造币厂纪念币章收藏增值幅度，是仅次于四川马兰币的后起之秀，接着是常临币，最后是上海代价币。那时对于民国造币厂纪念币章感兴趣的藏友，多半只认识雕刻师与黄伟存与董益谦，毕竟这两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签名。也难怪民国币章品种唯二两款不同年份、不同造币分厂的“还我河山”纪念章，会被不明究理的币章藏家给搞混，甚至没思考到黄伟存到任昆明造币分厂时，已是1945(民国三十四年)8月以后的事。(注：吴乾任职昆明分厂期间为1940-1945)
◎ 黄铜「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周年纪念&民国三十年元旦VS还我河山」币章
正面：
币边上下「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周年纪念&(1941)民国三十年元旦」，说明昆明分厂开铸的时间为1940(民国二十九年)1月1日(元旦)。中间醒目的「三根烟囱」若稍加注意会发现，烟囱各自长的不一样。曾见藏友戏称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笑了(呵呵)，怎不说是佛像前的三柱清香还具像些(哈哈)。话说老昆明人有句歇后语；“钱局街呢烟囱二气”，这“二气”是昆明人在形容某人言行不符合常态情理的称呼。这样的说法来自早年钱局街上有间云南造币厂，厂里有两根烟囱，每天浓烟不断......(其实就是空气污染)！由此可知，1913(民国二年)成立的「云南造币厂」厂房设备里就已有两座熔炼金属的坩锅炉，所以有二根烟囱日夜不断冒烟。币上正中央的第三根应该是后来1939(民国二十八年)「昆明造币分厂」成立时新盖的。
查阅许多昆明地方文史与历史老照片，只从一本「云南美术出版社《老昆明旧话旧照：那些风俗》作者：朱凈宇」的书里，找到一张清代讲武堂云南造币分厂图片，民国以后昆明造币分厂竟然一张历史照片都没留下，这不应该啊！不过得到一个忆测结论；币章上三根烟囱代表昆明造币分厂这点无庸置疑，但同时也是各代表「昆明造币分厂」的三个时期。第一根来自清代的「度支部 云南造币分厂」时期。两根矗立的时是1913(民国二年)滇军唐继尧主政时的「云南造币厂」时期加建的，这才有上一段文中，老昆明人的“钱局街呢烟囱二气”歇后语。第三根是1939(民国二十八年)，配合上海中央造币厂南迁改为「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时期再加建。但是三根烟囱对仅是造币工作来说，似乎有点多！
相较同时期造币厂设备规模及铸量更大的「旧 上海中央造币厂」，也就一根烟囱(一座熔炼炉)而已，1913(民国二年)的「云南造币厂」，为何会建有两根烟囱(两座熔炼炉)？
要知道自清代以来，具有金属冶金设备的造(铸)币厂，基本都跟制造枪炮武器的军械局有关。清廷退位后的民国初年军阀割据，云南地方与北洋政府一直是对立，当时云南是滇军唐继尧主政的地盘。从近代民国军阀史中可以知道，唐继尧出身同盟会，受军事教育资历完整，是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他不似那些满清遗族或地方派系出身的军阀，所以他并不忠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唐继尧主政云南时一直想在自立山头之时，让云南脱离北洋政府，于是后面1915(民国四年)就有了我们知道的讨袁「护国战争」。这表示「原 云南造币厂」除了是唐继尧的钱袋子之外，也是他的枪杆子。同时也显示这两根烟囱的造币分厂设备规模，其实比其它地方的造币分厂还来的大，厂内设备是有能力可以制作枪炮武器。难怪当时国民政府在接收「云南造币厂」时，会另行拨款八十万元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以换他的投诚，难怪昆明造币分厂成立后要再加盖第三根烟囱(熔炼炉)，因为昆明当时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是安置内迁企业和发展战时工业的基地，是国民政府南迁后，保留军武库发展的基地兼造币处。
币上左右两旁小飞机图案，从民国抗日史的角度来看，应是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最激烈时期(1937-1945)，为延续当时已故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直提倡建立中国航空军的“志在冲天、航空救国”号召有关。“航空救国”一词来自清末民初一位留美华人冯如(1884-1912)所提出的建军构想。冯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航空工程师，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是中国航空史上第一个飞机设计家、制造家、以及飞行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制造飞机的企业家。1909年9月21日，冯如在美国加州奥琳达驾驶自制的“冯如一号”顺利飞上天空时，距离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成功实现人类首次动力飞行(1903年12月17日)也就不到6年时间。1909年9月23日，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观察者报》获悉华裔飞行员冯如，驾驶自制飞机成功试飞的消息非常兴奋，赞誉冯如为“东方的莱特”。1911年2月，冯如谢绝美国多方的聘任，带着助手及2架飞机回到中国参加孙中山的革命，并向孙中山提出「航空救国」主张，获得孙中山大为认同。
