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夜幕低垂之际，位于上海市东北隅的马玉山路（今双阳路）旁，三友实业社所在的区域，一片宁静之中夹杂着几声异样的“笃笃”敲击声。循声而去，可见五位身着僧侣服饰之人，手持扁鼓，行迹诡秘，不时环顾四周。这五人实为日本籍僧人，领队为天崎居升与水上秀雄，其余三人分别为藤井国吉、后藤芳平及黑岩浅次郎。

三友实业社，作为当时上海知名的国货工业品牌，以其生产的三角牌毛巾质量上乘、价格亲民而享誉市场。自“九一八”事变后，该厂工人自发组织起义勇军，每日坚持训练，士气高昂。这几位日本僧人的异常行为，迅速引起了工人义勇军的警觉，随即派遣人员暗中监视。当僧人察觉被跟踪后，加速逃离。至赵家巷附近，被工人拦截并展开盘问。此时，一群身份不明的个体，伪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三友社工人队伍中，突然发难，对僧人实施暴力攻击，拳脚相加，更有甚者拾起路边石块猛砸，导致数名僧人受伤，其中三人仓皇逃至附近的日本东华纱厂避难，一人后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施暴者随后迅速逃离现场。此事件，即“日僧事件”，迅速在上海滩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触发“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导火索。经调查，该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系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

川岛芳子，本名金壁辉，出身显赫，乃清朝皇族肃亲王之女。六岁那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她的贵族身份随之瓦解。不久之后，她被日本特务川岛浪速收养，并在日本信州高等女校接受教育。其独特的背景、才能及活动能力，很快引起了日本军方的重视，随后接受了系统的特务训练，掌握了射击、骑马等技能。1927年11月，日本策划“满蒙独立”阴谋之际，川岛芳子被召回国内，成为推动日本在华侵略活动的重要棋子之一。此次“日僧事件”，正是其策划的众多阴谋之一，旨在激化中日矛盾，为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铺路。在策划对蒙古地区施加影响力的过程中，当局曾安排一位重要人物与蒙古王公之子甘珠尔察布缔结婚姻，旨在通过此途径间接控制该地区。然而，这一策略未能如愿实施，随着皇姑屯爆炸事件的爆发，全球舆论哗然，直接导致了“满蒙独立”运动的迅速夭折。随后，该女性与甘珠尔察布的婚姻被迅速解除，她返回日本。

“九一八”事变前夕及之后，她再次接受日本间谍机关的派遣，重返中国。1932年，关东军为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行动。为掩盖真实意图并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坂垣征四郎向上海的田中隆吉提供了两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要求其制造一个足以让日本出兵上海的借口。在此情境下，田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川岛芳子这一关键人物。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成为了冒险与阴谋交织的舞台。川岛芳子，时年26岁，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多变的身份穿梭于社会各阶层之间。她时而以男装示人，英姿飒爽；时而袒露香肩，风情万种。无论是政界精英的聚会、学校的讲堂、军队的营地，还是黑帮势力的据点，都留下了她神秘莫测的身影。她的活动范围之广，接触层面之深，旨在深度搜集情报，同时策划破坏活动、收买汉奸、散布谣言，其情报工作的精准性甚至赢得了日军驻上海高层如白川义则、冈村宁次等人的高度评价。“日僧事件”作为川岛芳子精心策划的一出大戏，是她为日本出兵上海寻找借口的初步行动。她利用日本“日莲宗”右翼势力的暗杀背景，派遣这些和尚作为“火种”，而背后操纵的“工人”则是她精心收买的汉奸。

此举直接针对了反日情绪高涨的三友实业社，该社与日商东华纱厂之间的商业竞争本就激烈，“九一八”后，三友社工人更是组织起义勇军，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川岛芳子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布局，成功地为日本出兵上海铺设了道路。日本海军陆战队挑衅升级：川岛芳子预谋“日僧事件”引发连锁反应近期，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默许与纵容下，于上海滩悄然上演，其幕后推手之一疑似为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这一系列事件的起点，是对三友实业社的无端攻击，标志着“日僧事件”成为引爆点，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与军事图谋。川岛芳子等人显然对“日僧事件”的利用早有筹谋，旨在以此为契机，加剧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他们的行动不仅是对中国民众的挑衅，更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藐视。

