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受邀北上的孙中山，为何被晾在一边？真相：冯被段、张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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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初衷，是推翻直系控制下的北洋政府，请孙中山北上，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

冯玉祥认为，自己在军事实力上不能够同奉张、皖段相抗衡，政治上影响也不大，如果能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携起手来，就能使自己在同皖、奉的斗争中更为有利。

1、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后的第二天，冯玉祥等就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迎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25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联名致电孙中山：“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祈即日北上，指导一切。”

27日，孙中山向冯玉祥等人回电：

“北京国民军冯总司令，胡（景翼）、孙（岳）两副总司令钧鉴：义旗聿举，大憝被摧，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慰。建设大计，并须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孙文叩。感日（即27日）。”

段祺瑞、张作霖及各省军政要人从各自利益出发，也致电孙中山，请孙早日进京，孙中山表示愿意北上。

冯玉祥在接到孙中山的回电后，于11月1日致电孙中山，请孙速驾北上：

“韶州孙大帅勋鉴：倾奉感电，深荷关垂，捧读之余，无任感佩。祥等军人，负捍卫国家之责，第念数载以来，每经一次战争，国家人民受大损失。而国事毫无进步，愈演愈坏，民国几将不国，扪心隐痛，愧对国民，实不忍再事战争，以速国家之亡。惟武人不谙政治，期望海内贤达，共维国事，竭诚呼吁，至再至三。迭次通电，谅已鉴察，先生国家元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谠论，俾国内人士，知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冯玉祥等同叩。”

由于段祺瑞、张作霖正加紧策划夺取中央政权的步骤，4日，冯玉祥又致电孙中山：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海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叩。”

8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等：将于本月13日，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赴上海，然后再乘船北上，“共图良举”。冯玉祥得知孙北上的确切消息后，马上派马伯援专程赴沪迎接孙中山。

10日，孙中山在广东发表了著名的北伐宣言：

…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几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七年以来，吴佩手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为此，《宣言》进一步指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进而使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解决目前时局的办法就是“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宣言最后指出：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此时的孙氏，一方面对段、张仍存不切实际的幻想，未能抓往解决时局的关键；另一方面也多少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而与段执政北洋政府的“善后会议”相区别，“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2、段祺瑞的“图谋”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由广州起程，偕同夫人宋庆龄和随员30余人乘永丰舰赴香港，17日到达上海，21日乘轮东渡，12月4日，由日本乘轮抵达天津。

孙中山到天津后，住在张园。他首先对张作霖作礼节上的访问。第二天，张到张园回拜。

由于孙中山离开广东前就已身体不适，再加上旅途劳累，不得不卧床休息。奉张回访时，孙正在静卧中，孙科等出来谢绝客人，而张作霖却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于是张同孙进行了密谈。

段得到孙中山来天津的消息，也马上派许世英代表他表示热烈欢迎。段表面上对孙中山推崇备至，但他采用的是阳奉阴违手段，在外交和善后会议问题上，同孙中山进行着极其尖锐的斗争。

这时，孙中山的处境非常困难，段祺瑞已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被迫辞职避居天台山，孙中山又是病魔缠身。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由天津抵达北京，并受到各界群众10万人的热烈欢迎。孙先是住北京饭店，不久即住进了医院。

在京、津两地，孙中山同以段祺瑞、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北京政变后，由于错综复杂以及微妙的社会局势，将段祺瑞又推上了政治舞台。在一片扭转时局“非段莫属”的拥段声中，段祺瑞春风得意。但也有些城府很深的政界人物，提醒他不要重蹈徐世昌、黎元洪的覆辙。

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奉劝段祺瑞：目前社会局势错综复杂、捉摸不定，“此时所组之政府，不过过渡时代之产物，恐不能久存。似此之政府，于现状仍无甚补益”。他请段“暂缓入京，即使入京也必须有条件”。

此时，段祺瑞对徐的劝告已听不进去，他要东山再起，并将南方各省直系势力收归己有，在冯、张以外，形成第三个军事集团。

于是段一再催促冯玉祥、张作霖到天津举行会议，解决目前时局。

这次会议段祺瑞、张作霖事先已约定好。冯玉祥接到电约后，曾建议推迟会期，以等待孙中山到津后召开段、张、冯、孙四方会议。但段、张主张不等，催促会议早日召开。

冯玉祥无奈，只好赴津参加。

冯玉祥后来回忆说：

“我想如果坚持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误会，若先去一谈，一则可示我坦白之怀，二则也可以欢迎孙中山先生的来津，觉得未尝不可。”

1924年11月10日，冯、张、段在日租界段宅举行会议，张提出要继续铲除直系残余势力。直系残余主要分布于直隶省和东南各省，而当时直隶省已被冯的国民军所控制。张实际上就是要同冯争夺地盘。

段祺瑞主张对直系的打击要“适可而止”，对江浙等省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冯在会议上不肯发表意见，原因是他在政治影响上不及段，在军事实力上不及张。

天津会议经过争吵，最后议定四项决定：

(1)奉军在津浦路进至德州为止（实际未能办到），但须占有直隶地盘；(2)对东南（孙传芳、齐燮元）不用兵；(3)对吴佩孚准其和平下野，不下通缉令；(4)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其实际上就是对抗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

