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波战争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奇景”：苏军大部队已乘坐火车抵达指定位置，却被命令不准进攻，因为布琼尼的骑兵还在后面拍马赶路。
1920年1月19日，图哈切夫斯基低声下气地给托洛茨基写了封信，哭诉自己正处于“失业”状态：“请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不能去前线，就请安排在运输部门或是军事人民委员会工作。”
图哈显然是被逼急了，哪怕是去管后勤他都心甘情愿。苏俄高层是不知道“红色拿破仑”的能耐，或是不够信任他吗？都不是。
苏波战争初期，苏俄战事受阻，列宁曾于于1920年2月初询问图哈切夫斯基在哪里。直到两个多月后，图哈切夫斯基才重新被委以重任，成为苏军西方面军司令，抗击邓尼金主力以及波兰干涉军。
在此之前，他充其量是托洛茨基手中的一枚棋子，被派到西南战线制衡斯大林。但斯大林也很精明，给了图哈切夫斯基很高的职位的同时并没给太大的权力，这让图哈感到有劲没处使，非常难受。
权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太单纯了，要知道在两年前，斯大林正陷在一模一样的处境中。
1918年中旬，斯大林被莫斯科奉为“全权代表”，拿着“尚方宝剑”赶赴察里津监督征粮工作进度。到任之后，斯大林才发现这是个坑：察里津从上到下、无论军事还是政治，要害位置几乎全是托洛茨基的人。
那会儿斯大林也很单纯，只是想赶紧完成工作，便于6月22日给列宁发了封电报，请求适当赋予他一些权力：“如果我拥有直接的正式的干预和任命的授权……这将会对工作有利。”他还特意声明自己并非贪权，不奢望谋求任何军职。
然而，不知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列宁随手就把此事甩给了托洛茨基，结果显而易见：斯大林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权力，死对头反而又调来几名心腹，专门用以针对。
1918年7月10日，忍无可忍的斯大林第一次丢掉了同僚之间的客套，撕破脸皮且指名道姓地说：“很好，这样我就可以自行其是，用不着任何手续……即使没有托洛茨基的纸片片也无法阻止我！”
不久，刚打了败仗的伏罗希洛夫恰好带兵路过察里津，斯大林顺势将其争取到自己麾下。正是靠着伏罗希洛夫的两个军，“钢铁同志”这才逆风翻盘，把察里津从困住自己的囚笼改造成了福地。
如果将此事看做斯、托二人漫长战争的第一波小高潮，那么苏波战争则是两人的一次决战。
一开始，苏俄当局是不想跟波兰人打仗的：托洛茨基、列宁分别在1919年1月28日和2月2日表示，苏俄“不会越过现有的白俄罗斯战线”，并多次驳斥外界“苏俄将会进攻波兰”的传言。
但苏俄高层又深知，倘若奉行列宁同志的战略构想，借助德国这个欧洲地缘中心的地利，把无产阶级革命思潮辐射遍全欧洲，那么波兰又是必经之路。彼时苏俄国力衰微，军力孱弱，从态度来看，苏俄大概是想跟波兰交朋友。
如果没办法用和平手段打开这条通路，那么一场战争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两国之间还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对于这一战略，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三人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但有意思的是，苏波战争中，斯大林与列宁、托洛茨基在具体主张上却表现得犹如敌人。
早在1919年，斯大林就苏军的建设与战略部署问题发生过激烈争执。托洛茨基主张对全国的军事力量进行统一调度，任何人务必服从莫斯科的安排，这获得了列宁的支持。但斯大林显然被1918年6月的遭遇搞怕了，对此非常抵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违抗命令。
尤其是在苏波战争打响后，几乎倾注一切的西部战线作战不力，这更是给了斯大林以话柄。1919年11月，斯大林向莫斯科发布声明，要求撤销大本营，或者至少裁撤几名指挥无能的主要军事统帅的职务。
斯大林点名的几个人，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都是托洛茨基最为坚实的盟友，这份声明的针对性极强，颇有逼宫的意味。而托派也不甘示弱，反过头来狠批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居功自傲，隐瞒失误谎报战功，应当对失败负很大责任。
而在图哈切夫斯基接管西方面军后，苏军立马扭转了局势，以一番疾风扫落叶般的进攻将战线迅速向波兰方向推进，这使得双方手中的筹码又发生了变化。1920年5月10日，托洛茨基在总结战局时提出，与此前遇到的所有对手不同，“波兰是第一次由优秀军事专家领导的正规军”；作为应对，“务必从各方面军抽调优秀将领（到西部战线）”。
托洛茨基主张的目的性与指向性很强，但他站在道理的制高点上，令斯大林难以反驳。短短3个月后，西方面军总人数扩充到31.4万人，相比之下，斯大林的回击就显得有些苍白了。
1920年8月2日，斯大林在给列宁的电报中罕见地撂了狠话：“……这使我对前线今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不再负责，那就这样吧，政治局的决定我会记着。”
