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纯攻击型的汉人王朝，就算强悍到“独以强亡”的汉朝与之相比都要稍逊一筹。其中的证据之一，就是长城——类似的防御性质的军事工程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修，但凡是个像点样的中原王朝几乎就没有落下的，包括汉朝在内。唯二的另类，一个是宋朝，倒是从脑瓜顶到脚后跟都万分的想要大修特修，可惜连修长城的资格都没捞着。其二就是唐朝了，人家是真不惜的修。

对于唐人来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就算要防也得到胡人窝里去防。所以修长城，只会妨碍自家儿郎肆意的马蹄，完全没有自找麻烦的必要。

别说长城了，唐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城池都不想好好修。

景龙二年（708年）唐将张仁愿率军突破黄河，于北岸大破突厥。不过老张觉得，击败突厥人很容易，想要全歼他们却太难了。为了防止这帮家伙卷土重来，也为了将来唐军反攻时有个稳固的落脚点和后勤基地，他就打算黄河北岸筑城，为此还打了个报告向朝廷请示。

唐中宗李显把大臣们叫来研究这事，结果大家反对的意见居多。比如有人说岸北之城孤立于外，肯定难守。与其到头来便宜了胡人，不如咱们就别修。而得到最多人附和的观点居然是有了城池，士兵就有了懈怠侥幸之心。想着反正有城池做后盾，打仗就会失去拼命进取的精神，甚至只想守城不愿意出城野战。

而不敢野战的唐军，还算什么唐军！

看到大家纷纷反对，张仁愿的使者才慢悠悠的拿出了筑城规划。然后大家一看，纷纷作鸟兽散，再没人管这码事了。

为啥？因为张仁愿要筑的城，最大的特点是一不设瓮城，二没有任何防御设施。像什么羊马墙、女墙、马面、敌台、战棚、堞楼、角楼以及滚木礌石、床弩、投石机之类守城必备的工事和器具一概没有不说，还严令守军不得私设，谁敢不听就砍谁的脑袋。

对此，老张是这么解释的：

“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旧唐书·卷九十三·列传第四十三》）

那意思很简单——筑城就是纯粹当兵营和粮仓使的。驻军不是守军，敌人来了就必须出城野战。想蹲城头死守的怂蛋，就算敌人弄不死你，我老张也得砍了你！

而张仁愿所筑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唐受降三城。

张仁愿筑了座注定没法守御的城池，那么当地驻军和百姓会不会恨他？

后来常元楷接替老张当上了朔方军总管。为了迅速招揽军心民心，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受降城修上了瓮城。结果却是没人领情，反而让受降城的军民都瞧不起这个新主帅——“议者以此重仁愿而轻元楷焉”（引用同上）。

唐人就是这么彪悍，就是这么勇，这么莽，到了让后人无法理解甚至恐惧的程度。所以北宋甫立，就迫不及待的拆掉武人的骨头，再在其肩膀枷上一道名为崇文抑武的枷锁。

这就制造了一道分水岭——一边是养民如狼，一边是治民似羊。其影响，直到今天也不敢说已经彻底消除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个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的、武德充沛到最终把自己爆掉的大唐。

说到唐朝的尚武，就不得不提到唐人对于野战的重度沉迷。甚至可以说这种基因，是渗透在骨子里的。

我们都知道渭水之盟，那是李世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以往我们看到的说法都是长安无兵可守，所以只能出城跟突厥人谈判，倾府库之财换取其退兵。

其实这种观点就算拿脚后跟去想，也找不到任何合理之处。

长安最鼎盛时人口过百万，就算唐初时发展度不足，但十几万人总还是有的吧？从中抽调精壮，再加上驻军、宫廷侍卫，凑个几万人守城有什么难度？而且以突厥人那堪称渣中之渣的攻城能力，长安城不说固若金汤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别以为长安的老百姓就手无缚鸡之力。三年后的雪夜袭襄城之战，苏定方因为迷路一头闯进了突厥大营。然后他就带着200府兵在十几万突厥人当中横冲直撞，杀得人仰马翻，这才给李靖一战灭突厥创造了绝佳的战机。

苏定方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匡道府折冲都尉。那么匡道府在哪儿？根据《长安志》的记载，匡道府的辖区在“朱雀街西之第四街金城坊西南隅”——搁今天的话讲，老苏就是首都某民兵团团长，他手底下那200个如凶神恶煞般的府兵，统统都是长安土著！

