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周武王继位后的一场军事豪赌。

周文王时代虽然陆续剪除了殷商设在关中外围的崇、黎（耆）等大小诸侯国，但对于自诩“小邦周”的周国而言，挑战拥有数百年底蕴的“大邑商”还是缺乏底气。

根据殷墟出土青铜器统计数据显示，兵器的比例超过了青铜器数量的50%，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兵器比例甚至高达79%，这一比例不仅高于有夏都之称的二里头遗址，甚至也高于西周祖居地的周原遗址。

高比例的兵器和数量庞大的殉人坑、斩首坑，无不宣示着殷商是一个以军武立国的强悍帝国。西周想要完成商周革命，不仅要克服长途行军（从陕西西安到河南安阳）的诸多潜在风险，而且还要直面打了数百年仗的殷商精锐。

《诗经》对纣王的大军有过这样的描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殷商的军队，军旗高举如林）。

然而，上天却给了周武王一次绝佳的机会。

从帝乙时期开始，殷商的全部军事重心都放在了对东夷族群的作战上，根据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记载显示，帝辛十祀（纣王十年）到帝辛十五祀，继位后的纣王又发动了对东夷的更大规模征战，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带来的结果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

公元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武王在镐京誓师，旋即以战车三百、虎贲三千为先锋向商都进发。二月二十一日，西周联军即到达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部）并由此渡过黄河，二月二十七日，商周大军在朝歌以南的牧野展开决战（今河南卫辉市）。

据《汉书》载：“孟津去周九百里”（汉代九百里约换算为今天的700多华里）。周军从镐京抵达盟津，前后耗时25天，与《汉书》记载的“师行日三十里”行军速度吻合。

不过，这个行军速度是以沿途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和阻挠为前提的。那么从周武王誓师伐纣开始，商朝又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呢？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很清楚：“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鲔水在盟津东北三十里，换言之，纣王是在西周大军渡河之后才得知消息的，继而才派胶鬲前去交涉。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表明周师在抵达牧野前，曾与商朝军队有过对抗接触。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商朝晚期的西部疆域，已退缩至黄河北岸太行山东南麓一带。

我们都知道，考古工作者在寻找夏朝的过程中，先后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两处大型遗址都邑，根据其所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以及与历史记载的相对吻合，考古工作者判定偃师和郑州的两处带有宫殿建筑群的遗址分别是早商的两处国都，称之为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

其中，由于在偃师商城近在咫尺的地方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敲定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的同时，也将偃师商城判定为商汤灭夏前的亳都所在。至于郑州商城，由于始建年代略晚于偃师商城，故而被推测可能是仲丁迁于敖的敖都。

彼时的商朝，已经在河洛平原一带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并依托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晋南东下冯商城等一系列城邑获得了对夏朝原有疆域控制权的确认，这种影响力甚至一度到达湖北盘龙湖。

那我们不得不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河洛平原是商朝得以兴盛的“龙兴之地”，为什么西周联军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行河洛数百里，却未遭遇商军任何的预警和抵抗？

同样让人感到困惑的还有洛邑的营建。

在完成灭商大业返回镐京途中，周武王对臣子说：“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

商朝虽亡，但殷商贵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颇具战略眼光的周武王萌生了在伊洛平原一带营建一座新都洛邑来威慑殷商遗民的想法。由于周武王在灭商后第三年即去世，营建洛邑的重任就由周成王来完成。据《竹书纪年·成王》记载：“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

从周武王提出营建洛邑到洛邑建成后迁殷民于洛邑一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键信息：在商朝晚期时，伊洛平原一带并无商朝城邑，也没有商朝军民在此居住。

同样，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郑州为中心的豫西一带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该地具有丰富的二里岗文化遗存，却缺少殷墟三、四期文化遗存。

二里岗文化是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遗存，而殷墟三、四期则是晚商（或者叫殷商）文化遗存，时间对应的是盘庚迁殷之后。考古发现佐证了商朝晚期时伊洛平原不属商朝治下的现实。

鉴于商朝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直到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统治中心才稳固，那么商朝的初兴之地—河洛平原，会不会是迁都之后有意放弃的呢？

历史上凡是迁都的政权，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种是遭遇外敌入侵；第二种是遭遇自然灾害；第三种是为了巩固统治。

根据对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显示，二里岗文化时期，伊洛平原并没有发现大规模自然灾害迹象，也没有发现其他方国的文化遗存，这也就排除了外敌入侵和灾害侵袭的可能。