事情的起因是斯大林此前曾以战事为由向莫斯科讨要两个师，用以支持西南战线苏军拿下重要战略据点利沃夫，然而，在苏维埃高层已做出决策，提出“向华沙进军”的口号，把所有资源都倾注到西部战线上。不仅如此，斯大林也不得不从布琼尼的骑兵部队中抽了3个骑兵军作为支援，而这可都是他的嫡系部队。
显然，这番政治斗争影响到了苏军的作战。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讲，骑兵部队拒绝搭乘列车赶往前线，而缺失了作战计划的重要一环，步兵也不得不原地待命，等待骑兵拍马赶到。
另一方面，这些骑兵部队的战斗力也确实有限。例如在1920年8月23日，苏军骑兵与波兰第一骑兵师正面遭遇，双方兵力差距高达3：1，但苏军反倒被打得溃不成军。
从资料来看，苏波战争时期，苏俄陆军指挥员缺编达20%；基层指挥员中，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也寥寥无几，大多数仅接受过几周少尉水平的速成培训。彼时苏军整体战斗力底下，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在后来的分歧中，叶戈罗夫便猛批图哈“不重视军事指挥员培养”，使得军队纪律涣散，无法形成战斗力。
由此可见，苏波战争时期苏俄高层的内部矛盾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层面，军事层面也非常严重。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或许是所有主要领导人中最为“得意”的一位。他在文件中声明，自己早在1920年8月便向列宁与托洛茨基作出警告，反对在西部战线的贸然进攻，因低估波兰军队实力而遭致可怕后果。
列宁对局势的态度依然持乐观态度，《列宁全集》中如是记载了他的看法：“这绝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相反，这恰恰证明了波兰无法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
列宁主张不再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维护领导集体的团结，“为接下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斯大林则恰恰相反。他质疑以托洛茨基为主导的总司令部的一些“可疑行为”破坏了苏军的胜利，而之所以对自己此前支援西南战线的请求不理不睬，托洛茨基阴谋葬送整个南方战局，这是典型的“破坏行为”，主张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彻查战争失利的根本原因。
如此得理不饶人，斯大林明显是在借机打击对手的政治声望，从而扩大自己在高层的影响力。
相应的，托洛茨基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击。他提出：1918年6月以前，地图上压根就没有所谓“西南战线”的概念，是斯大林被派到察里津之后才出现的。战争之所以失败，正是斯大林对莫斯科决策的抵抗造成的，完全不顾大局，把西南线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王国”。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又重审了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指挥不力且隐瞒失利、谎报战功等罪责，矛头直指斯大林。笔者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比较到位，斯大林在苏波战争中确实夹藏私货，但总体来看，苏军输在了华沙城下，反倒是斯大林在南方稳扎稳打，节节胜利。
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托洛茨基的这番反击，自然就有些苍白无力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希望苏军在对波兰的军事行动全盘失败，或者说因战争失败而幸灾乐祸。恰恰相反，也正如先前所讲，他在战略上无比支持列宁，希望苏军能攻克华沙，打开通向欧洲地缘中心的通道。
这一点很好佐证，《真理报》在1920年7月11日的刊文中提到了斯大林对苏波战争的看法，他表示：“……另外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必须将这些胜利持续下去。”
战争结束后，苏联高层一些总结性的材料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斯大林一方面不断抨击西方面军行动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加紧在西南战线的行动——归根结底，他并不甘心这场胜利由托洛茨基主导。
对世界历史进程而言，苏波战争影响巨大，它的失利直接意味着列宁革命输出战略的破产，而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列宁与斯大林等人后来的决策——不再依靠暴力手段，而是不计代价地给潜在的“兄弟”疯狂输血。只是后者钱到手容易，花得也随意，导致彼时本不富裕的苏联勒紧裤腰带省出的“投资”全都打了水漂。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