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50年代伊始，以色列便开始致力于核能的探索。通过同美国签署协议，以色列成功建造了一座轻水反应堆，用以发电及科研之用。这座先进的反应堆成为了以色列核能计划的基石，也为日后的核武器研发铺平了道路。
1953年，世界上只有三个核大国：美国、苏联和英国。这年晚秋的一天，以色列总统哈依姆·魏茨曼来到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办公室，说：“你知道么，以色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古里安踌躇片刻，然后耸了耸肩膀，答不上来。魏茨曼告诉他：“不到0.5%。”而后又说：“那么现在你猜一下，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犹太人占百分之几？”
古里安正在沉思，魏茨曼又替他作了回答：“我来告诉你吧：20%。”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抬高嗓门继续说：“在当今的三个核大国中，都有犹太科学家从事核研究，而且主要是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谈话结束时，古里安仍不解总统之意，他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魏茨曼含笑答道：“这个问题由你的想象力来回答吧。”说完总统扬长而去。
就这样，总统给总理上了一堂原子弹“基础课”。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意识到，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如果不拥有核武器这张“威慑王牌”，那么，占优势的阿拉伯国家联合军的力量，迟早会像洪水一样淹没以色列的弹丸之地。于是，以色列做出了一项最大胆的决定：制造原子弹。
1957年，以色列与当时世界上核大国之一的法国开始了马拉松式的秘密谈判。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法国答应帮助以色列“和平”利用原子能。具体的计划是在以色列南部内佳海岸迪莫纳附近的内格夫沙漠里，为以色列建造一座核反应堆。法国人心里很明白以色列人将用这座核反应堆干什么，但金钱毕竟是有诱惑力的。
随后，三十多名法国专家来到了内格夫省省会贝尔谢巴。不久，一个硕大无比、外形像只足球的圆形拱顶建筑在迪莫纳的沙丘深处出现了。在距其不远的地方，以色列建立了本国的核研究中心。
当时，核武器的制造技术是世界级的尖端机密，这一绝密情况一旦暴露，以色列全部核设施就要在联合国监督下被销毁，并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对核试验中心进行严格保密，在它的周围几公里的地带架起了铁丝网，武装警卫日夜不停地巡逻，甚至连地区上空也划为绝对禁区。
有一次，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在训练中迷航，误入迪莫纳上空，其驾驶的“幻影I”式战斗机立即被四周布防的导弹击落。防范之严，由此可见。
1960年，美国的U-2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发现了这个核试验场。消息传开，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因为在此之前，以色列一直诡称迪莫纳的核试验场是一家“纺织厂”。
迫于舆论压力，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不得不答应美国，让美国核装置专家前去视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当以美国专家为首的联合国检查团到来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仅是一个功率为26兆瓦的“袖珍型”核反应堆。
代表团首席检查官最后的视察结论是：这是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试验站。即使以色列想用这里生产的钚做核武器原料，照目前的生产能力，制造原子弹也是100年以后的事情。
稍有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制造原子弹这种大规模的杀人武器的原料是一种叫作钚的核物质，尽管它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少，但它却可以通过另一种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的核物质—铀，在核反应堆中制取。
一般情况下，当铀在核反应堆中燃烧时，会因发生核裂变而产生热量，这些热量可用来推动涡轮机发电。当铀裂变时，钚就作为副产品随之而产生出来。
今天，任何一个建有反应堆的国家都在收集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钚。一个功率为4万千瓦的小型反应堆，每年在其消耗的核原料中可以生产并回收足够制造2万吨级TNT当量原子弹的钚。
可见，核动力的军事用途与和平利用紧密相关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真相既已遮掩，以色列官方干脆公开宣布：迪莫纳核试验场是以色列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试验机构，隶属于以色列核能局管理。
从那以后，以色列核军备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色列核物理专家们乐观地估计，按照这样的试验速度，以色列很快就将生产出可以用于实战的原子弹了。
1960年7月13日，法国人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核俱乐部的第四名成员。此时，以色列的核工程也已接近尾声，他们估计，至多再过两年，制造原子弹的一切准备工作即可就绪。
