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成功后，第26路军1万7千余人，浩浩荡荡开入苏区，随之被改编为红5军团。随同起义的还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处，管理处的40余名技术人员，带着8部电台和大批通信器材参加了红军。这使得红军的电台成倍增长，无线电队总队除侦察台和党台外，下属的无线电分队扩充到9个，军团一级的战斗单位都配属了电台。

除了电台，朱德、毛泽东最为看重的还是无线电人才。宁都起义爆发时，无线电培训班已办到第三期，总部便顺势扩大学员名额，将培训班扩建为红军第一所规模化的无线电通信学校。朱毛还亲自到学员的宿营地进行看望，逐个询问籍贯、年龄、出身、家庭状况。当时有人窃窃私语：“过去我听说朱毛是一个人，现在才知道是两个人。”毛泽东听到了，就笑着说：“国民党有人称朱毛红军，外国人就说朱毛是一个人。确实，朱毛的革命情结犹如一个人。”说着，又指了指身旁的朱德：“他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朱毛不分家，天天在一个锅里吃饭哩！”大家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鉴于无线电通信和侦察，已在红军作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通信兵队伍扩大和增强后，总部和无线电总队对于保密工作丝毫不敢放松，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对于密码的保护。

这个时候根据地所用的密码，也就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由任弼时最早带来苏区并进行翻译的“豪密”。

上海中央在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时，就已使用密码，但最初所编制和使用的密码，乃是简单的民用密码。这种密码的加密方式比较单一，要么是一层汉字，要么是英文字母，破译者只需先将它转换成阿拉伯数字，之后再转换成相对应的文字就行，保密程度比较低。

不久，香港地下台建立，上海中央台与之联络，结果却发现自己的电报被英国人拦截并破译了，这让主管中央电台的周恩来十分震惊，当即决定要重新编制一套高级密码。

当时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于先进之列，有人便以为中共的密码也是苏联人教的，其实不是，苏联一直没有向中共开放这一领域。退一点说，就算苏联人肯教，俄语和汉语还不一样，密码具体如何排列，最后仍得自己动脑子才能完成。

尽管如此，周恩来通过向曾去苏联培训过的无线电人员进行了解，还是从侧面打听到了苏联加密的经验和方法，那就是“一次一密”。

对于密码破译，国际上有个共同的规律，即“重复就是被破译的根源”。对方有密码本，一时无法破译时，你可以把他的各封电报都搜集在一起，然后根据作战情况来分析，如果对方重复使用某一个码，就容易从中抓住规律。苏联的“一次一密”，就是要力避重复使用某一电码，使得密码如同台历一样，每天用完就撕掉，第二天再用新的。

周恩来引入了“一次一密”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带领大家集思广益，经过反复钻研，最后终于琢磨出了一种独特的加密法，因周恩来化名为“伍豪”，故将其取名为“豪密”。

“豪密”采用两层加密，第一层是一串数字，这一层和前面那套民用密码差不多，要予以破译并不难，真正难的是第二层，因为需要和密码本对上，并译出具体内容。

和通常的密码本不同，“豪密”并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本子，而是通话双方约定好任意一本书刊。联络时，发报方将所需要文字所在的册数（事先要将书刊拆成几份，标上序号，也就是册数）、页数、行数、列数等，按照提前约定好的顺序发出，收报方只要反向查找出书刊中相对应的字，就可以翻译出电报。

苏联的密码系根据字母排列，重复率还是要高一些，而“豪密”使用的是汉字，相对而言，重复的概率和破译的几率都大大降低。这使得加密方式初看似乎并不复杂的“豪密”，不但如苏联密码一样具有“一次一密”的特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比苏联密码更加难以破译。

“豪密”由任弼时带到苏区后，被迅速应用至无线电总队及各分队的所有电台。红军电台使用“豪密”，是以《圣经》作为密本，通话双方各拿一本相同版本的《圣经》，并将《圣经》事先拆成若干份进行编码，发报时，只需发来与数字相对应的册、页、行、列，密码即可解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