北宋的第一次开封保卫战以及明朝的庚戌之变时，论战斗力赵佶和朱厚熜的兵连长安精壮的脚趾头都不如，但都成功守住了城，那凭什么李世民就守不住？

与其说守不住，不如说他从没想过守。

为了达成千里突袭的突然性，颉利可汗率领的近20万兵基本都是轻骑，机动力堪称无敌。所以人家一旦想跑，唐军只能干瞪眼，根本追不上，因此李世民认为无论防守还是出战都是没有意义的。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一旦据城而守，就等于将长安周边的城镇乡里拱手让与突厥人劫掠，这样造成的人口和财产损失，李世民肯定受不了。

在赵佶、朱厚熜眼里的“癣疥之损”，却是李世民无法承受的。所以他宁可自己丢人、破财，也得先把这帮强盗打发走再说。

等突厥人出了长安境内，李世民立刻翻脸不认人，发动各地府兵对其前堵后截，狠狠的给这帮强盗扒了一层皮。逼得颉利不得不遣使献上牛羊以求和，只求能安然逃回草原老家。

但这也改变不了在3年后他即被唐军押解长安，靠给大唐皇帝献舞求生的命运。

事实上在李世民的戎马生涯中，以寡敌众、以弱击强的战例比比皆是，但他几乎从未考虑过防守，要做的永远是进攻、是野战。平定西秦之战，李世民一度被薛举揍得近乎单骑逃回长安，所部“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旧唐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五》）。等到卷土重来，这回得慎重点，先以不败再求胜了吧？开什么玩笑！还是野战，还是主动进攻，而且在敌军阵势动摇时，李世民带着20来个亲兵就敢撵在数千败军的屁股后头狂追猛砍。那股子霸道至极的气势直接让敌将薛仁杲在占据兵力优势的情况下“大惧，婴城自守”（《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最后守也守不住，只好无奈请降。

打窦建德的时候就更出名了。背靠虎牢雄关，这厮却“弃长用短”，又跑到关外跟人家玩起了野战。不仅如此，他还敢以3500骑向对面十余万大军发起主动进攻，而且冲在全军最前头的，就是这位后来的大唐太宗文皇帝！

据说后来跟大臣们聊起这段往事，这厮曾笑称当时的马惊了，拉不回来，只好将错就错就当是带头冲锋了。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对这段说辞嗤之以鼻——战场惊马不奇怪，但每逢大战、恶战就必定“惊马”的，除了这位爷也是没谁了。

在很大程度上，开国之君的性格，差不多就能奠定一个王朝的气质。从秦至清莫不如此，唐朝自然也不例外。而李世民虽非首帝，但其对李唐王朝、尤其是军队的影响，又远非李渊可比。

有了这样的人物做表率，唐军面对任何敌人都敢于亮剑，尤其酷爱大开大阖的野战，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开国到天宝十二年（753年）的135年间，唐朝灭国近30。除了那座爬上去会大片大片的憋死人、占下来也毫无用处的高原，其周边四夷但凡说话声音大点的，都被灭了个遍。

靠的，就是侵略如火、动如雷霆，堪称举世无双的强大攻击力。

但最能体现唐军强悍攻击力的，不是辉煌的外战，而是场有点丢人现眼的内战。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肃宗李亨为了收复长安，遣郭子仪率汉胡兵马15万从凤翔出发向东挺进。同时，叛军为了守住长安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也针锋相对的派遣大将安守忠、李归仁率10万大军，出城向西迎战。

无论敌我双方，都是出自唐军嫡系，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同出一源。所以郭子仪也没想过自己会有攻城的机会，两军就是相向而行，在哪儿遇上在哪儿打。

最终他们遭遇的地方，叫香积寺。

话说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一方的损失达到一成就会慌乱，超过两三成就会溃败，这基本上是共识，也是绝大多数军队的现实。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没开打，只要对面的骑兵发起冲锋，或者迎面飞来一阵箭雨，再或者是一支敌军突然出现在意外的方向，都可能引起全军崩溃——比如说宋军就经常给世人上演这种“人间喜剧”。

