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九月份美联储是否会降息，以及其降息多少这一问题，我们知晓美股、美房、美债、养老基金等资本市场于近半年来的价格走势进行了深度调整，结合非农就业数据已连续3个月低于过去12个月平均值所触发的“萨姆规则”，以及核心通胀率已连续多个月低于市场预期值，我认为美元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50%以上。

​以日元资产整体价格走势为参照物，从日经指数、日债收益率、日元利率、日美货币汇率等指标与之对应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全球经济形势陷入流动性陷阱由来已久这一结论。

长此以往下去，必将触发日本乃至欧元区的债务偿付危机，并传导至全球化金融体系，对包括美元资产在内的大类资产交易及流通市场即世界各国主要资本市场产生连锁反应，金融系统内部的脆断风险将蔓延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实体经营市场。

虽说​美元降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性陷阱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会对其境内资产泡沫产生爆破风险。

由于上一轮美元加息期间，世界各地以美元为锚的资金流动性均回流至其境内进行实业投资或购置理财产品，万一此轮降息过程触发不可控风险，导致企业的投产比、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则使这些资金规模大幅缩水，流动性也跟着收紧，引发更深层次且全方位的流动性陷阱，此乃金融危机中“王炸”级别的存在。

​纵观过往历次金融危机，均与流动性陷阱脱不了干系，但此次却与以往造成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不尽相同，尤其是与2008年那次的金融危机有着根本性区别，因为此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及1970年代欧美地区大滞胀更为类似：

首先，根据米塞斯和熊彼特的商业技术创新周期理论，与国内情况差不多的是，如今全球经济形势也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大背景；

其次，根据美林投资时钟和康波周期理论，叠加工业革命致使经济呈现周期性萧条与繁荣交替的现象，本轮金融危机更像是大萧条与大滞胀相结合所致，而非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般周期性衰退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再来，大国博弈诱发二战后全球化秩序重塑，导致地缘冲突风险加剧，此乃之前全球经济形势变化所不曾有过的全新变量。

​综上分析，一旦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则会体现以下三个特征：复杂性、长期性、对抗性。

​尽管目前我国深度嵌入全球化秩序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外部影响，但得益于对外资本管制和结售汇制度，即使再大的外部因素也无法做到从根本上击垮我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运作系统。

相反的是，国内各个运作系统本身所产生的结构性问题才是足以击垮我国经济的潜在隐患或风险因素。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是通过改革开放形成制度红利、通过招商引资形成技术涌入红利，以及通过地理和人口所形成的规模红利发展经济，从而积累起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

其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利用将GDP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的地方或县域行政主体竞赛制，以中低端制造产业为发展重点，形成制造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再以培养海外技术或生产行业的人才资源为主的应试教育模式，形成大量的工程师和相关行业人才，并且首次抓住时代机遇，将来自港澳台的产业资本引入内地，构建“前店后厂”的运作模式。

然后，增加土地、人力、税收等生产要素供应，相当于大规模放权，以形成制度创投模式，为接下来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咱们开始融入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全球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体系，以及国际高技术产业分工合作格局，并且又一次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引进大量外资、外企，大力发展诸如个人终端和移动端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成为全球第二大相关产业制造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终结了我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化体系的势头，迎来债务内驱型投资模式的时代。

彼时，四万亿财政计划投入到房地产的商品房市场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房地产市场作为对内经济增长引擎，与制造出口行业形成经济发展的“双龙头”。

与此同时，楼市成为基础货币蓄水池、资产价格稳定器，以及投资标的目的地。

2008-2020年，我国正式步入经济学家辜朝明所说的刘易斯人口拐点之前的黄金发展期。

在此期间，我国不仅成为了世界工厂，即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往来位列首位，还是21世纪初的“基建狂魔”。

然而，伴随着早期改革开放及建设经济体制的红利逐渐消失殆尽，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化2.0体系的冲击迟迟未能修复，加上经济增长双引擎和基建投资均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迹象，2014-2015年，以楼市、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出现大幅度衰退的现象，而以地方城投平台企业开发债为主的债务规模于彼时正好见顶。

为提振经济，我国于2016年起，实行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诸多措施：

对外采取非对称竞争的手段，以维护全球化秩序为主要形象，陆续抢占中低端制造生产及出口贸易等相关市场份额，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外企入驻，鼓励出口行业主体拓展海外市场；

对内则人为压制生产要素价格，以企稳制造出口行业的规模成本。

尤其是对房地产市场，开展二、三线城市及县城的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对大基建市场则开展全国范围内基础设施建造网络化项目。

债务货币化方面，对外通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专项债融资以解决对出口行业主体减税降费的问题；对内则通过扩张以居民部门尤甚的信贷规模，也就是使其等背负个人住房贷款，无形之中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和杠杆率。