张作霖为达到扩张目的极力主张请段祺瑞出山秉政，皖系卢永祥竭力附和，长江一带直系残余势力，以及西南联治派军人也纷纷通电要求段祺瑞出山以维大局。

3、“执政府”名称的来源

冯玉祥被迫取消10月24日在北苑与孙岳、胡景翼等商议的关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和同时请段祺瑞入京的决定，而与张作霖、卢永祥在11月15日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通电说：

“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者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当此改革绝继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在决定成立临时执政府以前，“国民党在北方的人士，主张不要总统，采用合议的委员制，冯玉祥起初也是赞同的。并且有人假定这种委员制的政府，当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几个名流，联合组织”。

但是这种委员制政府并未被段、张所接受。他们之所以同意采用“执政”两字，“一方面表示废除了崇高的大总统，一方面表示不是委员制”。这便是“执政府”名称的由来。

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陆军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宣言说：“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治，内谋更新，外崇国信。”

公布了临时执政制六条，内容是：

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临时执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掌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本制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临时执政府的产生是冯、段、张相互斗争、利用、妥协的产物。

这种非正式化的政权，属于过渡性质，其产生并没有法律根据。执政的职权是将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合而为一，执政以国家元首名义统治一切，不受民意机关的牵制。

表面上，段祺瑞权力很大，但他是夹在冯、张两大势力之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大权独揽却无从发挥，实际上只是空头元首。

奉系将领中曾有人提醒张作霖：“段公可靠吗？”张作霖说：“段合肥有什么可怕！他不听我的，就让他卷铺盖回天津去。”

4、段、张二人如何打压冯玉祥？

临时执政府是在冯、段、张相互斗争、利用和妥协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三人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日文报纸曾有评论，在一篇题为《论段、张、冯的外交战》一文中指出：

“段祺瑞知在东南诸省形势未定之前遽行轻动，将自陷于不利。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拥兵数万，仅限近畿地方而无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早日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于歼灭直系势力，不予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段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功。而段则乘张冯之拥戴，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兢取权势。”

该文的分析甚是精辟。

早在天津会议期间，冯玉祥就已觉察到张、段已联合起来，因此对张、段极为不满。冯、段、张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组建政府问题上，冯玉祥主张等待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新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形式上采用“委员制”，即由国民会议选举产生政务委员会。要承认由黄郛组成的摄政内阁是合法的，新政府成立后，摄政内阁要以合法手续将职权交与新政府。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了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拒绝。

此后，段、张联手不断排挤和打击冯玉祥的势力，冯玉祥处于孤立地位。张作霖为了将国民军势力从京畿一带赶出去，将矛头指向了王承斌，而真正意图在于打击冯玉祥。

在北京政变以前，王承斌曾是第二十三师师长，后被吴佩孚解除了师长一职，导致吴佩孚和王承斌之间的矛盾。所以在冯玉祥策划的北京政变中，王承斌也参与进去。曹、吴的垮台，王承斌是做了贡献的。

摄政内阁成立后，黄郛就让王承斌在天津收编第二十三师旧部，并兼任该师师长。但是奉军李景林的部队进入天津后，阻止王承斌收编直军部队。

张作霖甚至说：“王承斌是策划曹锟贿选的主要祸首，应缉拿法办。”吓得王承斌不敢到督军署办公，躲到了英租界。王承斌为避免麻烦，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本人因病静养，一切公务都已辞退。今后所有亲朋好友，概不会见。”还声明，对国家的事务不再过问。

在处理王承斌同张作霖矛盾的时候，段祺瑞本应出面调停，站在中间立场。但段祺瑞却完全支持张作霖，说摄政内阁发布的命令无效。

针对张作霖、段祺瑞的蛮横行为，冯玉祥曾愤愤不平地说：

“王承斌是参与北京政变的重要人物，段祺瑞、张作霖对此是清楚的。但是张作霖却违背了奉军不入关内的承诺，又要赶走王承斌，这完全是胡匪马贼的行为。”

此外，段、张又借指责孙岳来打击冯玉祥。孙岳是国民军第三军军长，第三军乃是冯的主力部队。直隶省的大部分地区被第三军控制，并同国民军第一、第二军互相策应。孙岳也是参加北京政变的重要人物，张作霖为了在直隶扩张，把孙岳视为他的重要障碍。

在天津会议上，皖、奉将领对孙岳大加指责。原皖系将领吴光新甚至说孙岳是共产党，要大家对他处处小心。奉系将领李景林、张宗昌进一步对孙进行攻击：“太可怕了！怪不得孙岳这小子对迎接孙中山北上表现得那么积极。”

冯玉祥在一般问题上不爱与人争论，但面对这些人对孙岳的诽谤，进行了反驳。

他说：

“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都是共产党吗？那样的话，共产党可就太多了，你们抓得完吗？段总理和张大帅不也都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吗？怎么解释呢？”

冯玉祥还对吴光新进行了讥讽：

“你把孙二哥（孙岳）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抽二两大烟，共产党会这样吗？”

