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的朝鲜战场，一场令人发指的非人道主义行径正在上演。当时，美军为挽回在＂三八线＂以南的失利，竟罔顾国际公约，在朝鲜战场及中国东北地区投放携带致命病菌的昆虫，发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细菌战。这场战争不仅造成志愿军384名官兵感染、126人死亡，更夺去了67军军长李湘的生命，他也成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面对美军的这一暴行，周恩来总理彻夜未眠，紧急部署六项应对措施，并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严正抗议。这场发生在69年前的细菌战，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直到今天，美国仍未对这一反人类罪行做出任何道歉与承认。

1951年的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起第五次战役。战役中，志愿军将士英勇奋战，连续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一路将敌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

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仅重创了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更是动摇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霸权。麦克阿瑟将军被杜鲁门紧急撤职，美国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动摇的声音。

美军高层为了挽回颓势，随即制定了两个反攻计划。在1951年秋季，他们发动了代号为＂杀戮行动＂的秋季攻势，调集重兵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

美军这次行动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火力，但志愿军将士依然以坚固的防御工事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将敌人的进攻一次次击退。最终，这场持续数月的攻势以美军的惨败而告终。

眼看着秋季攻势无功而返，美军指挥部又开始谋划新的军事行动。他们认为，冬季结束后的春暖花开之际，正是发动新一轮进攻的最佳时机。

1952年春季，美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不仅调集了更多的兵力，还投入了新式武器装备，妄图凭借优势装备打开战局。

然而，春季攻势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任何改观。志愿军将士依然牢牢地守住阵地，美军的进攻一次次被粉碎。这场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再次以美军的失利而告终。

连续两次大规模进攻的失败，让美军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他们发现，仅凭常规作战手段，已经无法撼动志愿军的防线。

美军指挥部开始寻求新的作战方式，一些非常规的作战手段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多次秘密会议后，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计划逐渐浮出水面。

这个计划就是利用细菌武器，通过散布致命病菌来打击志愿军的战斗力。美军认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造成大规模伤亡，还能在心理上给志愿军造成巨大压力。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美军开始在后方秘密调集专门的细菌战部队。这支部队不仅配备了特制的投放设备，还储备了大量携带致命病菌的昆虫。

美军的这一行动，完全违背了国际公约中关于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规定。但在战场失利的阴影下，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些国际准则，只想通过这种卑劣手段来挽回颓势。

1952年1月的一天，金谷里上空突然出现了几架美军飞机。这些飞机在志愿军第42军第175团驻地上空盘旋，投下了一些不明物体。

巡逻的战士们立即前往查看情况。他们在雪地上发现了大量黑色团状物体，这些黑团竟然都是由数量惊人的昆虫聚集而成。

仔细观察后，战士们发现这些昆虫主要是苍蝇、跳蚤和类似蜘蛛的小生物。在寒冷的冬季雪地上发现如此大量的昆虫，这种反常现象立即引起了部队的高度警惕。

42军指挥部接到报告后迅速做出判断：这些密集出现的可疑昆虫极有可能是敌军投放的细菌载体。部队立即采集了部分昆虫样本，并向志愿军总部进行了紧急报告。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惨痛教训。当年日军731部队就曾在我军根据地投放过携带病菌的昆虫，导致当地瘟疫肆虐，大量军民死亡。

志愿军总部收到报告后立即对昆虫样本进行了培养化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在这些昆虫身上，检测出了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痢疾杆菌和脑膜炎双球菌等十多种致命病菌。

随后几天，类似的情况在朝鲜多地陆续出现。特别是在平壤市区和铁路沿线等人口密集区域，都发现了大量可疑昆虫。

这些地区的昆虫密度惊人，每平方米就有7到100只不等。在某些区域，昆虫密度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1000只的骇人程度。

美军的细菌战手段也在不断升级。除了空投携带病菌的昆虫外，他们还开始使用装有细菌的特制炮弹，直接轰击志愿军阵地。

更为严重的是，美军的细菌战行动已经越过了朝鲜战场的范围。他们开始入侵中国领空，对东北和山东地区进行细菌武器投放。

短短一个月时间里，美军就出动了177批次、共计865架次飞机，对中国境内进行细菌武器投放。这些疯狂的行动充分暴露了美军不计后果、不顾人道的战争本质。

为了应对这一危急情况，志愿军立即向朝鲜方面通报了细菌战情况。双方开始紧急采取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在军民中大规模爆发。