虽然《孔传古文尚书》曾提出商朝迁都是因为遭遇了洪水，但其实在盘庚迁殷之前，只有祖乙统治时期明确有过洪水危害，史载“祖乙圮于耿（河水所毁曰圮）”，但这次洪水却并没有让商朝迁都，直到祖乙之孙南庚时才迁奄，这期间相隔了三代五王，显然洪水并非是迁都的动因。

那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商朝将统治中心从伊洛平原迁徙到豫北安阳，是为了加强王朝的统治。

既然是为了巩固政权，那么迁都是不是就必须要放弃故地疆域？

从后世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保有故都平城、明成祖迁都北京而不弃故都南京来看，商朝没有理由因为迁都而放弃伊洛平原这块肥沃的战略要地。很难想象，在没有遭遇强大外敌的情况下，商朝统治者会将都邑从农业产出更大的地方迁徙到贫瘠地带。

来自以色列的汉学家、现任南京大学教授的奥尔加·戈罗德茨卡亚（中文名：郭静云)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殷墟的文化内涵、族群成分、社会性质、国家结构，其特征与所谓的“早中商”时代皆有不同，也应以不同的历史阶段视之。若“早中商”文化被称作“商”，而“晚商”被命名为“殷”，则“商”是“殷”文明的主要基础及成分之一，却非同一个王朝的历史，也不能视为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山大学郭立新教授，他认为“在实际的考古现场，足以看出殷商之前和殷商的系统性差异……所谓的‘商’文明，应分为汤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

两位郭教授的观点，无疑打破了夏商朝代演变的认知，即殷商之前并不是夏朝，而是存在另一个王朝政权，可以称之为“二里岗”王权或者汤商。

按照郭静云教授的解释，既然殷墟的殷商和伊洛平原的汤商是两个不同的政权，那么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罕见殷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了。伊洛平原不属于纣王治下之地，自然不会提前收到周军进犯的示警。

从考古发现来看，不排除这种可能。首先，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初，就因为其与商文化的高度近似以及一至四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让众多学者一度以为二里头是商汤的西亳。直到偃师商城发现之后，学者们才转而主张偃师商城是汤亳，而早于汤亳的二里头则是夏都。

但即便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二里头遗址认定为夏都，但却并不否认二里头文化与早商二里岗文化存在时间上的重叠，也不否认二里头遗址并无“改朝换代”的暴力迹象，这也成为认定二里头是夏都的一处硬伤。

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却并不支持汤商和殷商是两个王朝的说法。作为灭亡殷商的最直接见证者，西周的任何文献均未提到盘庚迁殷前后是两个不同朝代历史的线索。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两族的先民同源自老虎山文化的后裔（陶器特征是用鬲），周室属于殷商王室的旁支，周文王不仅参加国家宗庙祭祀，还可以单独祭祀成汤、大甲、大乙成、武丁这些殷商先王。

这也表明，在周人眼中，同样没有明确区分成汤的商与殷商的商是两个不同的政权。

那么问题就又回到原点，为什么武王伐纣时，伊洛平原没有任何殷商的势力存在呢？

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一点，在秦朝之前，中国境内从未出现过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政权。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夏商周是集权国家，是受后世史书“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影响，不自觉的认为地方上的政体都属于方国，都自愿归属于夏商周中央王朝的脉络中。

如果我们用古希腊这个概念去理解夏商政权，把它视作由几十上百个独立国体组成的地理概念，那么，夏商统辖的区域，其实只局限于都城，至于都城之外，则由直系和旁系甚至异族诸侯统治的城邦。

在殷墟文化之前，华夏各地均发现了有自己的宫殿建筑、祭祀礼仪的不同政权中心，而到了殷墟时期，这些遗址规模却普遍缩小，人口下降，华夏大地开始出现单一的统治中心。

这恰恰说明，华夏文明多元归一的过程，与夏商周政权建立的时间并不完全同步，我们所认为的夏、商王朝的建立，其实只是上百个独立国体中又增加了一个相对瞩目的政权而已，集权政治的形成，可能经历了十数代商王的漫长时间。

既然如此，商朝在伊洛平原的早期遗址，同样可以视作一个个独立的政权中心，他们的上层或许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前往安阳参与了集权王朝的构建，但留下的族群，可能依然延续着二里岗文化的特色，作为一个独立政体，在商周之间摇摆，甚至为周武王从辖区内通过提供某种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