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有一个亲弟弟名叫邓垦，他自小与邓公一起长大，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1921年邓公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也不忘引导他接受红色思想的洗礼，逐步摆脱封建礼教的限制和禁锢。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邓垦的老家，邓垦见状便想加入其中，结果却遭到母亲和族里长辈的激烈反对，此事最终还是无奈作罢。

一直到1939年，邓垦意外得知哥哥当了八路军的高干，他一时欣喜万分，于是便背着母亲偷偷离开老家，只身赶往延安投奔邓公。1940年，在邓公的安排下，他进入抗大学习，次年他顺利结业，随即被分配到解放日报担任文职干事。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邓垦前往东北支援东联作战，历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高干、佳木斯市市长等职务，期间积累了不少基层行政经验，个人能力也愈发突出。1949年，他被编入“南下干部团”，随大部队进入关内工作，建国后，他被委派到四川泸州行政公署担任专员（相当于后来的地级市市长），1957年，他因为表现突出，升迁为重庆副市长，专管农业与工业建设。

彼时国务院刚刚颁布成立人民公社的行政命令，重庆的农民们对此很不理解，大家都不愿意同耕共作，只想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邓垦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索性带着秘书和农业局的工作人员，逐村逐户的做工作，最终成功劝说农民们放弃狭隘的“小农模式”，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提高农业产值，争取尽早解决“粮荒”。

60年代初，邓垦转往武汉担任副市长，任期内，他全面主持了“二线建设”，在武汉先后建立了数十座国营工厂和高等学府，进一步增强了武汉的综合实力，让武汉坐稳了华中第一城的宝座。1966年，动荡突然爆发，邓公随即被打为“右派分子”，遭到革职查办，邓垦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被隔离审查。

1969年，他被安排到一所干校学习、改造，这里的生活环境非常差，学员们只能睡又冷又湿的土坑，吃玉米和豆粕混合做成的杂粮馒头和小咸菜，只有在假节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荤腥。此外，学员们平时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动任务，或下河采砂石，或在土窑烧制青砖。可即便如此，邓垦也没有退缩、畏惧，他始终坚信真理，始终拥护党组织和毛主席，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沉冤得雪、拨云见日。

果不其然，就在1973年，邓公重新被启用，而邓垦也随之重新武汉市委、市政府工作。动荡结束后，邓垦出任武汉市委书记、兼市政协主席，他在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共同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恢复、重建工作，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便让武汉快速摆脱1966年以来的低迷状态，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1981年，邓垦被任命为湖北副省长，邓公得知此事后，马上给湖北省委打去电话，询问该决定是否由省委常委会表决做出，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信誓旦旦向邓公保证，邓垦出任副省长，完全是众望所归，其中没有任何黑幕！

邓垦正式就任后，立即配合陈丕显对湖北进行经济改革，逐步瓦解计划体制，效仿广东省建立市场经济，湖北省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工业产值连年增高，老百姓也享受了改革的红利，物质生活愈发优渥。1982年，党中央决定推动老同志逐步退出领导岗位，重点培养年轻干部，以期为人民武装注入“新鲜血液”，确保革命队伍始终保持活力，避免陷入“老人政治”的困境。邓垦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立即申请辞去副省长，转而退居二线挂职，1986年正式离休。

晚年的邓垦定居深圳市，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恬静生活，平时他以读书、看电影为乐，天气好的时候，他也会到深圳郊外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感受大自然的风雅趣味。进入新世纪，邓垦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患上了好几种慢性疾病，每年都要到医院疗养一段时间，以遏制病情，2017年，他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时年一百零六岁。临终之前，他嘱咐家人，将自己留下来的几万元存款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用于帮扶贫困山区的妇女、儿童；自己的葬礼要从简办理，不搞追悼会或者遗体告别仪式，以免劳民伤财，这样淡薄的品行值得我们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