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1965年回国，委婉向毛主席提出副国级请求，主席为何没同意

1965年的夏天，北京机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已年过古稀的老人，正是阔别祖国十六载的原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当他踏上阔别已久的故土时，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各界人士前来迎接，给予了他最高规格的礼遇。

回国后不久，李宗仁就获得了与毛主席会面的机会。两位曾经的对手相对而坐，谈笑风生，恍若多年未见的老友。在谈话中，李宗仁委婉地表达了一个请求 - 希望能够担任人大副委员长，至少获得一个副国级职位。这个请求看似合情合理，毕竟在他之前，已有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归国后获得了中央要职。然而，毛主席却婉言回绝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未能如愿？这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乡间少年到军界传奇

1891年的广西桂林，正值仲夏时节，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李宗仁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他的父亲李春荣虽然没有显赫的家世，却是当地少有的开明人士。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李春荣不仅自学成才，还在桂林创办了＂信果两等小学堂＂，成为了当地教育的一面旗帜。

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为年幼的李宗仁打开了一扇通向知识的大门。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1904年，为了改善家境，李春荣远赴马来西亚做华工。这一走，便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十三岁的李宗仁不得不辍学，在纺织厂做学徒。每天，他都要在机器轰鸣声中度过漫长的工作时间。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机遇。

1906年，一则消息在广西传开：广西陆军小学堂开始招生。这所学校不仅免学费，还每月发放津贴。对于当时的李宗仁来说，这无异于一道照进黑暗的光。

1908年的春天，十七岁的李宗仁参加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的入学考试。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个来自乡下的纺织厂学徒，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学堂。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同一期入学的学生中，还有两个名字：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穷苦少年，此后的命运竟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

在军校里，李宗仁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他不仅认真钻研兵法，还经常与白崇禧、黄绍竑切磋讨论。三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友。军校的老师们都说，这三个年轻人将来必成大器。

1924年的广西，军阀割据，战火纷飞。已经成长为青年军官的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联合组建了＂定桂讨贼联军＂。他们以雷霆之势，击败了盘踞广西多年的军阀陆荣廷。一年后，李宗仁又率军击退了沈鸿英的进攻，最终统一了广西全境。

此时的李宗仁，年仅三十四岁，就已经坐上了新桂系第一把交椅。昔日那个在纺织厂做工的穷苦少年，如今已经成为了一方诸侯。但李宗仁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在那个群雄割据的年代，仅仅占据一隅之地是远远不够的。

在深思熟虑之后，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一致决定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这个决定，不仅为新桂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他们日后参与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从此，新桂系在全国军界政坛上崭露头角，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抗日战争中的关键抉择

1936年的中国，日本的铁蹄已经踏遍华北大地。面对日寇的猖狂进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却让许多爱国将领如坐针毡。这一年的春天，李宗仁在广西发表了震惊全国的《焦土抗战论》，他在文中明确提出：＂宁可使国土成为焦土，决不让国土成为敌人的乐土。＂

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军政要员纷纷致电李宗仁表示支持。但是，这篇文章也让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降到了冰点。7月15日，一纸调令从南京发来：国民政府电令白崇禧即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军委会任职。

表面上看，这是重用之举。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谁都明白这是蒋介石要削弱桂系力量的手段。李宗仁和白崇禧当即拒绝调令，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就在中央军准备对广西用兵之际，全国各地的军政要员纷纷发电声援李宗仁。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更是公开表态支持＂抗日＂立场。

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在各方势力都在观望之际，李宗仁第一个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当务之急是建立抗日政府。他的这一表态，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守住徐州就等于守住了华北南下的咽喉。然而此时的形势却十分不利：此前因韩复榘的投降，日军已经占据了济南、泰安等军事重地，并且士气正盛。

更棘手的是，李宗仁的桂系主力此时正在淞沪前线，他手中能用的只有临时抽调来的＂杂牌军＂。这些部队来自五湖四海，训练水平参差不齐，指挥协调困难重重。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38年初，日军向徐州发起了猛烈进攻。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就此展开。李宗仁采取了灵活的战术，利用地形优势，将日军诱入预设的包围圈。在台儿庄古城，双方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月之久。最终，中国军队以伤亡5万余人的代价，歼敌2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这个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也打破了日军＂无敌＂的神话。

当蒋介石得知这个胜利消息时，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军队？＂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此之前，这些被称为＂杂牌军＂的部队往往被视为炮灰，很少有人能够将它们指挥得如此出色。

然而，台儿庄大捷却成了李宗仁军事生涯的最后辉煌。此后，他的桂系嫡系部队被消耗殆尽，而他本人也逐渐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到了武汉会战时期，虽然李宗仁仍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之一，但实际上已经无权调兵遣将。

三、政治生涯的曲折起伏

1949年1月21日，南京一片萧瑟。随着蒋介石的下野，李宗仁正式就任了代总统一职。这个位置来得并不容易，但更难的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局面。此时的国民政府军心涣散，民心尽失，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兵临长江，大有席卷江南之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宗仁第一个重要决策就是推动和平谈判。1月25日，他通过电台发表了《为和平呼吁书》，表示愿意以＂和平、团结、民主＂为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展开谈判。这个决定立即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响应。

