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 30 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30 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梁）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

林徽因与梁思成

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

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本文作者梁从诫，林徽因与梁思成之子

01

— 早年 —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

外祖母（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

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

婚后 8 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

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林长民的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幼年林徽因

童年的境遇对母亲后来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

少年林徽因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着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

1920 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 16 岁的母亲同行。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在伦敦读书的林徽因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

在我的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看来，这门亲事是颇为相当的。但是两个年轻人，此时已经受到过相当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顺从于父辈的意愿，而确是凭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

梁思成

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

林徽因与梁思成

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

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强化了地内心那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林徽因 1927 年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

父亲在清华学堂时代，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母亲则是在英国时，就受到一位女同学的影响，早已向往于这门当时在中国学校中，还没有的专业。

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可以说早就志趣相投了。1923 年 5 月，正当父亲准备赴美留学的前夕，一次车祸使他左腿骨折。这使他的出国推迟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响终生的严重损伤。不久，母亲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林徽因与父亲在欧洲游历时照片

1924 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1925 年底，外祖父在一场军阀混战中死于非命。这使正在留学的母亲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1927 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立，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

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余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

泰戈尔访华，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随行翻译

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1924 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30 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关于父母的留学生活，我知道得很少。1928 年 3 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国总领事。母亲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纱婚礼服，但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她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像力，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照

据说曾使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大感兴趣。这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着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

婚后，他们到欧洲度蜜月，实际也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欧洲是母亲少女时的旧游之地，婚后的重访使她感到亲切。后来曾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与梁思成在欧洲度蜜月

1928 年 8 月，祖父在国内为父亲联系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同时祖父的肾病也日渐严重。为此，父母中断了欧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亚赶回了国内。

本来，祖父也为父亲联系了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后来却力主父亲去沈阳，他在信上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林徽因

父亲和母亲一道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借东北严寒的气候，损害了母亲的健康。

1929 年 1 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 8 月，我姐姐在沈阳出生。此后不久，母亲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疗养。

林徽因与刚出生的女儿梁再冰

02

— 北平 —

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

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欣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从 1931 年春天，她开始发表自己的诗作。

林徽因的诗歌《你来了》手稿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

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母亲同徐是 1920 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 24 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 16 岁的女中学生。

徐志摩

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流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

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林徽因（第一排左一）

徐志摩（最有一排左一）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徐志摩与陆小曼

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 1922 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

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1929 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

林徽因诗歌《山中一个夏夜》手稿

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流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着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个真挚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爱他，母亲当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尽管母亲后来也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她并不欣赏，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亲的挚友。

徐志摩手稿

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林徽因诗歌《灵感》手稿

1931 年以后，母亲除诗以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剧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坛的注意，并成为某些文学活动中的活跃分子。

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她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着痕迹。但母亲从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来愈明显。

林徽因诗歌《深笑》手稿

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

她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她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关于这些，认识她的文学前辈们大概还能记得。

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信手稿

母亲开始写作时，已是「新月派」活动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她初期的作品发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虽然她在风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却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

徐志摩遇难后，她与其他人的来往更少，不久，这个文学派别也就星散了。

新月派诗人

这里，还要顺带提到所谓徐志摩遗存的「日记」问题。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记交母亲保存，我从未听母亲讲起过（这类事在我们稍长后，母亲就从不在我们姊弟面前隐讳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战期间当我们全家颠沛于西南诸省时，父母仅有的几件行李中，是没有这份文献的。

抗战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书信等已大部分在沦陷期间丢失，少量残存中也没有此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曾自己处理过一些旧信、旧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

徐志摩手稿

因此，几位权威人士关于这份「日记」最后去向的种种说法和猜测，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根据。特别是几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曾亲口告诉他，徐志摩的两本日记「一直」由她保存着，不禁使我感到惊奇。

不知这个「一直」是指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我们从小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母亲提起这位先生的名字。

梁思成

文学上的这些最初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成为母亲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对她后来一生的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另一件事。1931 年 4 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

他应聘来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考察工作中

当时，这个领域在我国学术界，几乎还是一未经开拓的荒原。国外几部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书，还是日本学者的作品，而且语焉不详。埋没多年的我国宋代建筑家李诫（明仲)的《营造法式》，虽经朱桂老热心重印，但当父母在美国收到祖父寄去的这部古书时，这两个建筑学生，却对其中术语视若「天书」，几乎完全不知所云。

遍布祖国各地无数的宫殿、庙宇、塔幢、园林，中国自己还不曾根据近代的科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它们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世界学术界面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营造法式》内页

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的透彻研究，对每一处实例的精确记录、测绘，对于父亲和母亲来说，是一种启发和激励。（蚕按：设想如果有专家以类似的精神对待中医！）

留学时代，父亲就曾写信给祖父，表示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祖父鼓励他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可见，父亲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

林徽因

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

从 1931 到 1937 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

林徽因野外考察

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然而，这也给了他们这样的，长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识份子，一种难得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偏僻农村中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和淳朴的作风。这种经验曾使母亲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震动。

