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北京，风云激荡。京西宾馆里住着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干部，其中不乏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表面上看，这是一处安置干部的场所，实则是一个保护他们安全的庇护所。然而，即便在首都北京，即便有警卫看守，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们依然难以安眠。一天深夜，6楼东侧突然传来异常响动，警卫们发现有人正准备实施一个令人震惊的计划。这个险些得逞的计划，差点让一位上将深陷危险境地。这到底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这位上将又经历了什么？

世人皆知京西宾馆是北京西郊的一处高级宾馆，却不知这里在1967年成了一处特殊的＂庇护所＂。那一年的春天，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干部陆续被集中安置在这里，他们中间有许世友、张震、皮定均等赫赫有名的将领。

京西宾馆的格局颇为讲究。这座宾馆共有八层楼高，每一层都有专门的警卫把守。宾馆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处庭院，四周环绕着高大的围墙。老干部们被分散安置在不同楼层，这样的安排既方便照应，又便于警卫巡逻。

北京卫戍区派出的警卫分成三班倒，每班配备十余人，分别在宾馆的主要通道、各层楼梯口和庭院四周设岗把守。每到换岗时刻，警卫们都会仔细交接工作重点，特别是各位老首长的住处位置和安全情况。

当时的宾馆里，还专门开辟了一间会客室。但凡有探视的人员来访，都必须在会客室等候，由警卫通报后才能见到老干部。这样的规定看似繁琐，实则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混入其中。

许世友将军住在四楼西侧，他在宾馆里仍保持着军人的作息习惯，每天清晨都要在房间里做操，警卫们都敬佩这位老将军的军人作风。张震将军则被安排在三楼，他平日里喜欢在走廊散步，与警卫们偶尔闲聊两句，显得十分平和。

宋任穷作为东北局的原负责人，被安排在六楼东头。这个位置虽然视野开阔，却也暴露在外，这一点后来差点酿成大祸。皮定均住在五楼，与宋任穷的房间正好上下相邻，两位老首长经常互相走动，聊聊往事。

宾馆的日常供应十分规范。每天由专人负责三餐供应，有时也会应老干部们的要求准备一些家常便饭。警卫们不仅要确保安全，还要照顾到老干部们的生活起居，工作相当细致。

然而，表面平静的京西宾馆并不太平。各地的造反派经常来这里闹事，有时甚至试图冲击宾馆。为此，警卫们不得不加强戒备，在宾馆四周增设了铁丝网，主要出入口还安装了铁门。每到夜晚，警卫们都会打开探照灯，仔细巡查每一个角落。

这些布防措施看似周密，但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危机即将来临。而这个危机，正是冲着六楼东头的那位老首长而来。

196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京西宾馆外围的警戒线突然接到通报，有可疑人员在宾馆周边徘徊。这些人分成三组，看似漫不经心地在宾馆外转悠，实则在仔细观察着宾馆的地形和警卫部署情况。

警卫长立即加强了巡逻力度，并向北京卫戍区汇报了这一异常情况。然而，这仅仅是一场精心策划行动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天，有人打着送餐、送报纸的名义，试图混入宾馆内部。这些人的举动引起了警卫们的警惕。

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人是冲着六楼东头的宋任穷而来。他们事先已经详细摸清了宋任穷的房间位置，甚至掌握了他的作息规律。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还准备了绳索、担架等工具，意图将宋任穷从宾馆强行带走。

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是这样的：先由一部分人在宾馆正门制造混乱，分散警卫的注意力。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从宾馆后院的围墙外用钩索攀爬到六楼阳台。他们计划趁夜色掩护，用绳子将宋任穷从阳台放下去，再由地面的接应人员将其带走。

行动当晚，一群人果然在宾馆正门大声喧哗，要求见宋任穷。就在警卫们应对正门局势时，几个身手敏捷的人已经悄悄靠近了宾馆后墙。他们抛出钩索，准备攀爬围墙。

所幸警卫队早有准备。他们在宾馆四周增设了暗哨，在发现异常后立即拉响了警报。巡逻的警卫迅速包抄过去，制止了这些人的行动。同时，另一组警卫火速赶到六楼，将宋任穷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