然而，法国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突然宣布取消同以色列的合作。一时间，以色列的核计划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火狈！1962年10月，特拉维夫“摩萨德”首脑办公室里笼罩着异常紧张的气氛。在此之前，以色列内阁专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考虑到阿以之间必有大战，全体内阁成员一致决定：不放弃核武器的研制。
“到今天为止，我们是从哪里搞到铀的？”发言者是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当时的农业部长摩西·达扬。“主要从法国、加蓬和乍得。”答话的是一名核研究专家。“法国人现在不干了，”他接着说，“自从美国人进一步严格了国际规定后，从第三世界国家搞铀也越来越困难了。”
这时达扬骤然停下脚步，把脸一沉，说：“这么说，我们的核计划因为没有铀就要完蛋了？”
那位专家一筹莫展，压低声音说：“迪莫纳每年需铀25吨，而且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浓缩铀，如果搞不到，计划只能就此罢休。”
达扬刚坐下，又突然站起身，他先是睁大眼睛环视一下四周，然后以一种特有的坚定口气说：“如果我们搞不到这东西，就必须去偷！”
根据内阁的要求，“摩萨德”马上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负责研究偷铀的问题。三个月后的一天，三种偷浓缩铀的方案送到当时新上任的“摩萨德”头头梅厄·阿米特的办公桌上。
第一方案：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试验室行动；
第二方案：袭击运送浓缩铀的卡车；
第三方案：对某试验室主任进行“策反”，让他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
梅厄·阿米特仔细审阅了上述方案后，挥笔批示：“拟择第三方案，集中全力物色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摩萨德”终于找到了适合的策反对象，他就是美国“核原料和核装备公司”（简称“NUMEC”公司)的创始人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
早在40年代初，夏皮罗就是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9年，他在美国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工作，曾因在研制一座安装在美国“鹦鹉螺”号核动力潜艇上的原子反应堆的工作中成绩显著，得到公司老板的重赏。1957年12月，雄心勃勃的夏皮罗离开“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NUMEC”公司，专为日益增多的核反应堆提供浓缩铀。1963年夏皮罗将对外贸易范围拓展到以色列。“摩萨德”和夏皮罗达成了一笔交易：将“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向“NUMEC”公司提供用于“阿波罗”空间计划的浓缩铀，偷运一部分到以色列。
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摩萨德”头领之一，后来的局长兹维·扎米尔十分高兴。在一次特工部门众巨头的例行碰头会上，有人问道：“一共搞到了多少？”
“据我估计，够制造18枚原子弹用的。”“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玩意儿从美国运出来？”
“没问题，”核计划特别行动处的一名特工人员答道。“我们已经说服埃勒·赛勒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后天将运来第一批样品。”不久，他们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些浓缩铀全部偷运到丁以色列。
以色列迪莫纳核反应堆于1964年6月正式开始工作。但当1967年夏末以色列内阁正式作出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时，尚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科学家急需优质氧化铀，却又无法从国际市场上买到。
同1962年那次一样，以色列内阁又向“摩萨德”下达了非常命令：尽快偷来200吨氧化铀。
于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偷铀”的任务，又落到了无所不能的“摩萨德”身上。当时的“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紧急筹划，向以色列内阁提交了一个“高铅酸盐”计划，设法搞到足够制造20枚原子弹的浓缩铀。
“摩萨德”向世界各地派出了特工人员。不久，他们通过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内线”了解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矿业总公司”所属的一家在扎伊尔分设的子公司，在扎伊尔买过一批铀，这批铀经过浓缩加工，存放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以色列情报机关“高铅酸盐”行动计划的核心，就是设法找到一个为国际原子能管理组织认可的“贸易伙伴”，由它出面，通过“正常途径”购买这批浓缩铀，然后在运输途中用武力将其劫回以色列。
27岁的艾伯特是梅厄·阿米特手下一名精干的“摩萨德”特工。为了寻找实施“高铅酸盐”行动的契机，他从特拉维夫总部紧急飞往西德，拜会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州一家化学公司的老板。
老板的名字叫舒尔岑。1964年，当艾伯特在西德美军基地参现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联邦德国的间谍向他介绍了舒尔岑。现在、舒尔岑与人合股经营着一家名为“亚斯玛拉”的化学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消除化学及核辐射污染的化学药品和原料的买卖。这个公司的顾客除美国军人外，还有联邦德国的军人。