梁思成的《清代营造法式》手稿

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从她关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别是为父亲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

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

应县木塔手绘稿

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倩」、「画意」并列。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嬉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采，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过色。

独乐寺手绘图

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柚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这时期的生活经验，在母亲 30 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出一个在优越的条件下，顺利地踏入社会，并开始获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满希望的兴奋心情；另一方面，却又显出她对自己生活意义的怀疑和探索。

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测绘唐代经幢

但这并不似当时某些对象牙之塔厌倦了，而又无所归依的「螃蟹似的」文学青年的那种贫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诚实的。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她看来，真诚，即如实地表现自己确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义。她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都是这种真情的流露。

在远未受到革命意识薰染之前，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知识份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两者之间的「窗子」，对于像她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林徽因手绘边饰图样

30 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

除了古建筑和文学之外，她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同父亲一道设计了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可惜他们设计的装修，今天被占用着这间店面的某时装公司拆掉了。名家手笔还不如廉价的铝合金装饰板。这就是时下经理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追求！）。

她并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据曹禺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

母亲喜欢交朋友，她的热心和健谈是有名的，而又从不以才学傲视于年轻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许多忘年之交。母亲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林徽因水粉画

母亲不爱做家务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说，这些琐事使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价值的事情。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

30 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中式平房中，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体现了父母的艺术趣味和学术追求。

林徽因作品

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

然而，生活也并不真的那么无忧无虑。30 年代的中国政局，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威胁，给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林徽因绘《亭台楼阁》

1931 年，曾在美国学习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于淞沪前线因病亡故；「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家成了两位姑姑和她们的同学们，进城游行时的接待站和避难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破伤，半夜里血流满面地，逃到我们家里急救包扎。

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单，躲到我们家，父母连夜将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样，送上开往汉口的火车，约定平安到达即发来贺电，发生意外则来唁电。他们焦急地等了三天，终于接到一个「恭贺弄璋之喜」的电报，不禁失笑，因为当时我已经三岁了。然而，这样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结束了。

梁从诫于 1932 年生于北京

1937 年 6 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

7 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

敦煌壁画中的佛光寺

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

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

佛光寺手稿

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水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可惜这竟是他们战前事业的最后一个高潮。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手稿

7 月中旬，当他们从深山中走出时，等着他们的，却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

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这点，在母亲 1937 年 8 月回到北平后，给正在北戴河随亲戚度假的 8 岁的姐姐，写的一封(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的) 信里，表达得十分明确。

四川李庄时的林徽因

母亲教育姐姐，要勇敢，并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就这样，他们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着外婆和我们姐弟，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03

— 昆明 —

这确是一次历尽艰辛的「逃难」。1937 年 11 月，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那情景，在萧乾先生写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亲自己的信，做了详尽的描述。

紧接着，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 40 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

林徽因在河北开元寺钟梁架上测绘

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地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1938 年 1 月份，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

梁思成在五台山考察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份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然而，母亲的文学、艺术家气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

梁思成在五台山考察

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一首题为《三月昆明》，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还有两首《茶铺》和《小楼》，在《林徽因诗集》出版时尚未找到，最近却蒙邵燕祥先生，从他保留的旧报上找出（披露在甘肃《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大约是在 1939 年冬，由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愈来愈频繁，我们家从城里又迁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麦地村，一所已没有了尼姑的尼姑庵里，院里还常有虔诚的农妇，来对着已改为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娘娘殿，烧香还愿。

林徽因与梁思成

后来，父亲在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而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离我们家不远，在一条水渠那边，有一个烧制陶器的小村——瓦窑村。母亲经常爱到那半原始的作坊里，去看老师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然后沿着长着高高的桉树的长堤，在黄昏中慢慢走回家。

林徽因与梁思成

她对工艺美术历来十分倾心，我还记得她后来常说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变化出过多少奇妙的造型，可惜变来变去，最后不是成为瓦盆，就是变作痰盂！

前面曾提到，母亲在昆明时还有一批特别的朋友，就是在晃县与我们邂逅的那些空军航校学员，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

梁思成

在昆明时，每当休息日，他们总爱到我们家来，把母亲当作长姐，对她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他们学成时，父亲和母亲曾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

但是，政府却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抗战没有结束，他们十来人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壮烈。因为多数人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私人遗物便被寄到我们家里。每一次母亲都要哭一场。

40 年代的北平

04

— 重回北平 —

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9 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

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胜利后在北平，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

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

同时，她也交结了复原后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从汉武帝到杨小楼，从曼斯斐尔到澳尔夫，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

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已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辍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

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

卧病在床的林徽因　

47 年前后地的几首病中小诗，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却把「悲」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贴切。

1947 年冬，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母亲带著渺茫的希望入了医院。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她的整个健康状况，却又恶化了一大步，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1948 年的北平，在残破和冷落中期待着。有人来劝父亲和母亲「南迁」，出国、却得不到他们的响应。

