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警察杀害平民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愤怒。然而，人们的反应和愤怒并不像之前那样集中或持久。以下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些可能解释：

疲劳感和无力感：在过去十年中，特别是自2014年弗格森事件以来，美国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如2014年弗格森抗议、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后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抗议浪潮。虽然这些运动一度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和行动，但持续不断的类似事件让一些人感到疲劳和无力，产生“改变难以实现”的感觉。

麻木化现象：不断重复的悲剧和媒体报道，使得某些公众对警察暴力事件逐渐变得麻木。虽然个别案件仍可能引发愤怒，但集体性的情绪反应和行动往往会逐渐减弱。

缺乏持续的全国性抗议：与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爆发的全国性抗议相比，最近的警察杀人事件并没有引发同等规模的运动。部分原因在于，运动本身已经分散化，焦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和议题上。

焦点转移到其他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其他重大议题，如新冠疫情、经济不平等、住房危机、枪支暴力、气候变化以及移民问题等。这些议题也具有高度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公众注意力和资源。

运动策略的转变：许多活动家和组织已经将精力从街头抗议转向系统性改革，包括推动警务改革、政策制定、选举政治参与以及法律诉讼等。与其集中精力在持续的大规模抗议上，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立法改革和社区建设来实现长期的制度变革。

地方层面的变化和行动：在全国性抗议浪潮过后，许多地方的社区、城市和州层面开始推动警务改革和监督。虽然这些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如大规模抗议明显，但它们在地方层面上带来了实际的改变，如警务培训改革、增加执法透明度以及设立民间监督委员会等。

政治极化加剧：美国社会的高度政治极化使得警察暴力问题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的议题。一些人认为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尤其是针对少数族裔群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警察面临巨大压力，并支持执法权力的增强。这种对立使得公众难以形成统一的反对声浪。

对抗议活动的打击与法律限制：一些州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抗议活动的范围和强度。例如，一些州通过了针对抗议者的法律，增加了刑罚或限制了抗议活动的进行。这些政策可能会抑制一些潜在的抗议活动。

媒体关注度的转移：主流媒体的关注点不断变化，这影响了公众对警察暴力问题的认知。媒体通常会集中报道某些特别突出的案件，但在其他时候可能会将重点转移到新的新闻热点上，如国际冲突、政治丑闻或自然灾害等。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减弱：尽管社交媒体曾在动员和放大抗议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力可能有所减弱。算法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审查政策以及信息过载等因素，都可能削弱了社交媒体在激发公众愤怒和动员行动方面的效果。

改革的步伐缓慢：许多人可能对警务改革的进展感到失望。尽管在某些地方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面、深层次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仍然面临巨大挑战。立法障碍、警察工会的阻力以及地方政府的执法文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速度和力度。

警察暴力根源问题的深度复杂性：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的根源深深嵌入于社会结构和历史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政策或制度调整

尽管警察暴力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公众的愤怒和抗议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情绪疲劳、注意力分散、运动策略变化、政治极化、媒体关注度的变化以及改革进展的复杂性等。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持续的社会对话、政策改革、社区参与和公众监督，以推动全面的系统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