但香积寺之战显然是个例外，还创造了个世界记录——唐军在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阵斩叛军超过6万人，而己方的损失还要大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在唐军的战损达到50%、叛军超过60%的情况下，双方仍在酣战不休、不死不休。别说崩了，哪一边的士兵都没有害怕或者想要逃走的意思，堪称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叛军后来之所以败了，是因为前边的人差不多死光了、扛不住了，后边也无兵可派。而郭子仪则把受雇而来、战斗意志相对不那么坚决的回纥骑兵始终攥在手里，恰在此时又给放了出来。草原人打硬仗那是白给，痛打落水狗却是专家，故此才能一击制胜。

所以这场仗，没有任何花哨，就是正面刚、一换一，谁先眨眼谁就输。事实上前边一片一片的死人，两边上至主帅下至小兵却无一人动摇。但凡到最后安守忠还能划拉出一两万精兵，这一仗还不一定打成啥样，两军全都打光、同归于尽都不是不可能之事。

战斗意志如此顽强的军队，古今中外加起来都不会超过五指之数，搁到哪朝哪代都得当宝贝一样供起来（当然也可能当贼一样防着）。但在唐朝，这样忠勇的将士就是炮灰。

没别的原因，这样的人在那时根本不稀罕，太多了。

比如李嗣业。在唐军阵线一度动摇、将呈败势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率部肉袒冲锋，“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五十九》），迅速稳定住了全军的阵势和士气。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在几十万人的大混战中，别说李嗣业才杀了十几个人，就算他内裤外穿连斩数百、上千，也不过是在茫茫人海中掀起几朵小小的浪花而已。事实上李嗣业带领的陌刀队很快就打光了，郭子仪不得不另派预备队把他替换下来。

反正就是一支部队打光了，就派新的部队顶上去。如此循环，直到一方的军队打光了或是士气打没了，这一仗就算赢了。

但李嗣业存在的意义并非在于他杀了多少敌军，而在于他身处逆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不但鼓舞了友军，甚至得到了敌人的尊重。

话说在冷兵器时代要想成为一名勇冠三军的无敌猛将，条件需要很多。但要是只归结为一条，那就是甲好。像初唐的虎牢关大战，李道玄在敌营中杀了个几进几出，堂兄李世民找到他时，发现这厮身上“箭如猬毛”，就是被射得跟刺猬似的。但他换了甲胄和战马后，又活蹦乱跳得跟没事人似的跑去冲阵了。

要换个小兵或普通的将领，李道玄早就死好几回了。所以很多将领杀敌多还总不死，靠的就是兵利甲坚。就像陈汤说的那样，匈奴人打不过汉军，不是因为汉军怎么能打，而是匈奴“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所以一汉才能顶五胡。后来匈奴人改进了技术，汉军再打起来就吃力了，只能“犹三而当一”（《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而在香积寺，李嗣业一上阵就“脱衣徒搏”，就是光着膀子直接开干，甚至有史料称这厮脱得全身上下就剩下块兜裆布。而他想表达的意思也很明显，那就是哥今天不想活了，就是找死来了，对面要是有种，就赶紧来弄死我！

所以李嗣业“杀十数人”的战果，在这场几十万人的大混战中说是轻如鸿毛都算抬举了；他率领的陌刀队“如墙而进，人马俱碎”，尽管场面很可观，但对战局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他真正起到的作用，是那份十足真金的舍身赴死的决心，不但鼓舞了已呈败势的唐军的士气，更是令叛军深感畏惧，或者说是尊敬。

否则就算把李嗣业丢到树林子里裸奔一圈，都得划一身的血口子。又怎么可能在箭矢乱飞、刀枪林立的万军丛中，毫发无损的撤出来？

以必死之心换得全身而退，故此李嗣业才能“一脱成名”。

而说到李嗣业，就不得不说到陌刀。

在中国冷兵器发展史上，唐朝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许多在这个大时代里普遍装备并大受追捧，而且在实战中也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武器，比如马槊、陌刀、横刀等，在唐亡后就迅速遭到冷遇，很快就被长矛、大斧和手刀所取代。其消失之彻底，以至于如今考古都找不到实物，其形制如何、怎样使用、打制工艺都充满争议，谁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至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过。

为啥？因为这些饱受唐军猛士青睐，又很快被后朝弃之如鄙履的玩意，个个堪称“人间凶器”。

就拿陌刀来说，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这种仅有猛男才耍得起的重兵器不长，只有两米出头；但却很重，应该有50斤以上。为啥这么重？因为用精钢打制的刀刃部分面积巨大，几乎与刀柄等长。刃长且重，意味着杀伤力惊人，同时也说明陌刀头重脚轻，操练不易。