抗战后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国，这时有人曾说．「某公是不会回来的了」。母亲却正色厉声地说：「某公一定回来！」这不仅反映了她对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声。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举家回到了清华园。

1948 年 12 月 13 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怆炮声。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守军龟缩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骚扰。

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看来，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已难以避免。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着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

他担心的，不止是城里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这整座珍贵的古城。中国历史上哪里有那样的军队，打仗还惦记着保护文物古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就在 48 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着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

「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05

— 解放 —

解放了。母亲的病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画着……。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

林徽因（和一对儿女）、金岳霖

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画工作。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作梦也想不到的事。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

梁思成的北京设想图

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只有 46 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分。

梁思成的北京设想图

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画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

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林徽因设计的第一版国徽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1950 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

四版不同样式的国徽

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曾担心：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兄弟国家」那样，来一个苏联「老大哥」国徽的「中国版」。

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

抱病设计国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1950 年 6 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分列席，亲眼看到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

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

周总理审议国徽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

她对这件事，给与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

林徽因设计的夔龙纹对罐

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

可惜的是，她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维持着原来那种陈旧的图案。

林徽因设计的珐琅小罐

06

— 尽瘁 —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紧张的实际工作中，母亲也没有放松过在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她和父亲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篇长文（载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筑学报》）。

林徽因与梁思成（青年）

这是第一次尝试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那几年里，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专题讲座，每当学生来访，就在床褥之间，「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往今来，对比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吴良镛、刘小石：《梁思成文集·序》）。

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年）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母亲在建筑和美术方面，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对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细致严格，而绝没有那种大而化之的「顾问」作风。这里，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为了不使我的这份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补遗」吧。

林徽因实地考察

1953 年前后，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她审稿并作「序」，她对其中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批评，其最后几段如下：

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

原来的构图是以较黯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以彩色「吉祥草」为纹样的枋心，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地吉祥草的两段藻头。两层梁架上就只出三块红色的主题，当中再隔开一块长而细的红色垫版，全梁青、绿和朱的对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乱。

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

青绿两色都是中国的矿质颜料，它们调和相处，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带蜜黄，不太宽，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张彩画上看到，原是细致如少数民族边饰织纹的箍头两旁纹样，在比例上也被你们那里的艺人们在插图时放大了。

总而言之，那张印样确是「走了样」的「和玺（木宛）花结带」，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林徽因实地考察

从这段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是怎样地深入细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着多么独到的功夫（这本大型专业参考工具书后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某种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得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母亲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53 年 3 月，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我的工作现时限制在碑建会设计小组的问题上，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组织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术方面的讨论，如云纹，如碑的顶部；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做一两种重要建议。

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有某某等连我六人前天已开过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郑主任和薛秘书长的，今天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发出，主要要求：

立即通知施工组停扎钢筋；美工合组事虽定了尚未开始，所以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第三，反映我们认为去掉大台对设计有利（原方案碑座为一高台，里面可容陈列室及附属设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家里（1922 年）

除了组织工作，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覆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

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病榻中的林徽因

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从 54 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大约在 55 年初，父亲得了重病入院，紧接着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

病榻中的林徽因

3 月 31 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 51 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十年浩劫中，清华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她。「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被他们砸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作为她的后代，我们想，也许就让它作为一座无名者的墓留在那里更好？

母亲的一生中，有过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但总的说来，艰辛却多于顺利。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从而使她的成就与能力似不相称。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校园合影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不少了解她的同行们，不论是建筑界、美术界还是文学界的，包括一些外国朋友，在这一点上对她都是钦佩不已的。

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信件手稿

谈起外国朋友，那么还应当提到，母亲在英文方面的修养，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1979 年来访时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英文，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父亲所写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我记得五十年代初，她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而且已经开了头，但后来大概是一个未能完成的项目。

梁思成历代佛塔型类演变图

总之，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1958 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顶」时，曾经挖苦地说：「梁思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谓修养，既能争论魏风唐味，又会鉴赏抽象立体……」这些话，当然也适用于「批判」母亲，如果不嫌其太「轻」了一点的话。

20 世纪前期，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交会中，在中国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在不同领域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林徽因书作

他们的成就，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人物的出现，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事？在我们中华文明重建的时候，难道不是只嫌这样的知识份子，太少又太少了吗？对他们的「批判」，本身就表示着文化的倒退。那结果，只能换来几代人的闭塞与无知。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只生活了短短 6 年时间，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当时的新政权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业，强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

林徽因书作

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那样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如此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甘愿为之鞠躬尽瘁，又是那样恳切地，决心改造自已旧的世界观，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

许多人曾对我说过：你母亲幸亏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两年，「反右」那一关她肯定躲不过去。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种幸福。对于她这样一个历来处世真诚不欺，执着于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体验一下，父亲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所经历过的一切，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我简直不敢想像。

金岳霖

文革期间，父亲是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顶着全国典型「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死去的。我只能感谢命运的仁慈，没有让那样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亲爱的母亲身上！

1955 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风，常驻人间！

作者系林徽因与梁思成之子梁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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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在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