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王朝初年的君王和领导团队一般很强势，中央能把控了全国的绝对资源。

开国初期的官僚能力强，顾虑少。天下地理、人口、赋税等核心信息，上面能很清楚的掌控。国家什么时候能出力，出多大力会产生什么影响。开国的团队都心知肚明。

这也是我们看史料的时候一个有趣的点。

明明开国初期，人口资源都不如中后期，为什么内政外战反而要强于中后期。因为开国初期总体资源少，但是国家能动员的资源反而多。到了王朝后期，资源总量多了，但是国家能动的反而少。大量的财富被宗室、富商、豪族把控。皇帝想干事反而没啥钱必须依靠地方势力去平事。

中央和地方权力安排不好就容易出安禄山这种野心家

最后为了应付突发危机或者边境问题，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其实是王朝力不从心的无奈之举。

东汉开国时就罢了地方的驻军，只保留了乡勇。虽然汉光武依靠河北豪强得到帝位，但他还是很提防这些大豪族，在位期间做了一些制度建设，防止这些人的子孙威胁东汉的统治。

光武帝

但东汉的皇帝普遍短寿，朝堂上皇帝、外戚、士大夫和宦官斗来斗去。到了东汉末年各地的豪强已经有了裂土分疆的势力，他们扩充了大量私兵和部曲，多的能达到万人。曹操、刘备等人是借清剿黄巾军名义招募私兵慢慢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的。

待黄巾起义被镇压的差不多时，地方上各种势力已经蠢蠢欲动。

知乎网友“历史看兴衰”的图，汉末领州牧一职的宗室

188年宗室刘焉就建议汉灵帝“废史立牧”，派遣信得过的宗室去地方任州牧统一地方的军、政财等一系列权力。压制刺史、太守等地方高官的权力，以稳固皇帝的权力。

东汉初年，国家采用中央、郡、县架构。刺史是流官，只负责监视各地。郡、县官员有地方行政没有募兵的权利。但是黄巾起义农民军在各郡间流窜冲击。各地的太守只能管辖本地，没办法跑到临县去联防，反而是豪强依靠自己的部曲防住了不少起义军。

东汉行政划分

这个时候中央派人统筹各地，名义上说得过去。地方以州为单位集中权力效果也优于现在各个地方自己剿匪那一套。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而且这里有汉灵帝更深的政治考量。

汉灵帝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他接受了建议。在他的眼中，这是一个可以整顿地方的好机会。

隶属于皇帝的南北军和校尉军还是很能打的

汉朝此时中央军还极为能打，也是听皇帝的话的。而且汉灵帝为了加强直属军队的力量，还特意组建一直战斗力更强的部队——校尉军。袁绍、曹操都曾是西园八校尉中的高级军官。

州牧这个职位权责很像后来唐代中后期的节度使。作为地方最高的长官，集行政、财政、军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中央派信得过的宗室借着剿匪的大义，把地方被豪强和世家把持的基层权利拿回来一部分。从184年到18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看没多大问题。

但是有些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做到底。东汉王朝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皇帝的寿命，刘秀这一支的基因可能有某种缺陷，正值壮年的汉灵帝很快要不行了。这个搞了半截的政策马上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很多野心家窜了出来。

汉灵帝重置州牧的目的是借着黄巾之乱这个由头，安插刘姓宗室到地方直接干预郡县事务，确保皇权向地方的延伸，安定东汉王朝。

汉灵帝继承了东汉皇帝短命鬼基因

但是转年189年，三十出头的汉灵帝就嗝屁了，他宏伟的计划立刻走向计划的对立面。提出这个建议的刘焉借着“废史立牧”的机会到了益州做了土皇帝，并把权利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完成了益州一把手的父死子替。

洛阳朝廷外戚和宦官矛盾总爆发，京城发生血拼。宦官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统统完蛋，皇权也失去打手。最后野心勃勃的大家族和暴躁的边军走入历史舞台。袁绍等世家大族借着讨伐董卓的名义获得了地方军政实权。不少刘姓宗室干脆也参与汉末的天下大乱斗去了。

唐初实行的府兵制，府兵分散在各地（主要在关中地区）平时由各地都督府负责管理和训练，遇到作战需求时，由中央委任行军大总管领兵，这样大将和士兵们不会有感情，防止了武将造反。这项制度是天生反割据的。

但是随着唐王朝战事的加剧和征战范围的扩大，这项制度越来越难以支持帝国的扩张了。府兵远离家乡，导致田产被侵吞，产生了很多逃户，兵员都成了大问题。

高宗后期、武则天时期边境战争经常惨败

自高宗后期到武则天执政时期，北部边疆从东北到西域。唐军被四夷暴打，高级将领死了一堆。当时边地地方都督连主动出击打仗的权力都没有。等朝廷派来的行军大总管来了，边境的百姓都死光了。

