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在金融业的处境，映照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在大时代里的命运。

作者：董云峰

编辑：叶冬

国资进、民资退，已然是当下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主流。

从近年来各地省级法人银行的组建，到多地城商行的重组，越来越多民资股东被洗牌出局。更有甚者，一些民资股东不惜“零元退股”，隐入尘烟。

不过十余年前，民资涌入商业银行才是时代的主旋律。

2012年，以原银监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为标志，中国金融监管进入新一轮宽松周期；其高潮降临在2014年，酝酿多年的民营银行试点开闸，尔后10多家民营银行破壳而出。

遗憾的是，这段民资与银行业的风流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2016年前后，互金泡沫破裂带来一地鸡毛，监管态度急转直下。

从作为转折点的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算起，本轮强监管已经持续了接近8年。

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一点，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民资与金融业的缘分向来不太深。

轰轰烈烈而来，丢盔弃甲而去。“放”总是短暂，“收”往往漫长。

善终者，寥寥。

01

温州银行是一个有趣的样本。

在金融改革提速的2012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身处金改前沿的温州银行，被推到了聚光灯下。根据温州金改方案，推动温州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上市融资。

这一年6月，经过20多轮的竞价角逐，温商背景的新明集团战胜新湖中宝、东方航空，拿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1.07亿股温州银行股份，成为该行的并列第一大股东。

这起交易还被浙江省确立为民资成功进军金融领域的典范：截至2012年6月，全省156家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民资持股占比已达74.08%。

作为当时的温州首富，新湖中宝老板黄伟不甘认输。2013年8月，新湖中宝斥资13.3亿元，竞得温州银行定向增发股份3.5亿股，占其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13.96%，成为单一最大股东。

此后不久，新湖中宝与温州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打造、投行业务体系整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包括温州银行未来IPO。

民资接连高调入主，带来了资源和机会，助推了温州银行的高速发展。但好景不长，2016年之后，温州银行的基本面快速恶化，公司治理与关联交易问题凸显，业绩持续缩水。

几乎同一时间，从新明集团到新湖中宝，这些民资股东野蛮扩张的种种“后遗症”开始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温州银行的困境。

2019年8月， 掌舵近10年的温州银行行长吴华“落马”，次年5月被双开，温州银行的风险进一步暴露出来。

紧要关头，浙江省国资强力介入。2020年末，浙江省发行50亿元专项债，通过温州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入股温州银行，股份占比31.77%，由此国资实现了对该行的控股。

2021年5月，继原行长吴华“落马”之后，温州银行董事长等领导班子成员悉数被免，来自浙江省农信社的高管层空降，“温州银行被接管”一度冲上微博热搜。

而新明集团与新湖中宝，早已自身难保。2023年，新明集团破产清算，此前其所持的温州银行股权早已多次上架拍卖平台。

更富戏剧性的是新湖中宝。面对史无前例的地产寒冬，财技超凡的黄伟亦无力回天，过去两年里，衢州国资通过两次股权转让，变身为新湖中宝第一大股东，并将其更名为衢州发展。

最终，从新明集团到新湖中宝，不仅没有将温州银行民资化，连自家都被国资化了，或者直接化成灰了。

十年之间，这些曾叱咤金融圈的民资大佬，输了个底朝天。

风流，云散。

02

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刚刚在低调中度过了十岁生日。它原本值得更多鲜花与掌声。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十年前，中央领导亲临微众银行考察，见证了微众银行给卡车司机徐军发放3.5万元贷款的过程，为该行完成的第一笔放贷业务。

那是“双创”浪潮激荡的岁月。2014年，民营银行试点正式启动，首批5家民营银行随之诞生。适逢互联网金融大爆发，民资对银行业的狂热到达巅峰，2015-2016年，监管部门又批准筹建了12家民营银行。

2017年初，原银监会下发《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试点经验和常态化设立相衔接的原则”，当时业内普遍预期，民营银行常态化设立的大门就此打开了。