这次未遂的＂劫持＂行动暴露出京西宾馆在安保方面的一些漏洞。比如，六楼阳台的防护措施不够完善，围墙外缺乏照明设备，警卫力量的部署也需要调整。如果不是警卫们反应迅速，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后调查显示，这些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不仅对宾馆的情况了如指掌，还专门选在夜间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正常情况下警卫力量主要集中在宾馆正门和各层走廊，而对阳台这样的地方防范相对薄弱。

这起事件之后，宾馆的安保工作得到了全面加强。在阳台外安装了铁栅栏，在围墙顶部加装了铁丝网，还在strategic位置增设了探照灯。同时，警卫队改变了巡逻路线，加大了巡查频率，尤其是对阳台、天台等易受攻击的部位。

这次未遂的＂劫持＂行动，成为促使京西宾馆全面升级安保措施的重要转折点。而这也只是当时众多针对老干部的行动之一，更多的威胁仍在暗中潜伏。

宋任穷遭遇＂劫持＂未遂事件后，北京卫戍区迅速做出反应。1967年10月，傅崇碧接到上级命令，亲自前往京西宾馆部署警卫工作。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傅崇碧深知保护这些老干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傅崇碧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重新规划警卫部署。他将警卫力量分为内外两个圈层。外圈负责宾馆周边的警戒，包括大门、围墙和停车场等区域；内圈则专门保护老干部的住处，重点是各层走廊、楼梯和房间门口。

在人员配置上，傅崇碧特意挑选了一批军事素质过硬、政治立场坚定的战士充实到警卫队伍中。这些警卫都经过专门训练，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警戒技能，还要学会如何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每个警卫都配备了通讯设备，确保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报告和支援。

傅崇碧特别注重细节。他要求警卫队在换岗时必须做到无缝衔接，交接时要当面核实每个重点部位的情况。巡逻路线也经过精心设计，做到既能全面覆盖，又不会存在死角。每天晚上，警卫队都要进行两次全面检查，确保门窗紧闭、设施完好。

在技术防范方面，傅崇碧采取了多项新措施。在宾馆四周增设了多盏大功率探照灯，确保夜间视野清晰。围墙顶部除了原有的铁丝网，还加装了感应装置。一旦有人触碰，立即会发出警报。各个楼层的消防通道和紧急出口都安装了报警器，防止有人利用这些地方偷偷进入。

针对之前暴露出的阳台安全隐患，傅崇碧采取了特殊防护措施。在每个阳台外都安装了坚固的钢筋防护网，网格间距经过精确计算，既能防止外人攀爬，又不影响通风采光。阳台的玻璃门也换成了防砸防撬的特制门。

会客制度也变得更加严格。来访人员必须提前预约，并出示有效证件。警卫会详细登记访客信息，包括姓名、单位、来访目的等。即便是熟人来访，也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会客时间也有明确限制，一般不得超过两小时。

在日常警戒中，傅崇碧特别关注一些细微之处。比如，他要求警卫对送餐人员、维修工人都要仔细检查，确认身份无误后才能放行。就连送报纸、送信件这样的日常事务，也都必须经过专人核实。

每周，傅崇碧都要召开一次警卫工作会议，听取各岗位汇报，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措施。他还经常深入一线，亲自检查各个岗位，了解警卫人员的工作情况和实际困难。

这些严密的防护措施很快见效。此后的几个月里，再没有发生类似的＂劫持＂企图。但傅崇碧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深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威胁随时可能出现，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傅崇碧刚刚理顺京西宾馆的警卫工作，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1967年末，一些群众开始在宾馆周边聚集，他们打着＂要见首长＂的旗号，实则意图借机生事。这种情况往往在清晨或傍晚出现，有时甚至持续整天，给警卫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群众聚集的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他们采取轮班制，保持着不间断的＂围观＂。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人中间混杂着一些别有用心者，他们不断打探宾馆内部情况，试图寻找突破口。

12月的一天，一群人突然在宾馆正门外拉起横幅，高喊口号。就在警卫队应对正门局势时，另有一伙人趁机从后门翻墙而入。所幸巡逻的警卫及时发现，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人制服。经查，这些人携带着照相机和笔记本，显然是想记录宾馆内部的布防情况。

