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22日，一股突如其来的恐慌笼罩了整个莫斯科。原来，时任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正前往伏努科沃机场迎接凯旋的苏联航天英雄，按照苏联人的性格，这种事儿自然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然而，直播却莫名其妙地中断了大约1个小时。当信号恢复后，人们发现本该为航天员颁发勋章的勃列日涅夫不见了踪影，其余在场者个个强颜欢笑，表情中有说不出的别扭与诡异。

官方并未立刻对此事做出解释，不久后，一个可怕的传闻充满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苏联最高领导人已经因意外逝世了。那会儿人们并不知道，在这短短一个小时里，两位苏联高层大佬竟以领导的性命为赌注，在核心权力圈中做了一番有你没我的死斗。

这两位斗法的大佬里，其中有一位名叫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此君虽然参加了卫国战争，亲临前线同德军作战，后来还获得了苏联陆军大将军衔，但他在历史上并不太有名。客观而言，就他对战争的影响与贡献来看，其军衔有着一定的水分，但这丝毫不影响茨维贡在苏联高层的地位，因为他的妻子跟苏联第一夫人是一对亲姐妹。

另外，茨维贡还有个特殊身份：他是苏联著名的间谍小说家，在文学界有着一定的地位。众所周知，这类作品通常逻辑严密构思精巧，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头脑一定要超于常人。1939年，茨维贡曾被调入内务部系统工作，他对这套体系十分了解。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被空降到克格勃担任二把手，领导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安插这样一位亲信给自己做耳目，把克格勃这块能够左右局势、却又难以控制的硬骨头牢牢攥在手里。

从如今的视角来看，勃总这步棋走得很是精妙，然而他千算万算仍算漏了一点。有人在人生得意时难免失去分寸，有着牢固无比的后台关系，自己又坐上了高位，茨维贡开始飘了；他不满足于自己眼下的定位，很快便盯上了克格勃主席的宝座。然而，当时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正是手段老道且深不可测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后者的业务能力究竟有多强，想必咱不用在此赘述了。都说苏联体制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就已经病入膏肓，接了班的安德罗波夫却只用了大约13个月，就令整个苏联焕然一新。他的改革措施尺度一点也不逊于赫鲁晓夫，却能够从始至终牢牢把握局面，四平八稳地推行每一条政策，手段之强令人感叹。如今提起此君，人们总会提出这样的假设：倘若安德罗波夫哪怕是多活上个三五年，苏联是不是就能避免解体了？难得的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压在头上，茨维贡却一点都不怂，他一直在寻找撬动顶头上司权势的机会，一个契机很快就送上了门。

1969年1月21日，克格勃收到报告称，有个名叫伊利英的年轻人失联，与他一块下落不明的还有2把手枪和4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此事关系重大且影响恶劣，是以秘密电报的形式呈给克格勃高层领导的，巧的是，负责处理这些报告的正是茨维贡。不过，理应将消息继续上报的他动了歪心思，偷偷把消息扣了下来。次日，有个自称失踪青年伊利英叔叔的中年男子报案，声称外甥从他那儿偷走了一套警察制服。茨维贡表面上对此事十分重视，派出大量人手进行调查，实际上，这些人不过是沿着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四处搜寻而已。此时，勃列日涅夫的车队离出发只剩寥寥几个小时了。

茨维贡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按照正常思维，倘若失踪青年偷走这些东西是为了搞事，即便目标不是最高领导人，在天子脚下开枪杀人，无疑也是重罪一桩，身为克格勃主席的勃列日涅夫绝对难辞其咎；而假如伊利英就是为了刺杀最高领导人，那更是正合茨维贡心意，无论伊利英是否成功，安德罗波夫恐怕都要官位不保。

更狠的是，茨维贡一不做二不休，就在车队即将出发时，他又故作着急地把这个“突发状况”汇报给了顶头上司，还主动提出建议让勃列日涅夫改乘车队的第三辆车。当然了，为了打乱勃列日涅夫的安排，他故意只把情况汇报了一半，如此一来，安德罗波夫绝无可能从容妥善地作出应对，但又不能为了保护最高领导人而取消前往伏努科沃机场的计划，这下，安德罗波夫陷入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茨维贡心思缜密，目的明确，手段之阴狠绝非常人能够企及，眼看这场斗法已经胜负分明了，不料老谋深算的安德罗波夫来了招剑走偏锋。首先，他根据残缺的线索把事情拼凑了个大概，并把这些全部汇报给了准备上车的勃列日涅夫。此举不但是为了让领导兜个底，心里先有所防备，更是变着法子向领导征求指示。不过，勃列日涅夫也是心大，当场并未作出表示。接着，安德罗波夫几乎调动了所有可以调用的人手，将车队途经之处围成了一条“绿色通道”。不少便衣混入大街两侧围观的人群中，随时准备捉拿可疑人物。做完这些，在车队出发后，安德罗波夫又下令让国家广播电视台不断播放车队的次序，故意反复强调最高领导人坐在车队的第二辆车上。

事实证明，这套应急办法十分有效，救灾车队刚刚驶出克里姆林宫博罗维茨基大门时，枪手突然从人群中冲出，对着第二辆轿车连开数枪，直到被警卫制服。有意思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并不在这辆车上，乘坐这辆车的是苏联航天专家别列戈沃伊，此人外表酷似最高领导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安排成了“替死鬼”，当了一回靶子。不过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人在这起事件中身亡，仅有几人在混乱中受了些不痛不痒的轻伤，勃列日涅夫也只是不慎刮伤了眉毛。听到枪声，勃列日涅夫终于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在工作人员的掩护下，他老老实实地按照安德罗波夫事先的安排，由第三辆车转移到了第五辆车上。

事后，虽然最高领导人虚惊一场，但安德罗波夫因汇报及时且应对有方，权位并没有任何折损。出了这么大的事，安德罗波夫肯定要重新深入调查，将收到秘密电报、报案和各种线索的时间相对比，他便不难猜出自己的副手在这件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正如咱们之前所说，茨维贡和勃总也算是“一家人”，安德罗波夫绝不敢直接动手。然而，有些仇恨与矛盾并不会随时间消散，反而会慢慢积累。

1982年初，苏联高层展开了针对贪赃营私行为的整治行动，全国的机要部门都展开了严格的自我检查。这时，一种说法突然在苏联高层内部流传开来：安德罗波夫掌握了一批“黑料”，而其中绝大部分都与茨维贡有牵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随着传闻愈演愈烈，茨维贡于1月19日开枪自杀。值得一提的是，茨维贡之死沉重打击了另外一位实权大佬，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灰衣主教”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随着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先后离世，安德罗波夫在通往苏联最高领导人席位的道路上便再无阻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