普通的刀斧劈砍就能发挥出绝大部分的威力，枪矛则是利于捅刺——这些在唐亡后逐渐走红并成为主流的制式兵器，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利于密集结阵而互不影响。往好听了说是攻守兼备，往难听了说就是方便弱弱联合，抱团壮胆。

可陌刀就不行。这玩意不但死沉死沉的，而且重心严重偏前，结阵劈砍还不如普通刀斧利索呢。要想发挥陌刀全部的威力，达到“人马俱碎”的效果，光凭双臂的力量是不够的，得把全身的气力都调动起来。

所以，这玩意就得抡起来，才使得了。

可这么一抡，还密集结阵个毛线！否则陌刀一挥舞起来，敌人还没来得及人马俱碎呢，身边的战友先被大卸八块了，这谁受得了？

与陌刀类似，槊（包括马槊和步槊）长得像枪矛，实则截然不同。除了捅刺外，槊可劈、可砸、可扫，需要更大的施展空间，所以也没法密集结阵。

说白了，唐军的主战兵器就决定了这是一支基本放弃防守的纯进攻型部队，推崇个人勇武，亡命徒才是军中明星。而且谁都甭去指望别人，一切全靠自己，先把自己的命豁出去，才能要了敌人的命。

到了晚唐，疯到癫狂的藩镇军阀们甚至嫌弃陌刀杀伤力不足，又推出了终极战场疯子的专用大杀器——长剑。长剑就是将陌刀的刀刃部分继续加长加重，然后将刀柄缩短到仅够双手握持长度的深度改良版陌刀。这玩意几乎不具备任何防御功能，纯进攻、纯抡，剑锋所及之处俱成齑粉，当然与此同时自己身上可能也要添上几个透明窟窿。

这对士兵的战技和勇气的要求就太高了。所以哪怕像是朱温、杨行密这样的大军阀，几十万部队里也就能挑出千余合格的重剑兵。规模小点的，恐怕凑个百八十都费劲。这种纯精锐，平时当督战队砍自己人，关键时刻当敢死队冲阵或救主，改变了无数场大大小小的战争的走向与结局。

上至君王将相，下至黎庶百姓，统统都是这种崇尚进攻、嗜战如命的性格。这就导致了在大唐这个王朝，大家都习惯了拿拳头或刀子说话，谁要是光会动嘴巴，那就是公认的怂货软蛋，没人会看得起你。

所以盛唐为何会盛？因为从李渊到李隆基，那近150年间的大唐天子几乎个个都是拿刀子夺下的江山。为此诸如父子相残、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等在哪朝哪代都无法容忍的人伦惨剧，在大唐都上不了热搜。而靠一具具至亲的尸体堆砌起来的王座，自然充满了十足的杀气、霸气，再去调教那些显然不在一个档次的文武百官、军国大事，还不手拿把掐？

等李隆基建起“十王宅”、“百孙院”，将子孙后代当猪豢养、当贼防范，李唐皇室就算想自相残杀也有心无力以后，盛唐就在他手中终结了。不再是从铁与血、至亲尸堆中遴选出来的大唐天子，一个比一个怂，一个比一个软，到最后沦落到被宦官这种奴才当猪狗宰的程度。

这是巧合吗？其实是种必然。在大唐，人们只崇拜和敬畏强者、勇者。对那些只靠父祖的辉煌上位的二世祖，无机可趁时可以蛰伏隐忍，一旦有机可趁了反他母亲的从无任何顾忌和负担。

而且就算你再凶再猛，也不能太欺负人。所以当石敬瑭引贼入室，契丹兵习惯性的在中原大地上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时，悍唐遗风犹存的河南老乡们揭竿而起，揍得大辽开国精兵屁滚尿流，耶律德光惊慌失措下骑上匹骆驼就跑，最终还是难逃暴卒杀胡林的下场——这种事情，在别的朝代就是“爽文”，在大唐却是屡见不鲜的存在。

