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年轻一代，年龄大约在14 - 29岁之间，是数字时代出生的第一代社会群体。大约在1995年至2010年之间出生的群体被归为Z世代（简称为Gen Z）。由于这些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接触互联网和数字移动技术，而且他们对没有触摸屏和社交媒体的世界几乎没有记忆或者完全没有记忆，所以Z世代的成员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

根据英联邦秘书处发布的《2023年全球青年发展指数更新报告》，全球近一半人口以及英联邦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2022年，15 - 29岁的人数为18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3%。

在全球范围内，近年来有很多讨论强调需要更有力、更显著地让年轻人参与决策空间。在孟加拉国，反歧视学生运动的两名主要协调员被任命为8月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顾问（相当于部长），此前压迫性的政府在一场大规模学生起义后被推翻。让学生参与政府的高层决策职位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有着深层次的影响，也反映出年轻一代的期望。

我们正在经历人口结构转型，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并非仅仅是劳动参与率的自然结果，它也是通过正确的政策和行动所达成的增长成果。如果不能有效且迅速地采取行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年龄结构，就会增加错失实现更高经济增长机会的风险。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甚至有可能面临更严重的不良后果，如失业率上升、犯罪和吸毒成瘾率上升、大规模动荡以及政治不稳定等。

由于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现在改变决策方式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决策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最大。2021年12月开展的“被看见 被听见”全球青年调查表明，76%的30岁以下人群认为政客根本不听年轻人的意见。这项大规模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是由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委托开展的，并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的协作支持。

研究发现，总体而言，75%的受访者认为政客“不可信”，84%的人将政客描述为“自私自利”。调查中的大多数人还认为，政治中的年龄结构失衡。我们对年轻人的普遍观念是在公共决策空间中更加重视年轻人声音的主要障碍。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年轻人真的不负责任、不参与其中吗？他们真的缺乏创造实际影响力的意愿和才能吗？

早在2017年，非营利组织瓦尔基基金会（Varkey Foundation）就委托进行了一项全球范围的研究，调查15 - 21岁人群在各种伦理、个人、社区和政治问题上的态度。2017年“Z世代：全球公民意识调查”对南北美洲、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和亚洲（包括南亚的印度）20个国家的2万多名受访者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Z世代受访者认为为社会做出更广泛的贡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德勤2024年全球Z世代和千禧一代调查与44个国家的22,841名受访者进行了联系，以探究他们对工作和周围世界的态度。该调查记录了来自北美洲、拉丁美洲、西欧、东欧、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国家的14,468名Z世代和8,373名千禧一代的回答。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都想要有使命感的工作，而且他们不怕拒绝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工作。大约九成的Z世代（86%）和千禧一代（89%）表示，工作中有使命感对他们整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当今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格局。在当今世界充满冲突、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和经济不稳定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公共决策领域有均衡的代际组合，以找到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各个年龄段的人齐心协力，我们就能从年轻人的新视角看待事物，并让他们在政治和公民事务参与中发出声音。

通过对年轻人进行投资，我们可以将其一度的人口机会窗口转化为人口红利。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口机会，创造高质量健康和教育环境的投资是必要的。为了实现人口红利，进行改革以确保透明度、问责制和善治也是必要的。

在社会政策的许多领域，公私伙伴关系势在必行，这样公营和私营部门就能以创新的方式分担与提供社会服务相关的成本和管理职责。一方面，政府必须更高效地管理纳税人的资金。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探究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到环境绩效改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年轻人在各自工作和广泛的公民事务参与中的成功程度，将对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起到积极的关键作用。如果年轻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支持以保持奋斗和动力，世界肯定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反歧视学生运动的协调员们已经为更具包容性和公正的未来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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