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导读：本文以大量官方数据及文献为依据，证实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吃肉是不要肉票的，甚至政府鼓励多吃肉。探讨八十年代吃肉难的主要原因，披露现在猪肉来源现状。

到底什么年代要肉票？总有人为分田单干表功，说单干后吃饱吃好，猪肉当饱了。

果真如此？事实上肉食最紧张的年代恰恰在分田单干后。别总懒到六七十年代。

那么，六七十年代到底是不是整整二十年间都要肉票？自然不是。事实上自1964年起，生产队和社员户把养猪作为富业来抓，猪肉产量猛增，肉票已没有使用的必要，自1964年6月取消肉票，敞开供应。进入1976年（分田单干的前两年），猪肉又趋于紧张，自7月16日再度实行肉票制度（见下图）。

搜狐网：1964-1976年未实行“肉票制度”

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共有12个年头是不要肉票的，只要你有钱，哪怕顿顿猪肉当饱，都是可能的。如果囊中羞涩，你只能从人家门口经过时，闻到人家煮肉的香味，只口水横流的份了。

中国曾在某一段时间“肉满为患”、“鼓励吃肉”，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的“爱国肉”现象。1963年至1966年期间，全国范围内鼓励老百姓吃肉，吃肉就是爱国，减少国家库存压力。其实，在农村既没有发放粮票，也没有限购猪肉，只是农民收入低，想买肉也没那么多钱，说农村没肉票买不到猪肉纯粹是无稽之谈。

搜狐网提供资料显示：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里说:“肉卖不出去,还得提倡吃爱国肉,谁吃的肉多谁爱国（见下图）。”在这四年间，不仅降价促销，还对困难户进行赊账销售。你说，在国家鼓励多吃肉的四年间，你还吃不上猪肉，又是谁的过错？还是你口袋空空，望肉兴叹。

搜狐网：万里谈“爱国肉”

面对“肉多为患”现象，曾有人提出控制生猪饲养，遭到上层决策的否定，要求居安思危。1965年2月27日、4月17日和4月18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猪多了还要多养猪》、《养猪和政策——再论猪多了还要多养猪》、《更多养猪大有可能——三论猪多了还要多养猪》，便是这种决心最好的体现。

那么，什么年代取消肉票的？

首先肯定的是，取消肉票不是分田单干时，也不是取消人民公社时，更不是197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时。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时间内，中国一直未取消肉票，不少人的记忆里只知道七十年代要肉票，这是记忆模糊，或者不敢说出事实真相，更或未经历过那个年代，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混淆视听。

真正取消肉票是1989年，此时改革开放已进入11年（见下图，《北京日报》客户端），11年并非弹指一挥间，而是，漫长岁月。

北京日报：1989年全国取消“肉票”制度

既然分田单干，农民积极性提高了，自然会多养猪，那么猪肉为什么还会紧张？拿1980年来说，我国人口9.87亿,猪肉产量仅1134.1万吨；而1965年人口7.25亿，猪年底库存高达16693万头（六十年代统计猪肉产量是以生猪头数为单位的）。这就是1965年鼓励吃“爱国肉”，1980年还在使用肉票的原因：分田单干，养猪量急剧下降（见下图）。

网易新闻：1965年农产品产量统计

造成分田单干后生猪饲养量猛然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

分田单干后，取消人民公社，生产队解体，每个生产队的养猪场不复存在，生猪库存量急剧下降，一度造成了老百姓吃肉难的局面。虽说1984年才取消人民公社，实际上自1978年开始分田到户时，生产队已逐步名存实亡了。

六七十年代国内共有多少生产队？官方网站没有查到相关数据，那不妨以农业人口数量来推断，1965年农业人口59493万人。网载：“六七十年代，一个生产队平均约为20农户规模；人民公社解体以前的1980年代初期一般达到25～30户的规模，人口从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平均人口约100人。”那就根据1980年的100人为单位，推断1965年生产队数量约595万个。

六七十年代，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有集体养猪场（但不否定，有的生产没有，如：安徽小岗村），以50%的保守比例推算，暂估300万生产队有集体养猪场。再按每个生产队年出栏生猪50头计算，那一年集体养猪出栏数量为15000万头，再加上农户零零碎碎的出栏量，这与1965年的16693万头的数量是吻合的。

生产队养猪场

由此得出结论：八十年代吃肉难的原因是生产队解体，养猪数量急剧下降！

1989年取消肉票，猪肉的计划经济最终变成了市场经济，从此吃肉并不难了，不再受肉票的限制。是生猪出栏数量增加了吗？有这个因素，大中型养猪的建设，局部小范围缓解了猪肉供大于产的矛盾。但更主要的是猪肉进口数量逐年上升，直至现在仍在依赖进口。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猪肉进口数量为439万吨，同比增长108.3%。

2017-2020年中国猪肉进口数量

这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时期生猪产业的差距。故，我不不能一昩指责市场经济的落后性，也不可夸大计划经济的合理性，二者结合，可能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