这些人被冯玉祥问得无话可答。

事后，这些人对冯玉祥怀恨在心。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乘张作霖邀请冯玉祥到曹家花园赴宴之机，派重兵途中埋伏，欲加害冯玉祥。

但张作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这样做的话，会耽误大事，故没有同意。李景林、张宗昌的阴谋被冯玉祥的密友、张作霖的副官长杨毓珣知道，他及时劝冯玉祥要小心防范。会议期间，关于国民军第三军的驻防问题，并没有马上解决。

段祺瑞上台后，对冯、张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临时执政府任命孙岳为河南省省长，国民军退出保定、大名一线。李景林被任命为直隶军务督办，控制直隶全省。国民军被分割于北京、河南两地。

鉴于皖系的军事力量所剩无几，执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国民军和奉系的军事实力之上，而段祺瑞本人又不愿做一个傀儡，所以他一上台，就以“和平老人”的姿态出现，企图在两大实力派以外建立自己的实力地位。

段祺瑞的和平政策与张作霖对外扩张的野心以及冯玉祥要彻底消灭吴佩孚残余势力的愿望是存在着矛盾的，这就决定了冯、段、张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融洽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孙中山与段祺瑞之间，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间更是矛盾重重。

只是因为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他并不甘心，还想东山再起，直系在各省的力量还未完全肃清，段、冯、张表面上的合作才得以维持一段时期，但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5、吴佩孚“护宪军政府”的成立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的失败，使吴佩孚率领残兵节节溃退。

吴原想通过津浦铁路南下，同江浙鲁等省直军联合，进行反扑。但山东督军郑土琦却宣布“武装中立”，炸了津浦路南北两头铁路，阻止吴佩孚南逃以及南方直军北上。

在天津，直军被国民军团团包围，冯玉祥为要活捉吴佩孚，许下了10万大洋的赏金。吴佩孚无奈，只好率领残兵败将浮海南逃。1924年11月12日，吴佩孚乘舰驶入长江吴淞口，回到了直军控的地区。其心腹大将、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舰“决川号”来迎接，吴改乘“决川号”于15日抵达南京。

吴在南京会见了江苏直军将领齐燮元、陈调元等人，并向他们谈了反攻冯玉祥、张作霖的计划，并示以《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主张各省联盟，维持法统，与冯、张对抗。

各省直军将领在北京政变后本来还把恢复北洋“直系中央”的希望寄托在吴身上，但是由于吴军一蹶不振，南方各省援吴军被阻不能前进，于是齐燮元同孙传芳等就发起组织了苏、皖、赣、浙、闽、陕、豫、川、湘、鄂等十省同盟，同盟总部定于南京。他们见段祺瑞即将出山，便打出了“拥段自保”的旗号。

其时，段祺瑞很想拉拢南方各省的直系力量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直系力量也想利用段的声望以抵制冯、张的进攻。

由于吴佩孚反对拥段，主张建立“护宪军政府”，于是他们便在拥段旗号下又附加了四项条件：

(1)恢复曹锟的自由；(2)停止对吴军的进攻；(3)停止奉军南下作战：(4)新中央政府为吴佩孚安排适当的位置（即陆军训练总监）。

这个通电发出后，吴佩孚非常气愤，坚持其建立“护宪军政府”的主张，大骂齐燮元等是“软骨头”。

17日，吴佩孚抵达汉口，受到萧耀南等湖北军政要人的迎接。

吴一到汉口，就发表了“组织护宪军政府”的通电，列名者有：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刘镇华、吴佩孚、萨镇冰、黄毓成、金汉鼎、林虎、洪兆麟等21人，十省区代表宣称在武昌建立“护宪军政府”。

通电称：“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务；曹锟仍被拥为“大总统”；北京政变后，中央政府所发布的命令一律无效等等。

很显然，这是同冯玉祥主持建立的摄政内阁相抗衡。吴佩孚本来打算此通电一发，南方各省直系将领会纷纷响应，从而造成直军聚集武汉、挥师北上之势，但事与愿违。

武汉各社团阻业吴佩孚在鄂组织护宪军政府，发表反对通电。

吴氏组建“护宪军政府”的通电也引起了直系内部的混乱。因为吴的通电与各省直系将领的“拥段出山”的通电相矛盾。

孙传芳首先致电齐燮元，问其原因，并指出这样做非常不好。齐又授意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9日发出通电，电文说：“武昌筱电，人民不免惊疑。若仅组织各省联合机构，辅助段公收拾时局，实为大局之幸。”

这个通电得到了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的赞成。为了消除段祺瑞对直系诸将领的误解，各省直系将领又一次联名发出通电，表示拥护段祺瑞早日上台。有一些人对吴的筱电将自己名字签上，通电否认。还有一些人如蔡成勋、王汝勤、卢金山等对筱电直接提出反对。由于吴佩孚在武昌组建“护宪军政府”的主张未能实现，非常气愤，他一怒之下离开汉口回到河南洛阳。

吴发出的筱电不仅引起直系内部的混乱，对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也发生了较大影响，而吴的筱电又使冯、张二人感到有继续联合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