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的高低，决定着他们在商业层面角色的扮演分工。
三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分税制的出现，让地方第一次有了充分的“财政自主权”，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所有，在间接刺激地方房地产行业的同时，也抬高了地方的收入。
地方有钱了，通过“援助之手”扶持企业、招商引资，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商业化，也带来了我国宏观经济的飞速增长。
但现在，随着房地产开始下行，地方收入首当其冲。卖地收入的减少，以及债务压力的增加，也让一些地方的非税收入大增。
非税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正税的减少，一些地方通过不合理地增加费用、频繁罚款等方式以维持自身收入，最终又变成了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索取之手”。
显然，地方从援助之手变为索取之手，这并不利于商业信心的建立。
在消费降级的今天，地方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眼下的市场经济正急需地方援助，而此刻，地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决定着宏观经济能否扛过第二波冲击。
回顾历史，今天我国的财政体系主要由1990年代一系列变化塑造而成。其中1994年的央地分税制赋予了地方更多的财政权，并建立了更透明的转移支付体系。
同一年，《预算法》出台，明令禁止地方举债借钱，但地方却在2009年之后通过融资平台城投等方式绕过该法案。
到了1998年，住房商业化正式上马，这也标志着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拉开序幕；到巅峰时期，卖地收入也一度占据地方收入的40%，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94年的分税制，某种意义上增加了中央的收入，而财政支出的责任却并未改变，因此为了解决地方的收支平衡问题，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特殊性转移支付，以及卖地收入划归地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间的财政均衡。
这个平衡维持了几十年，一直到房地产开始下行，平衡被打破。
但在房地产开始下行之前，地方跟着增长的，还有城投债。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地方融资平台也逐渐成为地方收入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3月，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文，鼓励地方通过城投公司支持国家重大投资项目。
这也拉开了基建投资的序幕。
自此，在地方隐性担保和土地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城投公司迅速扩张，到了2010年，我国城投公司已经超过一万家，总负债已经高达14.4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4.95%。
仅仅一年时间，城投债总负债即高达14.4万亿，城投债的风险可见一斑。
从高杠杆到去杠杆，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
2014年、2018年、2021年、2024年，我国均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降低城投债风险，却又受困于GDP增长目标，在2015年至2016年和2019年至2020年期间，又有所放宽，通过发债投资基建，刺激经济增长。
成也基建，困也基建。
通过十几年的“野蛮生长”，城投债作为地方债务中的重要一环，其数字已经愈发高涨。截止今年，城投债规模已经高达50万亿，高于地方显性债务，如果加上地方一般债、特别债和城投债的话，那么总债务规模已经高达百万亿。
通过城投债，地方虽然以基建投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增长带来的代价也是非常可观的，在房地产还未陷入下行时期，债务对地方来说还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叠加三年新冠病毒的支出和房地产的下行，地方卖地收入锐减之下，百万亿的债务，成了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债务居高不下之际，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作用也相当有限。
目前我国30年国债收益率仅仅只有2.18%，这也意味着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不足，最终影响到货币调控作用，因此要想解决债务问题，还是要以需求侧入手，为房地产恢复信心，在供给侧刺激消费，以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
只有投资和消费恢复了，那么企业的扩张和投资意愿才会提高，最终才会提高财政收入。
地方的债务问题、居民端的消费问题、以及企业端的投资低迷问题，最终反映的都是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短期来看，财政刺激是必要的；长期来看，恢复市场活力和信心，恐怕还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
2022年和2023年，地方连续两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都在下降，今年前七个月同比继续下降22.3%，当地方收入不足的时候，除了提高非税收入之外，开源节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今年上半年，全国非税收入同比增长了11.7%，从历史数据来看，在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的年份，例如2015年、2019年和2022年，我国非税收入分别实现了29%。20.2%和24.2%的增长，但我们要知道的是，非税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正税收入的减少。
回顾历史数据，今年下半年受限于更紧张的财政收入，下半年的非税收入大概率还会增长。
在剔除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上缴利润后，非税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各类罚款，而这一点，也是促使地方从援助之手变成索取之手的角色转变，并不利于市场信心活力的恢复。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地方收入面临缩水压力，不得不增加对企业和个人的收入索取，这的确是维持了财政的平衡，但代价也是巨大的。
长期来看，一个更为健全的央地分税机制，可能是必然需要做出的举措。
从新冠病毒时期开始，为了刺激市场活力，我们就推出了减税退费举措，这几年来减税退费措施也的确给中小企业和个体进行了很大的减负。
但相比市场受到的冲击，这些减负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够。
唯有真正下定决心，把经济增长的重心落在消费上，落到收入端的分配机制上，才能够长期解决眼下的地方债务问题。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够做多大。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