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地缘局势波云诡谲。

先是经贸全球化体系宣告“脑死亡”，两大区域性国家开始从友好姿态走向反目成仇，其他国家和地区跟着惴惴不安。

再来是过往最大的两位受益者开始为主导下一场全球化秩序而大打出手，从贸易到金融，再到如今的科技领域，几乎无所不斗，誓要争个你死我活。

然后就是这两个大国正式从过往的互补型贸易体系分道扬镳，各自形成一套与对方风格迥异的发展模式。

如今处于它们彼此“决裂”的早期阶段，由此将当前的全球化经济演变成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横行、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濒临崩溃的不堪形势。

倘若深究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何以走到如今这般地步的主要因素，我认为固然有许多“黑天鹅”事件叠加在一起所致，但实则早在千禧年初或上个世纪末期乃至更遥远的过去，一些事件或问题未能来得及在彼时解决掉，由此一直衍生到当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最容易成为“灰犀牛”事件的历史因素。

鉴于作者本人是深耕财经赛道的写手，故于此不阐述全球政治方面的“灰犀牛”事件，而重点论述经济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

之所以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称为“灰犀牛”，原因是它们的发酵过程虽像一头灰犀牛那样沉重前行，但其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比“黑天鹅”要糟糕得多，不过也正因其太过沉重，以至于其发展趋势乃是可提前预判，甚至针对其本体可循序渐进以解决之。

纵观半个世纪前至今，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演变，其机遇和风险似乎都离不开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且发展水平最高的较发达地区，它们拥有全世界最可观的财富规模，当然也具有全球最庞大的经济系统性风险，乃至关乎全世界商贸体系发展的安全隐患。

放眼当下，全球经济的“灰犀牛”大致隐藏在号称资产泡沫最大且发展隐患最多的三大世界级市场，它们分别是：美国的股票市场、日本的债券市场，以及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我们先来看美股，其价值投资机遇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而风险和隐患也是从彼时开始积累起来的。

自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发生以来，美股便一蹶不振似的，长熊了很多个年头，即使是二战后迎来婴儿潮也没能改变颓势。原因或许是那场大萧条始于股市崩盘，并且带给民众巨大的伤痛，让人们对其患上了创伤性应激障碍。

不过随着美元资产逐渐走强，原本包括退伍军人和养老基金在内的联邦基金持有大量国债，眼看股市又开始繁荣起来，便于六十年代将大部分国债卖出，变成资金流后，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值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大型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作为彼时的朝阳产业，正从上市这一直接融资的手段获取资本。

尽管1929年大萧条使得整整一代人一朝被蛇咬便十年怕井绳，但好歹三十多年过去了，下一代人普遍已成长为大人的年纪，他们不像父辈那样保守，极富冒险精神，使得二战后乃至整个冷战时期，他们都是中流砥柱，其中就有里根、克林顿、沃尔克、格林斯潘、弗里德曼这类杰出人物，在历经长达十年的滞胀周期后，他们痛定思痛，决定抛弃凯恩斯的遗产，转身投入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怀抱，历史和事实均证明，他们是对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里根大循环开始席卷全球，金融行业在自由市场理论的指导下开疆拓土，着手于人类文明史上最卓越且大胆的范式创新，伴随华尔街崛起一道而来的是硅谷那先进的信息互联网和半导体产业集群，以及日本东京满大街的蒸汽波霓虹灯。

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因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开始衰退，加上各项生产成本高企等因素，迫使中低端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开启了雁形迁徙，从日本本土迁移至亚洲四小龙地区。千禧年后，其从亚洲四小龙逐渐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如今，又从大陆往外迁移至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地区。

该发展趋势带动了全球其他地区于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内受益的现象，使得全球经济利益这块大蛋糕得以越做越大，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均有所扩大，这便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少有的正和博弈、正向演进、无限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动态均衡时期。

而自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人类文明社会步入权利本位的信用货币时代，美元得益于历史信用积累的先发优势，以及大宗商品定价权和先进科技产业溢价能力等后天优势，使其一举成为世界货币，即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并以此构建诸如SWIFT等全球经贸及金融体系。

以上这些事件全部反映在美国的三大股票市场上，便是其得以走出慢且长之牛市的关键因素。

说完美股的价值投资机遇，接下来我们聚焦其风险和隐患。

首先是金融行业基于自由市场理论使得技术范式或商业模式进行过度创新，导致资本管制过早退出，由此出现一些行业乱象，继而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其次是金融过度自由化与股市本身始终无法摆脱类似于行政干预等凯恩斯式手段之间产生了知与行无法达成统一的矛盾，既要其股票作为大类资产的稳健性，又要其市场作为交易场所的流动性。