“摩萨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舒尔岑在他们策动下，同意以他的公司出面，问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购买200吨浓缩铀，那么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这样“高铅酸盐”计划就有可能成功。
经过最初的接触，艾伯特认定：酷爱金钱和女色的舒尔岑完全可能同以色列合作。根据他的汇报，“摩萨德”决心从舒尔岑身上实行突破。围绕着如何把舒尔岑拉入伙，整个以色列情报机关加紧了策反工作。
不久，一名叫萨哈罗夫的以色列商人来到了威斯巴登州，经艾伯特介绍，结识了舒尔岑，他的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的塔尔火柴厂的老板。他表示，愿意和舒尔岑合作做些生意。实际上，这个萨哈罗夫的真实身份是“摩萨德”的一名上校，他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用金钱和女色拉舒尔岑下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48岁的舒尔岑是纳粹德国的一名飞行员。1945年，他的飞机在丹麦上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弃机跳伞时，他的头部受伤，留下了永久性的阵发头痛病。一次，萨哈罗夫在与舒尔岑谈成了一笔可以使舒尔岑“大赚其钱”的买卖后，趁机向他建议去以色列疗养休息，并说地中海温和的气候，宜人的阳光，还有那娇媚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是多么妙不可言，在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滨海环境，他的病一定会很快康复。最后，萨哈罗夫表示，为了日后的合作，舒尔岑在以色列疗养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他来付帐。
萨哈罗夫把舒尔岑安排在濒临地中海的海法港外一幢豪华别墅里。一名以色列脑神经专家每周为他治疗二次。舒尔岑流水般地在女人身上花钱，引得当地几名有姿色的风流女郎像蛇一样紧紧缠住他不放。
完全沉醉于女色之中的舒尔岑不知道自己已落入“摩萨德”的陷阱，反而十分感激萨哈罗夫。他哪里知道，当他正在同妓女们纵欲交欢时，一架隐蔽在暗处的摄像机早已摄下了他那忘乎一切的丑态，一旦他想反悔不干，“摩萨德”就将用这些东西要挟他。
舒尔岑对萨哈罗夫慷慨和“周到”的安排十分满意。两人的“友谊”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萨哈罗夫也加紧了他们之间的商务往来。起先，他只是表示对舒尔岑“亚斯玛拉”化学有限公司的染料有兴趣，待他逐渐把对方控制住以后，他才直接了当地告诉舒尔岑，他所代表的以色列政府真正感兴趣的是世界上最重要、同时也是管制最严的战略物资——浓缩铀。
此时，舒尔岑已陷入了欲罢不能的绝境。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答应萨哈罗夫。一方面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此时已无法拒绝“摩萨德”；另一方面，以色列那边许下的巨额金钱，当然还有女色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他决心在以色列人的帮助下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从此，在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的雇佣人员档案中，便有了“纳粹飞行员”这一代号。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68年3月21日，总部设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的“亚斯玛尔”公司，正式向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发出购买200吨铀的订货申请。在订单上，公司总裁舒尔岑申述道，他的公司生产一种石化产品，而在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须用这种浓缩铀作为辅助催化剂。他还致函布鲁塞尔这家“矿业总公司”说：由于这批作催化剂的铀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一系列加工，所以，他的公司已经在摩络哥的卡萨布兰卡找到了一家铀加工厂。当这笔铀的买卖谈妥之后，他将把铀从比利时安特卫普运往卡萨布兰卡加工处理，然后再运回来使用。
在发出订单的同时，舒尔岑将以色列提供的850万西德马克以“亚斯玛拉”公司的名义存入瑞士一家资信良好的银行，这家银行在收到这笔钱后，在舒尔岑公司的订单上出具了该银行的信誉担保证明。
当时，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正为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而发愁。负责经营的副总裁不明白，为什么一连几个月来，几乎所有的生意洽谈在最后阶段都失败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切都是由于“摩萨德”从中作梗。其目的，就是使该公司的货物积压，当其因流动资金紧张、急于将货物出手时，“亚斯玛拉”公司的订单便及时“赶到”了。
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接到订单后，对这桩有如及时雨的买卖十分重视。按照公司生意上的惯例，他们对买主“亚斯玛拉”公司的信誉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金情况都不存在问题。于是，德维副总裁决定亲自出面，准备与“亚斯玛拉”公司签约。