2月初，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开始与中共代表进行会谈。谈判的氛围一度十分积极，双方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然而，就在谈判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前往广州＂疗养＂。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当时的情况是，和谈代表团已经与中共就《国内和平协定》的具体条款进行了充分讨论，只待最后的签字仪式。李宗仁的突然离开，等于给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广州期间，李宗仁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先是对和谈的某些条款提出质疑，继而又对整个谈判过程表示不满。3月底，当《国内和平协定》送到他面前时，他拒绝在上面签字。

这一系列的举动，实际上宣告了和平谈判的失败。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面对这样的局面，李宗仁再次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以＂治病＂为由，离开广州，先后辗转香港、菲律宾，最后定居美国。

在美国的十多年里，李宗仁的生活并不如意。作为一个流亡者，他既要面对生活的困境，又要承受政治的压力。不过，这段时间也给了他充分的思考空间。他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种种决策，也开始关注祖国的发展变化。

1955年，李济深、张治中等人相继回国的消息传到美国，给了李宗仁很大的触动。此后几年，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内的情况，特别关注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到了1965年，已经74岁的李宗仁最终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为了这次回国，他派遣心腹程思远五次往返北京与党中央沟通。每一次谈判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显示出中央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就回国的具体事宜达成了一致。

这次回国之行，不仅是李宗仁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从军阀割据到抗日战争，从代总统到流亡海外，再到最终决定回国，李宗仁的每一个选择都深深烙上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记。

四、归国后的深层考量

1965年7月20日，当李宗仁踏上阔别十六年的故土时，迎接他的是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在与毛主席的会面中，这位昔日的国民党要员提出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请求：希望能够担任人大副委员长，获得一个副国级职位。

这个请求背后有着深层的考量。在一次公开场合，李宗仁坦言：＂我不是个马列主义者，只是个爱国主义者。＂这句话道出了他的政治立场。在他看来，一个人可以不认同某种意识形态，但不能不爱国。这种观点与他早年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在回国后的多次谈话中，李宗仁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改造确实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用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变化。＂这种观点与其他归国的国民党要员有着明显的区别。

对于两岸统一问题，李宗仁的立场也颇具特色。他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实现统一的方式，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统一是必然的，但过程需要耐心和智慧。＂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台湾当局的对抗立场，也不完全符合当时大陆的政策主张。

在一次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李宗仁表示：＂我虽然回到祖国，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过去。＂这种既不完全认同又不完全否定的态度，使他与其他归来的国民党将领有了本质的区别。例如，卫立煌和程潜在回国后都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

1965年8月，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李宗仁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表示赞叹：＂这已经超越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但他同时也强调：＂我的认同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一贯的政治立场。

李宗仁的这些表态引发了党中央的深入讨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高级职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安置问题，更涉及到政治导向和社会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李宗仁在国民党时期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两岸问题上的影响力，如何安排他的职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与其他归国将领相比，李宗仁的情况确实特殊。他不仅曾是国民党的代总统，在军事上还有着辉煌的战功。但正是这些特殊性，反而成为了他获得高级职务的阻碍。因为在新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对高级领导人的要求不仅仅是爱国，更需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对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轨迹，我们要尊重这种差异。＂这句话既体现了对李宗仁的理解，也说明了当时党中央的政策考量。

五、最终的历史定位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生命的终点，往往也是历史评价的起点。在李宗仁去世后不久，周恩来对他的一生做出了一个简洁而深刻的评价：＂李宗仁一生为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一为北伐，二为台儿庄，三是晚年归国。＂

这个评价道出了李宗仁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历史节点。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桂系部队北上，为推翻北洋军阀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李宗仁亲自率领7万余人，转战湘、鄂、赣、皖等省。在他的带领下，桂系军队成为北伐战争中最为精锐的力量之一。

台儿庄战役则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在这场战役中，他指挥的不是自己精心训练的桂系部队，而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但就是这样的部队，在他的指挥下打出了抗战以来最漂亮的一仗，创造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首次大规模战胜日军的奇迹。

至于晚年归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65年，已经74岁的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定回国。在回国后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他说：＂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李宗仁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每当看到国家在工业、农业、科技等领域取得的进步，他都会详细询问具体情况。在一次参观北京钢铁厂时，他说：＂这样的工厂，在旧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

1966年春天，李宗仁参观了他曾经戎马驰骋的徐州地区。看到曾经的战场已经变成了繁华的城市，他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胜利。＂这句话不仅是对城市变迁的感叹，更是对和平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身体每况愈下，李宗仁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发展的关注。他经常通过收音机收听新闻，了解全国各地的建设情况。有时候，他会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写成文字，通过秘书转交给有关部门。

李宗仁的一生，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跌宕起伏。他的人生轨迹，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选择。从军阀割据到抗日救亡，从政治纷争到最终归国，每一步都印证着时代的烙印。

在弥留之际，李宗仁对身边的人说：＂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强大起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这位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多个重要转折的历史人物，最终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