1911年2月，冯如回到中国后在广州燕塘建立「广东飞行器公司」，并在中国境内成功自制出第一架飞机“冯如二号”。这让许多航空军事迷以为以为中国空军摇篮在广州，事实上；中国空军的摇篮在昆明。广州东山大沙头燕塘机场的「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是孙中山在1924(民国十三年)推动下成立的。而云南的「昆明航空学校」是时间更早的1922(民国十一年)11月由云南唐继尧成立。唐继尧是第一个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号召之人，并将之贯彻。他军事雄才远略，对于整军经武不遣余力，深知未来战场将趋向立体作战。唐继尧在云南时，积极创建航空学校、开辟机场，于昆明南郊四公里巫家埧建造机场与航校校舍，并设置机库及学校。云南昆明航空学校开办时，孙中山还为昆明航校亲自题字“航空救国”。因云南昆明航空学校之序幕，从此揭开与当时广东、南京、东北、北京，各航空学校开办。
关于民国时期昆明与飞机的渊源，我曾听过一个趣谈，开头是问说；“昆明是先有开飞机的驾驶员还是开汽车的司机？” 由于历史条件，昆明早期交通发展走了一条“先难后易”的路子，其一是老昆明的第一条公路建成于1926年，比巫家坝飞机场晚4年，又比滇越铁路更晚了16年。所以是先有飞机场和铁路，然后才有公路。其二是昆明先有天上飞的飞机，然后才有地上跑的汽车。也就是说，昆明是先有开飞机的驾驶员，然后才有开汽车的司机，而且汽车司机是来自飞机驾驶员。
1939-1942(民国二十八〜三十一年期间，国民政府的飞机制造计划安排了许多项目。当时的云南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厂长朱家仁提出，参考第一批引进中国的美军柯蒂斯(Curtiss-Wright)鹰75型战机(P-36)的结构，利用鹰75的备用或报废零件，自行开发R&P-0（XP-0）战斗机(制造九架后停产)。(注：资料来源：Machineryof War>China>About the military aircraft developed by China in the 1940s。)
另外还有；贵州贵阳第二飞机制造厂，由俄罗斯裔美国工程师ConstantineL. Zakhartchenko设计的前掠翼R&P-1（XP-1）战斗机(原型机两架)。
以及；四川成都第三飞机制造厂，以苏联图波列夫SB轰炸机(ANT-40)为蓝本的XB-3（燕红III）中型轰炸机。
日本侵华期间(1937-1945)，中国主要军事航校都迁往昆明。其中较有名的有1937(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飞虎队(Flying Tigers)」，飞虎队成立之初并没有飞机可飞。后来1941年7月10日第一批美国战斗机驾驶员，以「美国志愿航空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 )名义，从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昆明参战，以接替退出中国战场的「苏联航空志愿队(1937-1941)」(Совет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Китае)，同年8月A.V.G. 美军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受宋美龄要求，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同时将A.V.G. 总部设立在昆明。飞虎队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完成二战航空史上著名的「驼峰航线」任务。驼峰航线的飞行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因任务必需在平均海拔4,500-5,500米高空，山脉纵谷中迂回飞行，最高得跨越海拔7,000米的玛拉雅山脉，其航线地形险峻，气候条件恶劣，是螺旋桨飞机飞行的高空极限，任务中经常会掉机失事坠毁，因此又被称为「死亡航线」。而保护此航线航道安全的机队，是在二战中有“空战之王”的P-51野马式战斗机(P-51 Mustang)。