所以耶律德光在化身“骆驼战神”前，忍不住对左右惊呼：

“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第一》）

就因为这股让外人以及后人都无法理解的大唐遗风，刚刚接手李克用位置的李存勖手里只有5000疲兵，就敢去冲由耶律阿保机亲率的10万大军。一次冲不动就冲两次，两次冲不动就冲三次……直到悍不畏死的冲到第五次，终于将同样悍不畏死的契丹精兵冲崩了，由是取得幽州大捷。李存勖为啥这么勇？那是因为不勇就得死——在朱温和阿保机的内外交攻下，他想求得一线生机就得让麾下将士愿意为之效死。可人家为啥要替你玩命？所以你自己就得先玩命。

耶律德光不懂，但李存勖作为汉化极深的沙陀人，深知为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所以没法骑骆驼跑路，只能一次次的拿命去拼。

试想一下，要是在高粱河之战的最关键时刻赵光义像李存勖乃至李世民一样亲自发起决死冲锋，会不会改变这一战的结局？但这种猜想是不存在任何现实基础的。因为赵二无需展示自己的勇武和无畏，就能安坐帝位而无人可以动摇，那么他凭什么还要去拼命。

所以一看形势不妙，赵光义就骑驴狂奔。就算还是挨了两箭，中招的地方也是屁股。更搞笑的是，这厮一口气狂奔数百里后，突然发现身边一个溃兵败将也没找到。原来契丹人的水平也不咋地，只能击败宋军却无力击溃。导致少了个废物皇帝瞎指挥，宋军反倒能稳住阵脚，据城坚守了。

于是在恼羞成怒下，赵光义逼死赵德昭，解除了力挽败局的大将石守信、刘遇的兵权。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此时的中国之人，已经不难制了。

这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唐代宗李豫在平定安史之乱后昏招迭出，外纵吐蕃侵伐、回纥跋扈，内逼仆固怀恩叛乱，就靠一个郭子仪四处扑火。既然你都这么怂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田承嗣随即在河北割据，又是奉安史为“圣”，又是四处攻伐劫掠州县，动辄言叛。对此，李豫“亦无如之何”，遂使河北割据，成为大唐王朝挥之不去的一颗毒瘤。

你不行，就换别人。就算换不了，还想让我惟命是从，那是做梦。

雍熙三年（986年）冬，辽军攻打北宋瀛洲（今河北河间），宋将刘廷让率数万步骑迎战，两军交战于君子馆。最终宋军全军尽墨，大将李敬源、杨重进战死，贺令图等被俘，刘廷让仅以身免。

打了败仗，自然要追究责任。但刘廷让理直气壮——契丹铁骑无敌，所以宋军步骑打不过人家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天气太冷，弓弦变脆，所以“弓弩皆不能张”。没了弓弩这个宋军仰之为干城的大杀器，打败仗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对此，包括赵光义在内的满朝文武均深以为然，非但“不之责”，还给他升了官，“复命代张永德知雄州兼兵马部署”（以上皆引自《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十八》）。

这是扯的什么淡！

天太冷，宋军弓弩废了，难道辽军就没废？更何况刘廷让在撒谎，君子馆之战与宋军交战的辽军主要是奚族兵。而在辽军军制中，“铁骑”主要是契丹本族和附庸杂族在玩，以农耕为主的奚族大多数是步兵。也就是说在双方人数基本相等的情况下，步对步宋军还是打不过，让人家给全灭了。

即便是步对骑，要说没得打，在宋朝之前基本也是个笑话。

苏定方灭西突厥，就是以万余骑马步兵为主力，大破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麾下的10万铁骑；怛罗斯之战，高仙芝仅以数千唐军步兵硬抗十余倍于己的大食骑兵（10万～30万），血战5天不落下风；到了晚唐五代，打仗都打成老油子了的各种藩镇军阀更是把以步胜骑玩出花来。李嗣源敢拿两条腿的步兵在战场上玩大范围机动，绕到阿保机的骑兵背后玩前后夹击并大破之；符存审则是烧草成烟，干扰骑兵视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然后用步兵以乱制乱再大破之；葛从周干脆拿步兵跟骑兵硬碰硬，在制造大量杀伤且双方混作一团后，就可以撵着骑兵的屁股狂砍，又大破之；而名不见经传的成德镇王武俊玩得更是花里胡哨——在敌军冲阵骑兵近在咫尺的情况下，前排步兵突然转向撤向两翼，待敌骑进入空心方阵后再次转向封闭入口，关门打狗将其全歼。