在前线，部队加强了对空警戒，密切监视美军飞机的动向。一旦发现可疑昆虫，部队会立即采取消毒灭杀措施。

同时，部队还在各驻地区域设立了隔离区，对可能被感染的人员进行隔离观察。医疗队伍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出现的疫情。

这场突如其来的细菌战，不仅给前线将士带来了生命威胁，也给后方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防疫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已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细菌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彭德怀立即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电报。聂荣臻在收到电报的当天，就向党中央各位领导人做了详细汇报。

毛主席在了解情况后，当即做出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这一批示将细菌战的应对工作提升到了国家层面。

接到任务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投入到应对工作中。他通过多个渠道收集情报，研究总参谋部的报告，并连夜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方案。

这个方案包含了六项具体措施：判明情况、增加防疫器材、公开声明、控诉美军罪行、防疫动员、求助苏联。经过毛主席审批后，这些措施立即开始实施。

解放军总参谋部与总后勤部迅速协调，调集全国现有的防疫物资。他们立即向前线输送了340万份鼠疫疫苗和9000磅消毒粉。

同时，国内的疫苗生产工厂开始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他们接到了生产1000万份鼠疫疫苗的紧急任务，这些疫苗将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疫情。

在物资调配期间，周总理始终强调时间就是生命。他要求各个部门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完成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工作。

中国政府还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这一反人类罪行。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揭露了美军企图通过细菌战来延长和扩大朝鲜战争的阴谋。

朝鲜方面也迅速做出反应，外相朴宪永发表声明控诉美国的暴行。朝鲜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了正式抗议书，要求国际社会对美军的行为进行制裁。

面对中朝两国的声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矢口否认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他不仅污蔑中朝两国在造谣，还提议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

但是中朝双方都清楚，当时的红十字会完全受美国控制。让红十字会调查，无异于让美军来检验自己的细菌战成果。

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中国政府邀请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内专家组前往朝鲜实地考察。这些独立的调查组最终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美军确实在朝鲜使用了细菌武器。

国际社会对美军的这一暴行反应强烈，许多国家和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这场舆论斗争，让一向标榜＂人道主义＂的美国陷入了尴尬境地。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美国只能通过混淆视听来逃避责任。他们试图将这个军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企图蒙混过关。

但是，美军的这种狡辩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在确凿的证据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下，美国的＂人道主义＂面具被彻底撕下。

面对美军的细菌战，中朝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统计数据，志愿军共有384名官兵被确诊感染，其中126人不幸牺牲。

在这场非人道主义的战争中，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将军的牺牲最令人痛心。这位英勇的指挥官因感染病菌而患上败血症和脑膜炎，最终不幸离世。

1998年，两位加拿大教授的研究为这段历史真相提供了有力佐证。约克大学的史蒂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着手研究这段历史。

他们合著的《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通过解密档案揭示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确凿证据。这本书详细记录了美军使用的M33-M114型细菌子母弹，以及炭疽热、兔热病等生物武器的研制过程。

美国的细菌武器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为了获取日本731部队的研究成果，美国不惜以免除战争责任为代价，包庇了石井四郎等战犯。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接收了731部队的研究资料和人才，迅速成为生物武器研究的领军者。这些来自731部队的技术和经验，为美军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奠定了基础。

然而，美军的这场细菌战最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中共中央的及时应对和有效防控，使得疫情未能大规模爆发。

这场细菌战反而促进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在美军发动细菌战后，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出了开展全民卫生运动的倡议。

这一倡议得到了政务院的批准，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这场运动将改善卫生状况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运动开展半年内，全国就清除了1500多万吨垃圾，新建和改造了490多万个厕所。人民群众还捕杀了4400多万只老鼠，消灭了200多万斤蚊子、苍蝇和跳蚤。

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仅改善了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更培养了全民的卫生意识。解手要到厕所、＂除四害＂运动等良好习惯，都是在那个时期逐渐养成的。

国际科学委员会对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卫生运动，得到了五亿中国人民的全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