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李鸿章与英国人戈登率洋枪队攻克苏州，太平军投降。进入苏州后，李鸿章自作主张杀了投降的太平军。谁知，戈登知道后非常生气，要与李鸿章决斗，还给清廷下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洋枪队进攻淮军，把苏州还给太平军。

与此同时，上海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出他杀害战俘，违背诺言，背叛人性。

李鸿章和大清的官员们怎么也想不通，在中国经常发生的这点不起眼的小事，为何激起老外如此强烈的反响？对这些反叛的太平军战俘怎么还需要讲信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到春秋时期，一场与李鸿章截然相反的战争，泓水之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为争夺霸权，在泓水进行了一场战争。当宋军在泓水北岸列好阵准备战斗的时候，楚军开始从南岸渡河。这时，宋国大臣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济者，请击之。”（《左传僖公十二年》）宋襄公坚决不同意，他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韩非子》）。

这样，宋军等楚军全部渡河并完成列阵后才开始进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受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后人说起这场战争无不扼腕长叹，说宋襄公本可以一举打败对手，却偏要行仁义，结果吃了败仗，不但断送了称霸梦，更令他因此含恨九泉。

但是，如果了解了宋襄公所处的时代，也许你会明白宋襄公为何宁肯战败也要如此做。像宋襄公这样的事在春秋时期经常出现。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宋国的公子城与华豹之战中，华豹作乱，公子城负责平叛。双方交战中，华豹先搭箭射向公子城。不过，他没有射中。当华豹迅速搭上第二支箭时，公子城很不屑的说，“不狎，鄙！”战争的规则是一人一箭，你不守规则，真是太卑鄙了！

华豹很惭愧的放下弓箭，乖乖等公子城射向自己。华豹用生命维护了战争的规则。

也许后人对宋襄公和华豹的作法很不理解，但这就是春秋时的作战方式方式和战斗理念。春秋时期，军队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战时一般不超过一天，最与众不同的是，那时的战争更像一场大规模的绅士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后来的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为春秋时期的战士们所不齿。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可以知道，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坚持等对方渡河并布阵后再开战并非心血来潮。作为贵族的后代，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的理念。在宋襄公看来，战争一定要赢得漂亮和高贵，而赢得漂亮和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大于胜败本身。宋襄公的愚蠢，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但是，具有贵族精神的宋襄公，为何后来成为人们的笑柄，成为墨守成规、食古不化的反面典型呢？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孟时代。

写春秋的三部传记传中，只有《公羊传》认为宋襄公做得好，“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而《左传》和《毂梁传》则都对宋襄公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只知表面上的仁义，却忘了大义。被后世誉为圣哲先贤的孔子和孟子都赞同后者。孔子提倡“君子贞而不谅”，即君子不拘泥于小信。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儒家先哲孔孟都认为，为了所谓的大义（成功），可以不必坚守诚信和规则。

到了秦始皇时代，中国的贵族集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不会恪守贵族传统，在焚书坑儒的诛身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诛心之下，以成败论英雄成了官僚集团的标杆。苏轼在《宋襄公论》中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宋襄公一步步成为人们的笑柄。

如今，当我们感慨诚信和规则缺失时，应该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宋襄公所恪守的原则。正义的目的不能用邪恶的手段来实现，厚黑奸诈可能一时得逞，但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一定是美好和朴实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