到了睿宗、玄宗时期必须度让权利给地方了。为了让地方能更加高效的应对边境战争，地方都督后来的节度使有了募兵的权利，慢慢的管钱粮的度支使权利也和地方长官二为一了。募兵的来源主要来自本地青壮和附近的胡人，随着边境战争的继续，边军的中低级军官赏罚和任免也由节度使执行。一支对某些将军忠心不二的军队开始成长。

但是放权初期，玄宗一朝的边境形势有了极大改善。西部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奚、北部突厥的嚣张气焰都被打下去。

开元天宝年间军容鼎盛的大唐边军

张说的《论幽州戎事表》说开元初年幽州的疲弊。“臣熟闻幽州兵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但到了开元20年左右，幽州一地凭借自己的实力已经能够摁住契丹和奚了。

开元时期，对待节度使，玄宗也设立了多种制度进行平衡的。比如中高级军官任免权由朝廷把控。节度使出将入相制度，边区的节度使会调入中央为宰相，不会在边地带的太久，这样边地很难形成节度使势力。

但是这些原则最后都被玄宗自己玩砸了。先是李林甫独揽相权，边将牛仙客去世后，再没有边将入相。

安禄山独得圣宠几十年，在东北几个军区疯狂刷资历豢养义子私兵，把持了边地军政多年都不外调。而且玄宗为了安抚安禄山，还让安禄山在天宝13年奖赏了2500名范阳的中级军官，天宝14年把32名东北地区高级将领换成安禄山信任的胡人。玄宗还把全国的马政交给安禄山，让范阳地区的骑兵拥有了全国最好的战马。

崔乾佑攻占潼关，拿下长安

安禄山能搞出这么大的祸乱，唐玄宗这个榜一大哥这十几年给安禄山刷的火箭是助力最大的。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起事，2年之间从两广杀到了满清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势头之猛让主政的咸丰皇帝有了一种天要塌下来的窒息感。绿营兵和各驻地八旗完全不是太平军的对手，1853年的南京洪秀全正式建国和北京的朝廷直接叫板。同年太平军展开北伐、西征和东征。

太平军西征

这会儿面对东南半壁江山已经坍塌的困局，咸丰皇帝业管不了那么多了。允许地方自己募兵，展开团练，只要能把太平军按住，拿下南京，汉人也可以封王。被压制了几百年的地方汉人团练终于等到了机会。

此时曾国藩在两湖地区组织地主团练，他利用乡谊，同乡等关系迅速拉出一支队伍。曾国藩还标榜选用儒将，以理学精神对兵丁进行“思想教育”，这些都使得湘军的战斗力明显好于绿营。但这个时候也仅仅是好于绿营兵。

1854年初，湘军正式扩编完成。此时太平军在石达开率领下正在长江中游地区和清军周旋。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遛遛。水陆兵力达到1.7万人正式与太平军展开决战。

结果湘军出师不利，在湖南岳州、靖港两次溃败，曾国藩被打的几乎要投水自尽，但战况很快出现转机。

被打的要投河自杀的曾国藩

湘军军饷优于绿营（这个点很有意思，后面会单独展开）加之有营内同乡关系的约束，一般战斗意志较强。尽管水战不及太平军，特别这会从广西杀出来的老兵素质远高于湘军，野战湘军打不赢。但是陆战湘军打阵地战的战斗力还可以。

陆路湘军经过反复厮杀，击败太平军，攻克湘潭，解围长沙，曾国藩迅速成为湖南官绅眼中的救星。他在长沙对湘军进行严格整编后，大举北上，连战告捷，至1854年8月下旬，彻底将太平军赶出湖南。此后湘军水师顺流东下，连续在武汉、田家镇两场大战击败太平军，10月14日攻克武汉，年底时已经进逼九江。这完全出乎朝野意外。咸丰皇帝不禁大呼：“不意曾国藩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

咸丰皇帝开始，清代皇帝的“王霸之气”就没有了，面向都偏白净清瘦的书生

当然皇帝也是嘴巴上说说，咸丰皇帝并不信任湘军这种汉人领导的地方部队。在战斗打成僵持以后就没再多支持湘军了。而是在1858年重建江南大营，并把主要的资源集中到江南大营，继续对南京施压。这个时候咸丰已经在酝酿削藩了。但是平叛进行的过程意外太多，清军寄予厚望的江南大营他不顶用啊。

