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与德国之间上演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军军备竞赛，其激烈程度堪称历史之最。这场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升级，直至达到高潮，恰好处于全球战争阴影的最浓处。

自特拉法尔加海战后，英国海军在七大洋上的霸主地位已坚如磐石，成为衡量其海军实力的重要标尺。具体而言，英国海军的力量需与所谓的“两国标准”相等，即其军力与法、俄两国海军力量之和（此前分列第二、三位）相匹敌。

相较于英国海军的深厚底蕴，德国海军起步较晚。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19世纪初普鲁士海军的创立。然而，初期的德国海军力量微弱，与英国海军相比，犹如萤火之于皓月。直至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诞生，德国海军才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在统一后的德国，由于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指引，德国避免了与英国的冲突，未积极争夺海外殖民地或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其外交目标仅限于孤立法国，防止其与俄国结盟。在这一务实的外交政策下，德意志帝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工业技术突飞猛进，迅速崛起为欧洲的重要力量。在殖民地问题上，德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主动放弃了一些地区（如东非），甚至以换取北海战略要地赫尔戈兰岛为代价，与英国达成了妥协。然而，1888年6月即位的威廉二世却彻底颠覆了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他自认为德国已步入鼎盛时期，应积极参与全球殖民地的争夺。同时，威廉二世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对海上力量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海军抱有异常执着热情的某位德国战略家坚信，德国要在全球舞台上取得进展，必须构建一支足以与英国相抗衡的海军力量，从而在全球“阳光地带”中从“衰退中”的帝国手中“再分配”殖民地资源。1895年，他发表了“德意志的未来在于海洋”的宣言，这不仅标志着德国海军建设进入了加速跑道，也成为了英德海军竞赛激烈展开的起始信号。可是，在英德海军竞赛拉开序幕之时，双方的海军实力差距显著。英国已拥有14艘当时最为先进的战列舰，相比之下，德国仅拥有4艘。在全球海军强国中，德国排名第五，落后于英国、法国、俄罗斯及意大利。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德国于1897年采取了两项关键举措：首先，任命备受尊敬的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为海军大臣，并将海军从陆军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其次，启动了连接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战略要道——基尔运河的建设工程。基尔运河的完工以及赫尔戈兰岛的获得，显著提升了德国海军在北海的战略地位，为德国海军提供了进入北海的门户及重要的战略支点。提尔皮茨在规划德国海军建设时，以英国海峡舰队的规模作为参照，预估需要超过20年的时间来建造60艘主力舰。他深知，在构建强大舰队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稳健策略，既要避免与英国直接冲突的灾难性决策，又要缓和国内议会中的反对声音。尽管当时德国海军内部存在组建巡洋舰队以实施海上破交战略的呼声，但提尔皮茨坚定地主张将重心放在战列舰舰队的建设上。他认为，在对抗俄法时，战列舰舰队可直接对敌舰队发起攻击；而面对英国时，该舰队则可用来打破英国海军对德国海岸的封锁，确保国家海上通道的畅通无阻。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898年4月10日，德国帝国议会通过了首个舰队法案，为德国海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898年舰队法案的颁布，为德国海军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兵力规划框架。在专业的海军力量构建层面，德国海军理应在其本土海域部署两个战列舰分舰队，每个分舰队标配8艘战列舰，并额外增设一艘作为旗舰，统领全局。据此规划，德国需着手建造总计17艘战列舰，以确保海上优势。此外，本土防御体系还需纳入两艘大型巡洋舰执行侦察任务，以及8艘小型巡洋舰以增强灵活性。针对海外领地与侨民的保护需求，德国应在海外基地部署大型巡洋舰与小型巡洋舰各5艘，以彰显其全球海军力量的存在。在当时，海外舰队不仅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其派遣规模更是衡量国力强弱的关键指标之一。作为战略预备力量，德国还需保有战列舰2艘、大型巡洋舰1艘及小型巡洋舰2艘，以备不时之需。为实现这一宏伟的海军建设蓝图，德国政府规划了为期七年的预算，总额高达4.089亿马克，旨在全面提升海军实力。德国方面强调，此系列举措旨在平衡法国与俄国的海军力量，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并无威胁之意。进入20世纪，德国海军战略迎来重大调整。1900年，德国对舰队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即第二个舰队法的出台，标志着德国海军力量建设的加速。依据新法案，德国舰队总数近乎翻倍，战列舰分舰队更是扩充至4个，其中两个为常驻分舰队，另外两个作为战略预备。加上两艘旗舰级战列舰，德国战列舰总数跃升至34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国海军实际拥有的新建一等战列舰仅为5艘，在建的也只有9艘，其余多为老旧的三等战列舰与岸防战列舰，暂时填补战力空缺。