1月20日凌晨，由“日本人青年同志会”组织的约70名暴徒，在夜幕的掩护下，对三友实业社实施了暴力袭击。面对华人巡捕的正当劝阻，这些暴徒非但不予理睬，反而暴力相向，导致巡捕田润生不幸遇难，另一名巡捕朱伍兰在报警过程中遭受重创，手指被残忍砍断。随后，暴徒们使用汽油、煤油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火势迅速蔓延，整个厂区陷入一片火海。为达目的，暴徒们甚至不惜投掷手榴弹，进一步加剧了现场的混乱与破坏。当日下午，这些暴徒在公共租界内的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召开集会，公然要求日本当局及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兵干涉，以保护所谓“侨民”安全。会后，超过千名暴徒在海军陆战队的庇护下，手持棍棒在吴淞路、北四川路等繁华地段游行示威，沿途肆意破坏商店、拦截电车，并对值勤巡捕进行暴力攻击，气焰极其嚣张。面对日本势力的步步紧逼，中国军队并未退缩。1月23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19路军及警备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们齐聚一堂，共商对策。总指挥蒋光鼐、19路军军长蔡廷锴、警备司令戴戟等将领均表现出坚定的决心与无畏的勇气。

蔡廷锴军长以低沉而坚毅的语调指出，日本人在上海的种种挑衅与压迫行为已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众利益，他誓言将与全体将士同生共死，捍卫国家尊严。戴戟司令亦慷慨陈词，强调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誓与倭奴一决死战。蒋光鼐总指挥则进一步训示，全体将士的牺牲将唤醒国魂，激励全国人民共赴国难。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与残暴，也彰显了中国军民在国难当头时的团结与坚韧。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这段记忆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提醒我们勿忘国耻，砥砺前行。19路军誓师抗敌，彰显中华民族不屈之魂在民族危亡之际，一句“我们的血，可寒敌胆”振聋发聩，彰显了19路军将士誓死捍卫家园的坚定信念。面对物质条件的悬殊差距，他们深知单凭硬实力难以与日寇抗衡，但这份万众一心、精诚团结的精神力量，却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尤为重要的是，拥有数万英勇将士的他们，坚信能够肩负起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重任。当日，一份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四位将军联名签署的《告19路军全体官兵书》迅速传遍军中，激起了将士们满腔的热血与斗志。文告中，他们痛陈国难：“环顾神州大地，国土沦丧，五千年华夏文明面临沦为奴隶的深渊，此等奇耻大辱，岂能坐视不管！唯有自救，方能得救！”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与不屈抗争的坚定决心。将士们誓言：“为挽救危局，我们愿以满腔热血书写最后的光荣篇章，将殉国精神深植于亿万同胞心间。无论成败，我们都将勇往直前，直至最后一刻。”他们坚信，凭借伟大的牺牲精神，定能战胜一切强敌，挽救国家于水火之中。随着“日僧事件”的爆发，日本侵略者的步伐进一步加紧。面对日方的无理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虽无奈接受，但紧张局势并未因此缓和，反而更加严峻。1月23日晚，日本轻巡洋舰“大井”号及特遣部队抵达上海，随后，水上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也相继抵达，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1月28日晚，日本第一遣外司令官盐泽幸一再次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北四川路并拆除防御工事，由日军接管。面对这一挑衅，部分日军于当晚21时30分强行登陆，标志着淞沪抗战的全面爆发。在此关键时刻，19路军全体官兵迅速动员起来，他们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以热血和生命捍卫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具有不可侮辱的坚韧精神，在这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抗争中，19路军将士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精神内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与原先部署于租界内的海军陆战队成功会师，随后迅速向天通庵火车站方向集结。时至23时30分，指挥官盐泽幸一果断下达了进攻指令，目标直指上海北火车站。此次行动旨在切断中国守军的关键军事运输线，并进一步扩张其在租界以外地区的控制范围，展现出高度的战略意图与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