江南大营再次被打崩

就在湘军长江中游九江到安庆一带和太平军鏖战的时候。在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打崩了，要知道这个时候太平军经过了内乱，东王一系被杀，石达开出走，就这个局面，江南大营还是被打崩了。太平军直接威胁苏南的财税重点，皇帝着急了。

“……现在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踪，可以径犯苏城，江南大局几同瓦解。曾国藩接奉此旨，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

湘军此时是清廷南方唯一的军事存在，终于可以不甩中央面子了。曾国藩接连给皇帝上疏，力陈进攻安庆的重要性，实际上要求咸丰放弃江南，全力支持他打安庆。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不得不做出让步，再次发出上谕 :如果安庆一城指日可复，该督不妨先克安庆，沿江而下，乘金陵贼众空虚之时，直捣巢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同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带着老婆颠了，南方只能那样了。平叛后期照着湘军模式组建的淮军也建立起来了。从此刻开始汉族大员开始在清廷有了实打实的政治军事背景。

前面说了，直属于皇帝的绿营兵、包括后来的江南大营的清军战斗力不行。不是皇帝舍不得花钱而是皇帝花的钱不够，因为湘军的军饷一直优于绿营兵。

胡林翼

在组建湘军时，胡林翼等人踢开旧官僚，重用士绅负责管理厘金等新财源，剔除中饱私囊的人，大幅提高了财政收入。不要中央拨款还能在高峰时养了10万兵。看得出当时清政府的效率比清初和乾隆朝时差远了。

成为主力的湘军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自然更不肯听从清廷指挥。凡是清廷要求拨兵救援邻省，基本上都加以搪塞。甚至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廷严令勤王之时，曾国藩和胡林翼还上奏反问咸丰帝究竟要谁去，借着公文往返拖延时间，直到京师陷落湘军也未出动。

湘军

后来刺马案就是清廷想通过人事手段削藩的尝试。但是湘军系、淮军系经过多年战争已经把朝廷在南方的人边缘化了，哪里是换几个人就能改变局面的？

同时期或者晚一点世界其他区域一直实行类似西欧的那种分封制度。即使有那种雄才伟略的帝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国家，在第一代去世后很快就解体了。维持中国这种庞大统一国家而且能维持这么长时间在世界历史上其实是一个特例。

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

罗马帝国，皇帝更多的像是军队统帅，只有不停的打胜仗才能维持帝国的稳定，一旦不能扩张就会陷入3世纪危机那种皇帝年年被杀，帝国四分五裂的情况。直到3世纪末戴克里先改革，将罗马分为东西4大战区，分别集中本地资源应付不同方向敌人才能维持住。这其实也是一种放权地方，缩小行政区解决特定威胁的办法。100年后395年东西罗马再次分裂，永远没有合为一体。

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的4帝共治方案也是权宜之计

为了维护这种大一统国家，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绞尽脑汁在硬件软件上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秦朝修筑直道、隋唐以后历代倾力维护的运河系统，建立遍布全国各地的驿站等等。这还是国家层面的基础设施。

在意识形态上封建王朝也做了极多的建设。历朝历代强调的忠孝观念和儒家那套意识形态，就是减少统治国家成本的办法。从两汉开始就构建上中下三层的意识形态准则。

上层皇帝变成天命——神在人间的化身。

中底层套用用儒家的经书解读，传递一种忠孝的意识形态。连汉朝皇家也成了忠孝的代表。底层强调“孝道”，稳定国家最小的细胞。

对于深入毛细血管的乡村、士族则强调“孝悌”：

将大量的事情从家门内解决，从底层的毛细血管完成整个国家的自我整合。

即使这样，农业社会的中国还是太大、人口太多、各地地理条件人文习俗太丰富，信息传输太慢。在生产力没有突变的情况下，中央能一杆子插到底也只有少数帝王。比如朱元璋这种从底层厮杀上来，能力强精力也充沛的皇帝。就把自南宋一来江南的土地烂账给摸清了，还搞出来“黄册”这种农业帝国的大数据管理系统。

但随着时间推移，后来掌权者的能力不如开国那批人，地方也板结成块，形成了各种地头蛇。最高层要调动全国的力量越来越难，这会真的是皇权下不了乡了。

“黄册”这种制度到了明中期也没啥效用了，到了明末时地方官员还要根据洪武永乐时期的黄册估算税收，因为那会的数据最接近真实的情况。

说到底，在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能维持中国这个体量的大一统国家。古代的政治家和官僚已经搭载了当时领先世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改进了大量基础设施去适应这个庞大的国家，还从2200年前就开始搞文字和道路的标准化。

但是一代代人过去，后人一点点把这个操作系统运行到内存快“溢出”了，在不升级硬件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清理垃圾不打补丁很容易就会出问题。

政治设计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