补充说明：美国援华航空志愿军(飞虎队)所使用的战斗机有两款，一是护航「驼峰航线」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另一款是在机头有个明显鲨鱼齿涂装的霍克P-40战鹰机(Hawk P-40c)，是专门用于对付日军零式战斗机。顺带一提，飞虎队的指挥官是美国二战名将；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陈纳德曾获赠国民政府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他夫人是当时中国外语记者陈香梅女士(1923-2018)，陈纳德回美过逝后，其夫人活跃于1960〜1980年代美国政坛，是美国华裔共和党籍政治人物，更是第一位进入美国华府白宫工作的华人，也是中美两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华裔女性。「驼峰航线」任务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于11月30日才式结束。
1925(民国三十六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在日本侵华期间(1937-1945)，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7-1946)，期间蒋氏遂行孙中山的遗志，将「航空救国」口号运用在鼓动号召国民对日抗战的爱国情操，以激立全民对日抗战的决心。在对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甚至发行「航空救国券」 (民国三十年印制)筹措资金发展航空事业，当时民间及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因此民间及海外出现许多与「航空救国、航空报国、抗战建国」有关的徽牌章，以及印有“飞机”图案的「航空救国」金属证章与异形奖牌徽章。当时美国看到中国全民抗日决心，甚至还发行中美元首肖像纪念邮票以纪念当时两国同盟抗日的友谊。
延伸阅读：（1942年 美国发行「林肯总统暨孙中山肖像邮票」）
至今虽然与昆明造币分厂有相关的铸币资料，都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昆明分厂周年纪念VS还我河山」币章上的飞机图案设计，是否真与「航空救国」有关？但从时空环境与时代背景来看，可以想象，昆明造币厂分的雕刻(设计)师(吴乾)，在制作此周年纪念币章前，在决定将飞机图案放上去时，不会是出于巧合或个人偏好，这绝对与当时国情氛围以及当下整个大环境有关。如此也符合奖牌币(徽)章在设计制作前的“庆典、事迹、或对像”的设计理念，与俱涵义的纪念要素。纵观从民国时期(1912-1949)到对日抗战期间(1937-1945)，中央造币厂包括所属各分厂所铸的流通硬币或纪念币章，至解放前，也仅见此一款是印有飞机图案，虽然不算显眼，但也甚为特殊。再者昆明造币分厂也确实参与过抗敌后援工作。
◎白铜「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周年纪念&民国三十年元旦VS还我河山」币章
反面：
昆明自明代以来就一直是军事城堡，所以留有着许多老城墙。这外圈饰纹城墙城垛设计，反映出当时激昂抗日氛围，象征保护中国领土、及抵御外敌侵略。上方KMT 12星芒党徽，党徽来自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成员陆皓东所设计的革命标志，12星芒取象宏美，日出东方为之最者，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白日光芒尖锋，示革命进锐，十二道光芒，代表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同时象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资料来源：KMT党史馆。)
中间中国全境图，地图上书法狂草字体「还我河山」四字。这“还我河山”四个字，以往说是取自杭州众安桥忠显庙《吊(悼)古战场文》岳飞草书字碑，这让很多人都真以为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103-1142)真迹，其实不然，这里头有个曲折离奇的大误会。历史上能文能武的宋代抗金名将岳飞从未讲过“还我河山”这四字。且几处知名景点里，被人“传闻”是岳飞手书真迹的石刻碑文，目前研究宋史的学者尚有争议！(注：众安桥忠显庙字碑，已于1979年移至杭州西湖畔栖霞岭南麓岳王庙(岳坟)。)
近代许多位研究宋史学者都已经解释过，“还我河山”`四字是清末江苏嘉定秀才周承忠(1878-1970)写的。周承忠是清末民初嘉定近百年来最著名的文人，以诗文和文字学研究着称于世，创办有「秋霞诗社」，是嘉定近百年来影响最广泛的诗社。周承忠在1920(民国九年)时，受嘉定同乡童世亨(1883-1975)求其墨宝请托，童世亨是研究国外印刷制版技术的业余编书制图师、也是一位商人，曾绘制并出版过《中国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等书册。
根据清末秀才周承忠回忆；辛亥革命后，1920(民国九年)，其同乡一位舆地绘图学者童世亨，欲将自己所著「中学教科适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书册再版，托周承忠帮忙题字，他准备将之印在即将再版地图书的扉页。周承忠担心自己的挥毫无法表达即将写下字的深意，逐参照杭州众安桥忠显庙《吊(悼)古战场文》石碑拓本，临摹钩取碑拓上文字齐集而成。(注：《吊(悼)古战场文》是唐代文学家李华(714-774)作品。)
