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英美，我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国家里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事吗？可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主义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说句痛心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

1928年，当罗隆基留洋归来，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面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他看不惯，看不下。他是个有话搁不住的人，便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愤懑之情，倾泻在稿纸上。以上的文章，就是他1929年发表于《新yue》杂志上的。

《新yue》月刊创刊于192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刊物。它是“新月社”主办的。“新月社”的主将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等。胡适可以算是罗隆基的同学，他是清华学校首批赴美的学生，比罗隆基高几班。梁实秋也是罗隆基密友，后来曾写了《罗隆基论》一文，夹评夹议，颇有见地。大抵由于与胡适、梁实秋的友谊，并非新月社成员的罗隆基担任《新 yue》主篇徐志摩在《新yue》上发表他的“新月派”诗作，而罗隆基接二连三掷出他的政论:《美国未行考试制度···》、《美国的吏治法与···》、《专家政···》、《论人···》、《告压迫言论···》、《论共产··》······

罗隆基的笔，可谓刺刀见红。他不谈闲适风月，不作无病呻吟，却直论朝政，鞭辟入里。读一读他的《我···上的“尽情批评”》一文，便可以看出他的风格，确实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痛快淋漓，不藏不躲。文中，他大骂那个专制独裁的国民党:

·“非党员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中国目前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般要做官发财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不讲究气节廉耻。袁皇帝(即袁世凯——引者注)时代，眼见他上表称臣，曹总统(即曹锟——引者注)时代，眼见他卖票贿选;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即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引者注)，眼见他胸悬党徽(即国民党党徽——引者注)，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覆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

蒋介石岂能容忍罗隆基指着鼻子唾骂?他让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布雷出面,以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教授职务，罗隆基不屈不挠，仍然反蒋。罗隆基握笔，而蒋介石握刀。终于罗隆基“秀才遇着兵”了。1930年3卷3期的《新yue》杂志，刊登了罗隆基的《我的被捕经过与···》。那是蒋介石给了罗隆基小小的“下马威”。罗隆基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经过:

“罗隆基先生在这里吗?”11月4日下午1点钟光景，吃过午饭，坐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检阅讲演笔记的时候，我忽然听见这样一个北京腔带天津尾音的喊声。

“在这里，我就是。”我随便答应了。抬头，我望见一位穿西装带一副猪肝色面孔的男子汉走进休息室来了。他一直走到我面前。

“你是罗隆基先生吗?”站在我面前的那男子汉问。

“是的。”我答。

“你先生是在光华大学教政治学的吗?”他接着又问。

“是的。”我又答。

“他在这里!”那位西装大汉向门外做个手势并很得意的喊道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就拥进两三个便衣的男子汉来了。其中有一位当时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穿的蓝长袍黑马褂，嘴上有小小的八字胡须。他那苍老黧黑的面孔上带些做作出来的笑容。他的来势很从容。他的语言很客气。然而在那从容的骨子里:充满了严厉和凶猛的气象。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本意，我已猜个八九分光景了。

“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要请先生过去坐坐。”那位八字胡须的人很和气的说······

没有逮捕证，没有任何公文或证件。那个八字胡须的人所出示的，只不过是一张名片而已。名片上印着“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唐某”，在罗隆基面前晃了一下，就收了回去。

没有宣布罪名，没有开列罪状，只是说句“请先生过去坐坐”,几个人就连拖带拉，把这位堂堂的大学教授塞进了汽车，呼啸而去，押进上海市公安局。

不许给家里挂电话。不许写信。甚至不许离开拘押室上厕所，只能让罗隆基用“房间角上的一个破痰盂”来“对付对付”从罗隆基身边搜出一张《红旗bao》，进行了审讯。

终于在审问中，说出逮捕罗隆基的罪名:“国家主义领袖，共产 嫌疑。”

幸亏罗隆基乃知名之士，胡适和宋子文闻讯出面保释，这才结束这场风波，使罗隆基在六小时之后恢复自由。

只要不是白 痴，谁都明白这幕短剧的含义:你罗隆基放老实点。再写反 蒋文章，叫你脑袋搬家!

罗隆基不是软豆腐。他敢说，敢为，居然在《新yue》杂志上将被捕的经过详详细细公诸于众。他甚至就此发表更为强烈的反 蒋言论，痛骂“党国的领袖们”:

“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小极微的事。牢狱，我登堂尚未入室。就是我无故被杀，算得什么?我六小时自由的牺牲，又算得什么?值不得小题大做。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查查各地的警察厅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捕的人民?再检查各军营，各衙门，看里面有多少无辜受罪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这就是如今的实况，这就是如今的民生!

“我们小民的呼号是: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上的平等!······

“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笨人的笨法子!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罗隆基不畏死，不惧死，敢怒，敢骂。本来，他倡导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他曾写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批评共产派的国家观，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然而，蒋介石的“下马威”,使罗隆基渐渐清醒。对于他这个本来想在两党间居中的人，国民党原以为压他一下，吓他一下，会降服他，收拢他，不料事与愿违,他愈加对国民党反感,开始倒向共产党这一边······

罗隆基一发而不可收，在《新yue》上接连著译政论，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服从的危·》《平等的呼·》《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

摘自叶永烈所著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