尽管如此，舰队法的实施仍为德国海军的大规模造舰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使得主力舰的建造速度得以大幅提升，几乎达到每年两艘的产出率。德国海军的快速崛起，无疑给英国、法国及俄国等海军强国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尤其是英国，其海军战略随即做出重大调整，将原有的“两强标准”升级为“对德双倍标准”，即英国海军力量需维持在德国海军的两倍水平。至1902年，英国再次回归本土防御战略，强化本土周边海域的兵力部署，形成对潜在对手的强力威慑，确保一旦战事爆发，能迅速应对敌方舰队的任何动向。在1895年至1905年的十年间，德国海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战列舰建造计划，共计启动了20艘战列舰的建造工程。凭借这一迅猛的建造速度，德国海军的实力在1905年成功超越了俄国、法国及意大利，与同期快速崛起的美国海军并肩，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两大海上力量。然而，英国海军作为当时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其战列舰的数量依然保持为德国海军的两倍之多。面对德国海军的“造船热潮”，英国政府与海军高层迅速作出了响应。1904年12月，被誉为英国近代海军奠基人的海军元帅费希尔勋爵就任第一海务大臣。一上任，费希尔勋爵便果断调整了英国海军的战略布局，削减了地中海地区的任务部署，同时强化了北海舰队的建设，以此展现出英国对德国海上挑战的有力回击。在与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交谈中，费希尔勋爵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想：效仿历史上纳尔逊在哥本哈根海战中全歼丹麦舰队的壮举，在德国舰队完全崛起之前，采取类似“哥本哈根”模式的行动，以彻底解决潜在的威胁。在费希尔勋爵的强力推动下，1908年，一艘装备有单一口径主炮的全新战列舰——“无畏”号在短时间内迅速建成并服役。这艘拥有10门12英寸主炮的战列舰的问世，标志着传统战列舰技术的迅速过时，并对英德海军竞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畏”舰的出现促使海军兵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迫使德国海军不得不对其舰队进行重新编制。尽管在传统兵力上，德国海军尚无法与英国海军相抗衡，但“无畏”舰的问世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德国提供了一个与英国站在同一新起点上的机会，使双方得以展开新一轮更为激烈的竞赛。在这一轮的竞赛中，双方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决心，展开了一场关乎海权未来的激烈争夺。与此同时，1908年，英国政治舞台也发生了重大变动。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英王诏令中被称为首相的自由党人亨利·坎贝尔·班纳文爵士在任期内不幸病逝，其职位由原财政大臣阿斯奎斯接任。新内阁由一批自由党内强有力的政治家组成，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继续引领英国走向未知的海洋未来。在英国内阁中，劳合·乔治担任财政大臣一职，而温斯顿·丘吉尔则掌舵贸易委员会主席之职。两位重臣提出的政策旨在优化社会福利体系并削减军事预算，这一立场与海军部的战略规划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海军部渴望扩张军备，双方的分歧由此变得尤为尖锐。当英国的“无畏”号战舰震撼登场后，德国海军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在1908年至1911年间，每年将建造3艘无畏舰及1艘战列巡洋舰，旨在与英国的无畏舰数量保持均衡。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对英国海军构成了巨大挑战，因为当时英国内阁仅决定建造1艘无畏舰和1艘战列巡洋舰。面对此景，海军部核心成员，特别是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勋爵，针对1909年的预算进行了积极而强有力的游说，并获得了海军大臣麦克纳的坚定支持。麦克纳及其团队甚至不惜以政治前途为赌注，全力推动海军建设。他们的口号响彻云霄：“立即建造8艘，时不我待。”面对海军部的强烈诉求，阿斯奎斯首相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先行建造4艘无畏舰，并在局势紧张时再考虑增建4艘。最终，1909年的计划确定为建造6艘无畏舰和2艘战列巡洋舰，而1910年及之后的计划则是3艘无畏舰和1艘战列巡洋舰。尽管1909年担任德国宰相的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了缓和政策，一度缓和了这种激烈的竞争氛围，但威廉二世“誓要夺取海神手中的三叉戟”的决心依然坚定不移。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两国的造船台上不断有新的无畏舰缓缓下水，德国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越了英国，这反映了德国正紧抓新一轮竞争机遇，努力缩小与英国的差距。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双方海军预算的增长情况，我们可以对比1912-1913年度与1904-1905年度的海军预算。在1912-1913年度，英国的海军预算为4408万英镑，而德国则达到了2201万英镑。与十年前相比，英国的海军预算增加了722万英镑，而德国则增加了更为显著的1144万英镑。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双方海军力量的快速增长和竞争的加剧。可见，德国方面的预算已飙升逾千万英镑大关，这一数字相较于前期实现了翻倍有余的增长，表现出德国方面急欲追赶并缩小差距的强烈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