当舒尔岑得知德维就要飞赴威斯巴登与他会面时，欣喜之余又犯了难。原来，在订单上提到的那种化学产品本属子虚乌有，如果有化学博士头衔的德维说起这件事的技术细节，并提出要去工厂参观，那他只要在工厂转上一周，就会发现买铀之事只不过是个骗局。
他马上把这一忧虑通知了“摩萨德”。两天后，一名精通核化学的以色列专家前来“辅导”舒尔岑了，只一天功夫，这位犹太专家就把有关核原料在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原理向他讲解了三遍,一知半解的舒尔岑立刻信心大增。为了避开参观工厂这个要命的漏洞，舒尔岑根据萨哈罗夫的建议，在拍给德维的回电中，请这位副总裁光临他在赫顿海姆的住所，提议在那里洽谈。
商务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德维对“亚斯玛拉”公司开出的价格非常满意、两天后，买卖200吨铀的协议签字了。但是在最后关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差点坏事。
原来，在欧洲共同体国家范围内，凡有关战略物资铀的买卖，必须报请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审批，并随时准备接受检查。舒尔岑明白，铀在经济“一体化”的欧共体内部尚如此严格，而他还要让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将这批铀运往非“欧共体”成员国的摩洛哥加工，那么，这笔买卖肯定难以通过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审查，“摩萨德”计划在公海上劫运的打算也必然随之泡汤。所以，当德维副总裁将签好字的合同书装进公文包，告诉他一切都已完备，只等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批件一到，便可装船起运时，这位心中有鬼的“纳粹飞行员”惊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原定方案显然不行了。“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为此大发雷霆，怒斥部下们考虑不周，竟连这样重要的细节都疏忽了。危急之中，又是身手不凡的艾伯特灵机一动，献上一条妙计。
不久，舒尔岑便通知德维副总裁，声称由于加工业务上的技术原因，原定由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某厂加工铀的计划，现已改由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公司承担了，为此，合同书将做相应修改。德维接电后，认为这很正常，便在正待上呈报批的合同书上进行了修改。这样，参与这批铀买卖的各方，全都是欧洲共同体国家，审批的手续就简单多了。
根据这个情况，“摩萨德”迅速调整了计划。在舒尔岑帮助下，他们在欧共体成员国意大利找到了一家名义上的铀加工厂，这家工厂是意大利米兰“塞卡”公司。该公司老板弗兰西斯哥·塞托里奥和舒尔岑因为业务关系是老相识，于是,舒尔岑就鼓动塞托里奥做这笔“加工铀”的生意。
起初，塞托里奥对这个要担风险的“生意”感到害怕，迟迟不敢承诺。然而，“见钱眼开”是商人的通病，当“摩萨德”通过舒尔岑从威斯巴登给他汇去4万西德马克的“风险金”后，塞托里奥动心了，他不禁眉开眼笑，愉快地同意了这宗买卖。
现在，“摩萨德”剩下的事情，就是着手解决运输这批铀所需的交通工具-—船只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艾伯特出了大力。为了免出破绽，走漏风声，艾伯特只花了1500西德马克，便在世界头号“轮船王国”利比里亚注册成立了一个“比斯坎贸易海运公司”。
这个新成立的“公司”拥有的唯一不动产，就是他委托一个土耳其籍船舶经纪人耶里萨尔替他搞到的一只长78米、可载重1062吨的货船。这是不久前耶里萨尔从汉堡的一个同行一—汉堡波尔顿轮船公司老板奥古斯特手里，以120万西德马克买来的。
1968年10月，经过一番改头换面，这艘名叫“谢尔斯贝格号”的货船出海试航了。船上的所有人员——从船长到水手都是清一色的“摩萨德”特工，他们的护照、海员证等全部证件全是“摩萨德”技术中心精心伪造的。
10月9日，这艘隶属于“比斯坎贸易海运公司”的货船，从汉堡启航驶抵意大利那不勒斯港。
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有关这笔铀交易的批复。
欧洲共同体是1967年由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原子能联营合并而成的，其中“欧洲原子能联营”协定于1958年1月生效。该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审批铀交易的官员，是个名叫奥卜西尔的德国法学专家，他对原子能和铀的化学用途一窍不通。为了慎重起见，他请来了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副总裁德维，询问他铀是否可以用作催化剂使用，德维给予肯定的回答，并且举例说，荷兰政府就曾为同一目的买过铀。办事严谨的奥卜西尔放心了。1968年10月31日，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正式批准了这笔铀交易。“高铅酸盐”行动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1968年11月15日，“亚斯玛拉”公司总裁舒尔岑亲自飞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监督验收这批铀的装运。
在他的指挥下，200吨铀被装入560只封口严密的大圆桶内，每只桶的外壁都贴上了“高铅酸盐”的剧毒符号。装船工作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一直折腾到晚上9点才结束。一小时以后，在茫茫夜色掩护下，“谢尔斯贝格”号载着200吨铀起锚了。
11月24日，按照“谢尔斯贝格”号向港务航行部门申报的航向和航线，它应进入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然后转向东北方向，驶往热那亚。但这艘船根本就没有按申报的航线航行，而是朝正东方向驶去