遗憾的是，这扇大门开了一半，就很快被关上了。

以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转折点，强监管逐渐取代创新发展，成为主旋律。回头看，快速崛起的P2P等互联网金融乱象，是导致监管转向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而在2017年之后，仅有2家民营银行诞生。最后一家民营银行——无锡锡商银行的筹建获批，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

这意味着，属于民营银行的政策窗口期不过持续了3年多。过去数年里，民营银行的资本补充始终步履蹒跚，至于市场原本期待的体制机制创新，不仅停滞不前，甚至成了敏感话题。

潮水回流至2024年，江西裕民银行与安徽新安银行先后迎来国资入主，原有的民资大股东出局，民营银行走到了新的历史关口。

去年8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批准南昌金控受让正邦集团持有的裕民银行6亿股股份。受让后，南昌金控成为裕民银行第一大股东，这是国资首次成为民营银行第一大股东。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裕民银行此前的大股东正邦集团，也是曾经的江西首富；经历2021年巨亏、2022年资金链断裂之后，正邦集团同样走向了破产重整。

相形之下，新安银行的国资化更为彻底。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期批复，合肥市国资通过三家地方国企，累计受让51%新安银行股份，使得该行成为首家由地方国资绝对控股的民营银行。

轰轰烈烈的民营银行试点，意外成为地方政府斩获银行牌照的新通道。

潮起，潮落。

03

既然民营银行都能“姓国”，其他地方银行的国资化，就更加大张旗鼓了。

在近年来的中小银行改革过程中，多地采用了组建省级法人银行的方式，大多伴随着国资控股、民资被边缘化的进程。

诸如，辽宁农村商业银行，由辽宁金融控股集团直接持股99.09％；山西农商联合银行，由山西省财政厅持股94%；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则由三家河南省属国企共同持股。

而在内蒙古农商行的组建过程中，作为包头农商行主要股东的拉卡拉、银信科技、蒙草生态等三家上市公司，均于近期宣布将持有的全部股份“零元退股”。

另一方面，2014年以来，多地城商行密集迎来国资入主，原有的民资股东要么持股降低，要么被集体“扫地出门”。仅在近期落定的案例，就有四川天府银行、保定银行、乌海银行等。

四川天府银行，在新一轮增资中，四川省属国企蜀道集团持有23.3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同时四川南充市辖国企合计持股比例升至近30%，而4家民企股东未参与此次增资，持股比例集体被腰斩。

保定银行，通过第二轮增资扩股及股权优化工作，国有股权占比达到80%以上，鹏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民企退出主要股东行列。

乌海银行，通过国有股注资，国有股份占比由2.03%增至66.23%，实现了非公企业向国有金融企业的“华丽”转身。

颇为讽刺的是，十年前，在大多数行业里，国资背景并不那么值得骄傲，因为很可能与保守乃至落后沾上关系，而在当下，却几乎成了规范、先进的代名词。

现如今，国资的进击，民资的败退，何止于金融。

时也，命也。

04

在金融领域，国资就一定意味着安全、稳健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何解释20多年前国有大行的数万亿坏账？

客观上，当时国有银行的坏账，很大程度上是改革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曾经，我们把金融当财政用了，金融机构不够独立，与政府的边界不够清晰。

倘若我们认可这一解释，过往的种种教训，今天依然值得警醒——银行，必须真正办成银行。

还有这些年高歌猛进的地方金控，它们屡屡以“白衣骑士”的面目出现，有没有可能变成新的“金融黑箱”？ 地方城投债已经是前车之鉴。

说到底，在金融风险面前，不分国资民资，都是平等的。

“主”不在乎。

05

金融是极其特殊的。

时至今日，金融已经不再是那个金融，民资也不再是那个民资。

民资在金融业的处境，映照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在大时代里的命运。

必须承认的是，当前民资的弱势，几乎是系统性的情形。要怎样的民资，还有能力和勇气去搅弄风云呢。

在“打倒资本家”的滔天声浪里，从政府到公众，对民资的期待与信任都在低位，很难回到从前。

俱往矣。说什么风流一代，如梦幻泡影，终被雨打风吹去。

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2012年发行的那首名叫《泡沫》的金曲，预言了这一切：

全都是泡沫，只一刹的花火。

封面图来自电影《风流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