再来是股市交易主体结构呈现出二八定律和马太效应的现象，头部十几家或几十家企业的股票带动整体市值缓慢上涨，至于其他几百家乃至上千家企业的股票则处于长期横盘的状态，由此构成结构性主体分布失衡的态势。

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其资产泡沫化程度肯定比其他市场要高，但由于美元强大的引流能力使这一顾虑不至于成为致命伤。

其实，得益于充分的市场经济法治化体制，不必过于担忧以上风险或隐患会成为现实，只要一直维持美元于全球金融体系的霸主地位、主导科技创新周期，以及维护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就能利用创造性破坏的手段使股票市场正常出清，并将资产的成长性作为武器，实现流动性与稳健性并存，以此形成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说完美国股票市场，我们来看日本债券市场。

在此之前，我想先提一下欧洲的债券市场。

自从欧盟正式成立以来，各地支撑欧元的资产债务表存在发展不一致的现象。法、意、西等老牌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较小，而净资产规模较大，反观东欧国家因受苏联体制较为长期的影响，早期依靠借债来解决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故而债务规模要大于净财富规模。

就连德国内部也存在西部好于东部的情况，所以尽管出现2012年欧债危机，也只能在欧元区内部形成转移支付的体制，老牌发达国家利用存量资源和财富持续补贴东南欧国家用于化债工作，而这也是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认为这种转移支付有违主权国家义务。

然而，日本与欧元区的情况不同，其属于较为完整之主权的国家，不存在这种内部的区域性差异，于是在1991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后，其允许中小型企业于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也就是将短期高息债置换为长期低息债。

然后作为最早践行MMT（现代货币理论）的国家，日本央行和财务省实行量化宽松，接管这些本应遭遇市场出清的僵尸企业的债权，由此不断壮大债券市场，但本质上是央行与财务省之间形如左手倒右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手段。

要知道债务和资产是一体两面的存在，行政消化债务的行为受到滚雪球效应这一属于两者共同演变特性的影响，周期竟长达三十年之久。

直到现在，日本行政部门的债务率位居世界之最，终是与欧元区一道被困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漫长岁月里，同时也是传统行业领域向先进科技行业进军的桎梏，此处给予我国一个特殊的警示作用。

说完美股和日债，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中房。

直到现在，我仍认为造成中房的风险和隐患如此之多的罪魁祸首是三次行政调控，即2008年四万亿财政基建计划、2016年棚改货币化安置项目，以及2021年房企融资整顿行动。

准确来说是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债务驱动型金融化，其与美股相差无几，都是凯恩斯主义横行，但后者的行政干预程度远比前者要小。前者乃基础货币流动性蓄水池、大类资产价格减震器，但无论如何，其俨然不完全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

尽管现在中房的泡沫化不再如前些年那般严重，但其资产价格过快下跌，导致居民资产大幅缩水，去库存和去产能的压力依旧很大，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地产危机，比如资不抵债、呆坏账激增、存量财富净减少、增量资源净收缩等等。

除此之外，我认为其风险和隐患还在于以下几点：

一、供过于求和供地紧缩，导致去库存和去产能周期得以持续。

二、将其当做支柱型产业并发展壮大，为宏观经济目标服务，后果就是放大其行业经营发展的风险。

三、将不动产当做信贷扩张和主权信用的资产锚，弱化其商品的功能属性，强化其金融属性，此乃违背不动产自身特性以及经济规律的行为。

四、集美日市场负面效果之大成：无法兼顾流动性与稳健性，也没有成长性；公有制主体占社会资源大头导致市场出清困难；以贷化债和次贷泛滥都属于路径依赖，最终的下场是“失去的N年”，以及爆发次贷金融危机。

五、大量社会资金投入拯救楼市等传统行业，使得投入先进科技行业的资金效率始终不足，导致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长年呈下降态势，由此拖累全要素生产率维持上涨态势，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大大增加。

综上所述，美股、日债和中房这三个世界级市场各自都有风险和隐患，属于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放到现在已属不易解决的“灰犀牛”事件。

事到如今，这些“灰犀牛”持续不断地冲击全球经济的安全和发展，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解决这些“灰犀牛”事件，还人类文明社会一个安宁，正如气候恶化一样，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帮助才行。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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