。11月29日深夜，一切都按“摩萨德”所设计的那样，“谢尔斯贝格”号在离塞浦路斯不远的公海上，靠近了一艘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以色列油轮。4小时后，560桶“高铅酸盐”全部从“谢尔斯贝格”号转到了以色列油船上，油船立即驶往以色列的海法港，两天以后，560桶铀全部运抵以色列迪莫纳核反应中心。
1968年12月4日，土耳其南部海港港务监督人员在巡逻时发现，港外海面飘浮着一艘空无一人的“谢尔斯贝格”号货船。经登船检查，全船不仅空空如也，就连《航海日志》最后一星期的航行记载也不翼而飞了。
最后，又是艾伯特出面进行“善后事宜”。他把这只船以85万西德马克的价格，甩卖给了巴拿马的“格列加尔轮船公司”，解散了短命的“比斯坎贸易海运公司”，然后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走马上任去了。
鉴于他在这次“高铅酸盐”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摩萨德”决定，提升他为该组织驻这一地区的最高代表。
意大利米兰“塞卡”染料公司的老板塞托里奥，由于名义上承担了“加工铀”的任务，事成之后，又从舒尔岑手里获得了1.4万西德马克的赏金。
“亚斯玛拉”化学有限公司总裁舒尔岑是“高铅酸盐”行动中的关键人物，“摩萨德”自然更少不了他的好处。1957年，他干脆关闭了自己的公司，以400万西德马克资本，入股一家国际著名的法国化学公司，当了大股东。他自己则住在赫顿海姆附近一幢有室内游泳池的高级别墅里，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倒霉的只有欧洲原子能委员会。这个组织在事过七个月后，终于发现自己受骗了，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收到“塞卡”公司收到和“加工”铀的业务报告，于是，赶紧追查这批铀的下落。可是一切都迟了，能够制造数十颗原子弹的世界第一战略物资—200吨浓缩铀神秘地失踪了。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惊恐万分，撤换了在批准书上签字的奥卜西尔，并派出安全处主任——意大利核专家恩里科·耶契亚亲自前往威斯巴登，询问“亚斯玛拉公司”的舒尔岑。谁知，这位买主的回答更是妙不可言。他说：自己是受某位“顾客”的委托代购这200吨铀的。原先说好是将铀运交米兰“塞卡”公司，但后来，“某顾客”临时决定不跟“塞卡”公司合作了。至于这批铀启运后发生了什么事，按照合同，与他无关。铀运往何处，他更是一无所知。
当恩里科·耶契亚要求公布谁是“某顾客”时，舒尔岑表示，这是他的商业机密，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无权强迫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并称，他在这笔生意中所有的手续都是完备的。
从“高铅酸盐”行动的设计到圆满成功，历时14个月。“摩萨德”机关算尽，终于如愿以偿搞到了铀，为以色列的核工业准备了充足的原料。
1969年3月的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得到捷报：原子弹已经处于随时可以起爆的状态。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把一帮亲信召集到一块，打开苏格兰威士忌，欣喜若狂地举杯宣布：“我想通知诸位，从今天起，世界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核国家，它就是以色列。”
数年之后，以色列已经在其绝密的核武器中存放了13枚相当于美军投在日本广岛那样的原子弹。
自始至终领导原子弹研制并为此做出重大贡献的西蒙·佩雷斯，被人们誉为以色列“核武器之父”。他198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后，仍为当年实现核计划的往事激动不已。当以色列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秘密时，西
蒙·佩雷斯撰写出版了一部专著——《大卫的原子弹》。书中以其亲身的经历，向世人讲述了以色列迈进核国家的艰辛而又惊险的历程。他公开承认，以色列确实在迪莫纳地区研制核武器，但这些核武器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它只是起“威慑作用”。
1973年，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说，以色列利用偷到的铀制造了13枚原子弹，全世界为之一震。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前，以色列就组建了一支原子特种部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国防部长达扬的要求下，曾下令以色列的这支秘密原子特种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并将地下核武器库的原子弹装上他们的“鬼怪式”战斗机，随时准备发射出去。只是后来随着以色列军队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反攻得手，以色列的原子弹才没有扔出去，而是又重新回到了内盖夫大沙漠中的地下核武器库里。
以色列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但是以色列的核计划却是一个远没有结束的话题。2001年2月，以色列内阁曾举行特别秘密会议，就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进行广泛辩论，这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是首次。当年5月，世界“核不扩散条约国”大会在纽约开会，因为拒绝其核设施接受全面的国际检查，以色列代表被大会组织者排除在会场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