￭ 第一字【还】取自第3块石碑：「原文：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诉？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中，“秦没而还”的「还」字。
￭ 第二字【我】因碑中无文，逐取自第5块石碑：「原文：歝，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中，“奇兵有异于仁义”的「义(繁体)」字下半截「我」以充之。
￭ 第三字【河】取自第4块石碑：「原文：徭戌，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兵夜渡；地阔」中，“河兵夜渡”的「河」字。
￭ 第四字【山】取自第8块石碑：「原文：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
至若穷阴凝闭，凛」中，“山川震眩”之「山」字。
因是临摹自石刻碑上字体，周承忠并未在上面落上自己的款，后交予童世亨，童世亨收到后甚喜，认为这四字与《中国形势一览图》书册极搭，当下心想周承忠既然已临摹了杭州众安桥岳王庙「岳飞书《吊(悼)古战场文》」石碑上的字体，便“有样学样、没样照样”的把自己所藏的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岳飞书 三国诸葛亮《前 出师表》」石碑拓本，索性也临摹卷尾“岳飞”草书二字，顺便忆造伪刻「岳飞私章」四字印章，给盖印上去。(注：在查找资料时发现，童世亨的「岳飞书 三国诸葛亮《前 出师表》拓本」，好像也不一定是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拓本。网上「岳飞书《前 出师表》拓本 真迹」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版本。)
周承忠原版为两行直书，第一行“还我河”三字，第二行“山”字。童世亨在获得周承忠集字临摹的墨宝、与自己后加上去的落款后，便将此幅作品刊登于1921(民国十年)再版的《中国形势一览图》扉面里。
后来《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的主编金兆梓，见到童世亨在地图上扉面的“还我河山”四字，立即在杂志上刊出。此时东北满州(东三省)因「日俄战争(1904-1905)」后被日侵占，东三省地方报纸又翻印金兆梓所出版的杂志，这时正值中华民族发出救亡抗日的吼声，“还我河山”便被用来代表着岳飞抗金精神，迅速传遍全中国。
至此这周承忠临摹钩集的草书“还我河山”字迹，加上童世亨自己临摹岳飞签名+忆刻盖印落款，便开始被误以为这四字是出自岳飞石碑上的书法真迹，之后更被与岳飞慷慨激昂的文学名作《满江红》给连结在一起。1936年1月4日的《救国日报》头版更将“还我河山”四字作为当年抗日救国的座右铭。之后1949年国共内战蒋介石败逃，蒋氏到台湾后继续引用“还我河山”做民族情绪连结，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KMT党史馆。)
周承忠直书版的“还我河山”加上童世亨伪造的岳飞签名与用印，后来被改成横书做成牌匾，挂在杭州岳王庙岳飞塑像上方。这便是“还我河山”出处与一直以来被误认是岳飞真迹的原因与过程。
◎ 白铜「(1942)民国三十一年VS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成立二周年纪念章」
最后补上「昆明造币分厂成立二周年纪念币章」。别看前面「(1941)周年纪念VS还我河山」可以从时代背景去解析这么多内容，换上这颗就没招了。因为币上除了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２”特别显眼之外，币章上其它图文都中规中举，真要硬讲也说不出什么名堂。但从我个人收藏角度来看是这么认为，幸好当时雕刻师吴乾没把传统币章模式的名人肖像放上去，不然这颗币就不特别了。吴乾的作不多，也从未见他的作品有人物肖像存世，这应该跟他几次离开造币厂工作有关，他较为人知的作品也几乎都在昆明造币分厂时期。
我只能说在民国的机制硬币或者纪念币章中，大概找不到有如此“前卫”设计感的「昆明造币分厂成立二周年纪念币章」，尤其是方方正正、不中不西的中文字体，这样的作品，若改成公元年給放到现代也不违和，这是我当时第一次看见时，就心想一定要弄一颗来收藏。这颗是市面上被仿造作假最多的一款民国造币厂币章，也是被仿的最“不象个样”的民国时期币章，之所以特别强调不象个样、是因为仿的很假，用四川方言形容叫“仙人板板的假”。我若在这里不说，相信没上过手的人可能多半不知道，这颗是有边齿，边齿图就不放了，想收藏就去弄一颗搞搞吧。
补充内容 (2024-3-25 05:35):更正：孙中山先生逝世是1925 (民国 “十四年” 年)。
——原创:路人甲 首席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