除此之外，扩张以房企开发商为主的企业部门的信贷规模，即亦使其背负大额贷款以徒增债务。

而在地方城投债、一般债、专项债皆上涨的情况下，唯有银行资产收益大增，地方行政部门针对国有土地出让所得收入也跟着大涨，除去中央行政主体及公有制主体以外，几乎所有的社会部门负债累累。

以国有土地为源头，致使包括商品房住宅、商业用地、工业基础设施等社会基本生产要素均大幅溢价，不仅徒增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经营成本，还对行政部门治理社会的成本控制，以及削减交易市场的制度壁垒产生消极作用。

2018年，大国间经贸博弈一触即发，致使制造出口行业率先遭殃，关联上亿人的就业岗位骤然减少，预期收入有所下降，首轮流动性危机席卷而来。

随后是科技领域卡脖子、半导体芯片断供等事件，致使制造产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伴随国内的楼市与基建市场因债务驱动、过度金融化、行政干预，乃至过度开发式浪费行为所带来的行业内或行业间边际效用加速递减，我国经济于2019年伊始暴露出一系列的结构性挑战。

然而，2020年初爆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既可以说其暂时掩盖了这些挑战和问题，又是加速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问题全面恶化的催化剂。

该场危机使得我国的制造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历史最高位，并创下现代人类文明以来供应链生产体量之最的记录，但也使我国上下忽略了较长期的风险，从而只注意到楼市泡沫的存在，于是开展包括整改楼市供给端在内的推翻影响居民生存的三座大山运动，对房企开发商实施诸如三道红线的融资收紧政策。

从此以后，楼市一蹶不振，一路探底下行至今，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并接踵而至：

先是存量购房居民开启提前还贷潮，部分房企开发商的住宅项目烂尾，促使上层坚定保交楼的决心，之后传导至金融机构，形成大量呆坏账作为底层理财及融资抵押项目，再传导至以股债汇为主的资本市场，使得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企业的经营利润及资产运营所得，以及地方乃至中央行政主体的财政收入均有所下降，整个社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流动性陷阱等资产通缩螺旋的现状，无法自拔。

截至目前，社会四大部门中，居民面临降薪裁员所引发的收不抵支，导致诸如房贷或经营贷断供、信贷违约等危机的产生；企业则陷入了资不抵债、非理性竞争的内卷化现象，以及营收净利润、投资回报率、投入产出比均大幅下降的债务危机，严重者面临破产清算、资产缩水以重组，达到市场出清之目的。

金融机构深陷负资产处置成本高企、净息差扩大至收益大幅下降、资不抵债以破产清算并重组的流动性危机。

至于行政部门，则因国债融资过度透支主权信用，遂陷入无力偿还债券所引发的主权信用违约危机。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制造出口面临旧有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分崩离析、美西方传统势力欲重塑该秩序，以及寻求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多元化、国际高技术分工合作格局多样性等不利于我国基于全球化体系大力发展自身，以及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愿景或目标得以实现的现实困境。

基建投资方面，早已呈现出过度开发式浪费、资产折旧速率过快等行业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彰显信贷扩张饱和、投资标的荒、投产比不足，净投资回报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萎缩等现象。

而包括社会零售消费和大宗商品消费在内的商业消费方面也呈现出过度萎靡的迹象，反映有效内需严重不足、居民购买力不足、企业供给端产能过剩的局面。

至于股票、债券、汇率、期货、保险这五大资本市场，均显示出长期有效投资不足的客观事实，虽然受制于以上几个因素，但更多来自于针对整个主权实体的制度性问题改善得不够充分，以及社会系统结构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所致。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挑战，主要来自于诸如金融系统内的基础货币转化为实质性信贷资源的机制不畅、居民收不抵支、企业资不抵债、行政主体过度开发等经济结构性挑战；

诸如体制内外、城乡、公私主体等二元非对称，以及计划思维和行政官僚的所作所为非公开且非透明化等行为主导财富资源分配的社会结构性挑战；

还有诸如市场经济法治化非充分，以及现代化治理主权实体乃至跨区域多边组织的能力羸弱与否等制度结构性挑战。

以上三大关乎主权实体运作系统的结构性挑战，乃是资源错配、供需失衡、短期主义、投机套利、行政干预，以及缺乏权力间相互制衡的长效机制所致。

当然，除了以上三大主权实体系统所遭遇的结构性挑战之外，我国未来还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外是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对内则是塔西陀陷阱。如何避免踏入这两个陷阱，将会是决定我国未来命运走向的重大课题。

至于如何应对以上这些系统性挑战，我认为只需与这些成因背道而驰，与之相反地实践即可。

鉴于我本人在此前所写的众多文章中对于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办法多到不胜枚举，故于此不再赘述。

写在最后

总之，请记住以下这句话：人永远是目的，而非手段。

凡是不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科学理论产物，终将使整个民族堕入万劫不复的虚无主义深渊。

我本人殷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上层能够穷则思变，真正做到深化全方位体制改革，实现以“米塞斯-哈耶克”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顺利跨过瓦格纳加速期、格林尼治时间，以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发达和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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