更为棘手的是＂秘密接应＂问题。一些人打着探亲访友的名义，企图与宾馆内的老干部建立联系。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甚至试图收买宾馆的工作人员。有一次，警卫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名送餐工人的饭盒夹层里藏着一封信，内容涉及宾馆的警卫部署情况。

为了应对这些新情况，傅崇碧采取了一系列对策。首先，在宾馆周边划定警戒区，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在此逗留。其次，增派便衣警卫在人群中暗中观察，及时发现可疑人员。同时，对所有进出宾馆的人员和物品进行严格检查，连日常用品都要仔细过筛。

在人员管理上，傅崇碧实行更加严格的制度。宾馆的工作人员必须佩戴专门的工作证，每天进出都要登记。送餐、清洁等服务人员由专人负责监督，不得单独行动。就连宾馆的维修工作，也必须有警卫全程陪同。

傅崇碧还特别注意防范内部隐患。他要求警卫队定期对宾馆内部进行安全大检查，重点排查通讯设备、电路系统等关键设施。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反窃听检查，确保不会发生信息泄露。

为了提高应急能力，傅崇碧组织警卫队进行专门训练。他们模拟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比如，如何应对群众冲击、如何处理可疑包裹、如何实施紧急疏散等。这些训练为后来处理多起突发事件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与地方有关部门的配合方面，傅崇碧建立了快速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群众聚集事件，立即通知附近的公安机关协助处置。同时，与周边单位建立信息互通渠道，及时掌握各种动向。

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得京西宾馆的安全形势逐步好转。群众聚集的频率明显降低，偷拍、窃密等事件也基本杜绝。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松懈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傅崇碧和警卫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1968年春节过后，京西宾馆迎来一个重要转折。随着形势的变化，针对老干部的各种冲击行动逐渐减少。傅崇碧接到上级通知，京西宾馆的警戒级别可以适当调整，但基本的安保措施仍需保持。

这个时期的警卫工作开始由＂应急状态＂向＂常态化＂转变。原先24小时不间断的武装巡逻改为重点时段加强警戒。警卫人员的配置也做了调整，部分人员被调往其他岗位。但傅崇碧坚持保留了一支精干的核心力量，负责宾馆的日常安保工作。

宾馆的会客制度也逐步放宽。老干部的亲属来访不再需要提前三天预约，改为当天登记即可。但访客仍需出示有效证件，并遵守相关规定。警卫人员虽然不再全程陪同会面，但仍会保持必要的监督。

随着局势趋稳，一些此前被严格限制的活动也逐步恢复。例如，老干部可以在宾馆的花园里散步，但警卫会在适当距离处保持警戒。宾馆的文体活动室重新开放，老干部们可以在这里看报、下棋，但进出仍需登记。

1968年夏天，一件事标志着京西宾馆特殊时期的实质性结束。原先在宾馆外围设置的铁丝网和部分警戒设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常规的保安措施。围墙上的探照灯改为普通的路灯，但监控系统仍然保留。

傅崇碧对安保工作的要求依然严格。每天早晚两次的例行检查雷打不动，重点部位的警戒一刻也不放松。值班室的通讯设备全天候保持畅通，各个岗位之间的联络制度也始终坚持。

在这一时期，京西宾馆的后勤保障工作得到加强。专门成立了服务组，负责老干部的日常生活需求。送餐、打扫、维修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这些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审查，持证上岗。

1968年末，京西宾馆迎来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之前动辄需要大批警力维持秩序的情况不同，这次会议平稳有序。会议期间，只有必要的警卫人员在岗，其他人员都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

傅崇碧和警卫队的工作得到上级肯定。在一次总结会上，与会领导特别指出，京西宾馆在特殊时期经受住了考验，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后来被整理成册，作为类似机构的警卫工作参考。

到1969年初，京西宾馆已完全恢复正常运转。警卫队的规模虽然比特殊时期缩小了，但工作更加规范和专业。傅崇碧建立的很多制度被保留下来，成为宾馆长期的工作准则。老干部们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京西宾馆重新回到了它原有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