所以步兵不是打不过骑兵，只不过胜利的条件极其苛刻。首先是不能怕，当重达数百公斤的敌骑以高速碾压而来时，步兵不能怕，更不能躲、不能逃，而且能够按照指令坚决执行战术命令；其次是以破坏骑兵机动性为优先战术目的，使其陷入冲不动、打不着、跑不了的被动局面；最后就是在战场上制造大面积的混乱局面，使得敌我交错，失去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步兵反而更加灵活，用小集群而非密集的大阵攻击零散骑兵空虚的侧翼以及后方，使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单兵对单兵，唐军（及五代兵）装备的威力巨大的槊、陌刀、长剑等单兵武器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以步胜骑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话了。

但问题就在于，这在崇文抑武的宋朝根本就行不通。

唐朝养兵如狼，所以根本不缺这样的悍勇之士，所以甭管是突厥、吐蕃还是回纥、契丹的骑兵都能轻松拿捏。可宋朝呢？只要是个武夫，在赵氏君臣眼里就是个祸乱的根源。所以非但不能勤加操练，还得往养猪的方向引导。偶尔冒出个悍勇之辈，更是视之为比契丹人更危险的存在，千方百计的打压，甚至不惜除之而后快。

像马槊、陌刀、重剑这样的凶器，更是不能留，留了也没用。毕竟亡命徒都给弄没了，谁还耍得起这些玩意？

所以只能靠重甲、密阵壮胆和用弓弩御敌了。一旦弓弩挡不住，让敌人逼近了，那就等着兵败如山倒吧。

谁见过一群猪跟敌人玩命的？

从唐亡到宋立再到高粱河一战被契丹打破胆，不过区区70年时间。而在赵光义指挥下被契丹人打成狗的那支北宋禁军，发源于宣武镇兵。这支军队在朱温的手底下能屡屡将李克用打成狗，在李存勖和李嗣业麾下数次将耶律阿保机打成狗，跟了石重贵也能跟契丹掰掰手腕，后来在柴荣的驱使下更是差点让辽国灭了国。

为啥一姓赵，就有了天壤之别？

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解释，那就是物极必反。

唐朝是个极度尚武的王朝，别提那些骄兵悍将了，就算唐休璟、李白、高适这样的文人墨客拎起刀矛来都能大杀四方。这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谁拳头大，谁就是爷。

开始还算有规矩，只有姓李的有资格当爷。因为他们最猛最勇，其余的哪怕功高如李靖、郭子仪的也得蹲一边吃瓜看戏。后来皇室也被当猪养了，连李隆基也把自己养成猪了，那就不好意思了——你玩不明白，我们自己玩。

于是自中唐以后，拥兵在外者必成军阀，部属势大者必下克上。可算李家皇帝仗着祖上余威，又镇住了大局百五十年，可等到黄巢乱起，就再也压不住阵脚了。

用五代军阀安重荣的话概而括之，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谁拳头大，谁就是军阀。当上了军阀，下一步必然得去篡位，朱温、李存勖、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赵匡胤均是如此，想例外都不行。赵匡胤称帝后无数次跟人吐槽当年的陈桥兵变时自己有多无奈、多不情愿，虽然没一个人相信他，但这未必就不是事实。

后唐时魏博镇军士拥戴指挥使杨仁晸叛乱，老杨不干，立刻被斩下狗头。之后哗变士兵又去找副将，副将继续不从，然后狗头+1。赵在礼又被找来，被问之是想狗头+2还是称王称霸，老赵两个都不想选，就忽悠士兵去祸害李嗣源。

然后本来忠心耿耿的李嗣源就被祸害了，回头杀了李存勖，篡位称帝。

所以尚武若不加节制，那么一切规矩秩序都得乱套，人人都得倒霉，上至君王下至黎庶无人可以例外。

赵匡胤就是这样的乱世中人，他的权势富贵才得来容易。但要是失去，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我是他，会怎么选择？

拿现代的国家民族大义往古人头上套，那就是扯。帝制王朝就是家天下，甭管姓刘姓李还是姓赵姓朱，保住这个江山的姓氏不变的意义高于一切，其他的都得往后排。

所以崇文抑武的国策出台，就没有任何悬念了。所以曾经的骄兵悍将在几十年后就变成怂包软蛋，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了李嗣业这样的猛士，马槊、陌刀自然没了用武之地，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也就成了必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