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提干回家探亲,偶遇老战友在卖烤玉米,我偷偷塞他195元

诗珊谈职场 2024-08-06 19:19:16

本故事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由网友亲身经历为原型,为增加可读性,部分细节做了艺术化处理,感谢大家阅读。

1978年,我提干后首次回家探亲,偶遇了昔日的老战友李大山,他在街头卖烤玉米,生活显得颇为艰辛。回想起我们一起报名参军,一起经历征兵体检,一起穿上军装的日子,再看看他如今的境遇,我不禁感慨万千。

在得知他退伍后生活的不易后,我默默地在他家中土炕上塞了195元,那是我当兵三年来攒下的所有积蓄。

1976年3月初,公社的老槐树下贴出了部队征兵的告示,我和同村的李大山不约而同地报了名。

我们俩从小就是形影不离的伙伴,虽然我们家隔着几条曲折的田埂,但读书时是同学,关系也不错。

小学我们是同班,后来我去读了初中,他则回家帮忙种地,已经几年没联系了,直到这次征兵才再次相遇。

过了半个月,公社主任告诉我父亲,说公社武装部已经通知了,让所有报名的青年在3月15日,去镇卫生院参加征兵体检。

15号清晨,我和李大山借了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就往镇卫生院赶,当时自行车在村里还是“稀罕玩意”,有自行车的农户很少,很多都是从城里“淘”的二手车。

因为要走七八公里的崎岖小路,等我们到达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卫生院里已经挤满了前来体检的年轻人。

然而到了四月份,3月村里一起体检的青年,包括李大山,都收到了入伍通知书,还领到了崭新的军装,可我却一直没收到任何消息,更别说军装了。我和我父亲心里那叫一个急,赶紧跑到镇武装部问问情况,一问之下才知道,新兵名单里竟然没有我的名字,我们郁闷的回了家,赶紧告诉了公社主任。

直到4月7日,公社主任急匆匆地跑到我家,让我上午九点到镇武装部去一趟,但至于是去干嘛,主任也没细问。

我一听心里是又惊又喜,既希望是他们漏发了,也担心我的名额被别人占了,所以八点半不到就守在了镇武装部的门口。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镇上把我的名字给写错了,找不到人,所以一直没人通知我。

随后,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还在隔壁房间领到了一个军绿色的背包,里面装着军绿短袖、作训服等。

等到4月中旬入伍的那天,我和李大山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在镇上的广场集合。广场外围满了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父母也在其中,眼里满是不舍和骄傲。

1976年4月18日,载着我们400多名新兵的大巴车队,最终抵达甘肃的一处驻地,开始了紧张的新兵训练。

新训后,正式下了连队,我们这批新兵,被分到了不同的连队,我成了工程兵,跟着团里去山里修建防空工事,而李大山则被分到了通讯连,从此我们便没了联系。

可下连队后我有了新的困惑,因为我的家乡在凤凰山脚下,入伍前,我们家里种桃树、耕田,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本想着到了部队后能摸摸枪,结果却整天忙于修建工事,我觉得还不如回家务农……

班长看我休息时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于是专门来找我“聊聊”,我倾诉完心中的困惑后,班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完全能理解我的感受,因为他当年也是从这样的困惑中走过来的。班长是江苏人,那里是富饶的水乡,刚到这片山区修建工事时,他也感到非常郁闷,是他的老班长和排长帮助他度过了那段迷茫的时光。

排长的话,我全都听进去了。毕竟转念一想,来到部队后,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是部队提供的。

而且入伍这半年来,我不仅每个月有6块钱津贴,而且长高了8公分,体重增加了15斤。

从此我便不再纠结这些问题,一心钻到了火热的训练和工程任务中,自此我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甚至还给我们团争了光。

1978 年 4 月,在师里组织的业务比武中,我得了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这一年,我入了党,还拿了个三等功。

再后来,到了1979年,由于我踏实肯干,而且业务能力出众,组织考察后给我提了干,不过79年以后非军校生提干的就越来越少了,当时也算是赶上了好政策,但我不是第一候选人,而是第二候选人,不过第一候选人是城市兵,不过被他母亲发电报拦了下来,于是我就顺理成章的“接班”提干。

提干后我工资是 55 元,除了伙食费和日常的开销以外,基本每个月都能剩下40 元左右,而这些钱,我都存了起来。

这时候我才发现,入伍这几年来,只回家探亲过一次,而且还没回家过春节,刚好在我提干这一年,也就是1979年年底,这年士兵们春节回家异常的少,于是我申请春节期间回家探亲。

于是,1980年初,我回家探亲,刚进门,父亲就迎了上来,不过他看到我身上穿的还是只有两个口袋的战士军装,似乎有些疑惑。

父亲问我你不是已经是干部了吗?我听说干部都是穿四个口袋的军装,你怎么还穿着两个口袋的战士军装呢?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回答父亲说我这不是才刚提干不久,不想太招摇,而且两个口袋的军装也穿习惯了,索性就穿这件回来了,父亲听后,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不过在这次回家探亲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大年初五,我来到县城最热闹的街上,不经意间瞥见路边有人拉着平板车卖烤玉米,正当我犹豫要不要买一根的时候,一阵熟悉的声音穿透寒风,传入我的耳中:这玉米是自家地里种的,特别甜!

我纳闷,这不是当初和我同年入伍的李大山吗?我连忙凑近那烤玉米摊,见他正忙着给两三位顾客挑选玉米,显然没留意到我的靠近……

直到我走近了,这时李大山才惊觉站在面前的是我,尽管我穿着便服,他仍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寒暄了几句后我便陪着父母继续在街上转悠。

不过回村后,我一直对白天的事情念念不忘,于是专程去了趟李大山家里,到他家后我纳闷地问起,你退伍后没分配吗,怎么在街上卖烤玉米呢?

李大山闻言叹了口气,缓缓告诉我,他退伍后被安排到了县里的农药厂当工人,可父亲却在村里干活时摔断了腿,为了给父亲治病和补充营养,家里经济压力骤增,于是就在过年休息期间来县里面卖烤红薯,以补充家用。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安慰,于是闲聊了起来,又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临走时,我悄悄把兜里仅有的195块钱,塞到了他家土炕边上的角落里。

这195元虽然不多,但也是我当兵三年来攒下的所有“积蓄”,探亲假结束后我便回到部队,临走前托母亲,务必要等到我上车后才能告诉李大山那“藏起来”的195元。

后来我又在部队干了几年,1984 年提到连长,正当我准备在部队再干几年的时候,全军大裁军,我们团里精简整编,很多的干部战士离开了部队,我也于 1985年脱下了军装,回到了我们县。

不过但由于当年军转干部太多,所以没有进机关单位,而是去了纺织厂的办公室。

我转业回来时,李大山家里的困境已经渡过了,还在前一年凑了个整,还给我母亲200元。

转业回来后,李大山也经常邀请我小聚,感谢我当年对我的帮助,而我则是一脸的淡然,毕竟我觉得,邻里邻居之间,谁家没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也是举手之劳,没必要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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