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年间，因为忧虑京城里盗匪横行，兵部尚书余公与大家商议打算对京城内外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以净化京城治安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兵部郎中陆容拿汉朝曹参“狱市并容之说”劝阻他，但他不听，反而对人说：“陆郎中不过是一个只会死读书的秀才罢了。”于是他派兵部下属机构的五十名官员，走街串巷逐户查验人口。其中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只要是碰到寄宿没有身份证明的人，便把他们作为盗匪，全都绑送兵马司。一两天中，牢房就容不下了，很多店铺雇佣的伙计，全都闻风而逃，以致这些店铺不得不关门歇业。

这是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卷十》中，回忆的他当年在兵部任职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对于京城里盗匪横行，作为“有司”的兵部当然不能不闻不问。对于采取何种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兵部尚书的余公群策群力也是正确之举。但是，对他眼里的秀才之人陆容所提的意见他没有能够认真地想一想，便简单地下了否定性的结论，无疑则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陆容是成化丙戌年间的进士，确实是典型的读书人，所以，余公称之为“秀才”是有道理的；但是，以为“秀才”只会读书、读死书，不懂政治、不懂治国的方略等，恐怕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人类社会的大多数知识乃至绝大多数知识，不就是靠书本传承的？或者说口口相传显然只能是知识传承的一种方式，而非全部方式。同时，作为“秀才”的陆容有眼睛、有耳朵、也有头脑，难道说他不会对发生在京城里的事有所听闻并有所思考？

陆容所提到的曹参“狱市并容之说”，委实可能是他从《史记》一类的书本里得到的。而这一说法的核心乃是“勿扰狱市”——对于这里的“狱市”到底指的是什么，专家们的看法不一，最常见的解释是监狱和都市；但是，现代学者陈直先生考证，“勿扰狱市”就是不要干涉集市贸易，实行市场开放。而余公的做法则对市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很死；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随着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新引力越来越大，后者中一些人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了城市寻求生存或者是致富的机会。这些人的存在，在促进了城市的繁荣的同时，必然地也带来了一些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予以解决，也确实值得认真探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聪明的做法。就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来说，其最初的目的不也就是这个？当然，作为统治者，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之人，到底能不能“以史为鉴”那是另一回事——对于相对而言头脑比较清醒和理性的人来说，或许可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教益；但是，对于某些狂妄自大、自信心爆棚的人来说，则有可能弃之如敝履——他们往往只愿相信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虽有贤臣而不能用，虽有良策而不能行。就像明朝成化年间的兵部尚书余公一样，尽管他的麾下并不乏陆容这样有一定的见识也有一定的头脑的下属，但是，这些人他未必瞧得起，这些人的话他未必听得进。而瞧不起与听不进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他这是不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自食其果？

比起那些盲目自信听不进人的意见，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把责任全都推得一干二净，归结于“天灾”或者下面的人“不力”的人来说，兵部尚书余公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素质：一方面他有错必纠，下令停止执行原来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了反省：“陆郎中向以曹参事止我，我尝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诚有见，后人莫能出其范围也。”——这样的反省我以为是勇敢的也是明智的，因为让一个居于高位的大官承认自己错误本身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从中得出“古人”的见识有一定的价值，未必是后代之人一定能够超越的认识，必定会让他日后更多地“以史为鉴”，少犯错误。

因此，“秀才”之言，高位之人是不是也该适当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