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根据地的人民
1942年是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的一年，敌人在这一年中向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战，“四·二九”是其中最残酷的一次。
冀南行政公署为全面适应频繁扫荡这一残酷形势，设立了军事指挥团，统一指挥整个行署机关及随同行动的所有单位的行军、宿营、警戒、侦察等活动，并处理一切战斗情况。指挥团的领导由李文通、何如愚、王光华三人组成，李文通为团长。按照分工，李、何二人管行军、宿营、早操及日常工作，王光华负责侦察、警戒和作战。
李文通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在王一哲部任职，担任过枣强独立团参谋长，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何如愚是冀南有影响的民主进步人士。王光华时任冀南区抗日公安总局局长。
指挥团把行署机关和跟随行署的单位分成三个队。所有骑马的人编成一个骑兵队，根据规定正副处长以上干部都骑马，行署大约有五六十匹马，加上骑兵排，共有约八九十匹马，骑兵队由王光华带领；所有骑自行车的编成一个车子队，由李文通带领；所有步行的编成一个徒步队，由何如愚带领。
行署还有一个400多人的警卫营、一个侦察班，属公安总局编制，主要担负行署的警卫工作。指挥团的通讯员专门负责联络工作，每次宿营后就派通讯员到军区联络。
“四·二九”这天早晨指挥团接到军区通知，说有敌情，准备行动。指挥团的三个人经过研究，即将通知传达给所属单位集合行动。队伍吃过早饭就出发了，但要到哪里去，敌情怎么样等具体问题，包括指挥团都不清楚。
走到约9点钟，忽然停下不走了，既不像走累了休息，更不是驻地宿营。处在行军途中，指挥团没法和军区联络。行署军事指挥团意识到，一定是敌情特别严重，以致军区指挥机关迟迟下不了向哪个方向突围的决心。指挥团赶紧让大家分头准备轻装。
约中午时分，骑兵团开始朝西南方向突进，指挥团马上决定带好队伍，紧紧跟上部队突围。王光华带的骑兵队跟着骑兵团，李文通带的车子队跟着军区特务团，何如愚带着徒步队跟着特务团及行署警卫营，分别向外突围。
突围一开始，敌机就过来了，投弹、扫射、指示目标。骑兵团目标很大，是敌机轰炸的重点。敌机飞得很低，几乎擦上树梢。王光华便拿过来通讯员的马枪对空射击，许多人也跟着他这么做，敌机见状立即升高。
突围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骑兵团从两个村子的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敌人机枪不断向我扫射，但是被骑兵团的火力压制住了。冲出包围圈后，骑兵团又二番回去接应部队。
在这次突围中，我人员和物资损失都比较大。区党委干部科长王一夫牺牲，行署干部科长赵建民负伤后失踪，文教处长艾大炎负伤后失去联络，后来被警卫营徐海萍的收容队找回。公安总局二科政治侦察员杜过、警卫营营长柴振华、管理员李金鳌三人失踪。还有一些同志未能冲出来，突围队伍的一部分被打散。王光华的爱人于烈负伤后也被打散，被六专署收容队收容，后来在去枣强大金村的夜行军路上又和王光华巧遇了。
突围后，行署人员随军区转移到枣强，由于一部分人冲出来后失去联络或者被打散，大家心情沉重，思想上压力很大，但是所有人信念都很坚定，坚信只要跟着党走，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行署军事指挥团磋商后决定采取三项紧急措施：第一，马上把突围出来的人组成几个收容组，负责收容被打散和负伤的人员；第二，迅速恢复正常工作；第三，安设地下机关，坚持斗争，转入隐蔽活动。行书秘书长范若一和财政处长欧阳迁负责安设机关，恢复日常工作；王光华负责收容失散人员，收容后马上安置到机关工作。
由于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各项善后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特别是安设地下机关、建立秘密交通网的工作进行得十分出色。公安总局在南宫张家侯疃白永涛家建立了联络站，由白永涛负责。白是县公安局的干部，全家都为我方服务。这个联络站不仅传递消息，而且接待失散与过往的同志，为他们提供食宿。很多在“四·二九”突围中失散的同志就是通过这个联络站回到机关的。
这个联络站还起了很好的侦察掩护作用，张家侯疃附近的赞固村安设有日军炮楼。日军有时出来赶集，我侦察员就利用日军外出赶集的机会打死了一个鬼子，缴获一支步枪，就是利用这个联络站进行侦察和掩护的。
隐蔽工作进做得相当细致深入。行署各处、局都安设了地下机关。行署抗日邮局很快建成了隐蔽的全区交通网，保证了行署本身的地下机关和和各专区、县的通信联络正常进行。公安总局的地下机关设在衡水县大葛村张化远的家里。张化远是公安总局第三科（审讯科）科员，他的两个哥哥都为我方服务。第一科（干部科）科员栗一萍常住机关，办理日常工作。
后来，敌人又在大葛村外设立炮楼，驻上了伪军。王光华问张化远：“敌人安了炮楼，我们的机关在那里安不安全？”张化远说：“不要紧，我们村里能掌握这个炮楼。有了它，别处的敌人就不注意我们村了，倒是更安全。”
此后，我们的干部、抗日邮局的交通员照常往来。机关在村里，村里人都知道，邻村也都有耳闻，但由于群众向着我们，直至鬼子投降，从未发生过什么问题。
这个时期，冀南行署的治安情报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一是敌工系统，发现了敌人的众多耳目，敌人的很多据点包括情报系统都有我内线；二是公安总局系统，县有公安局，区有公安助理员，村有公安员；三是抗日邮局的交通员，基本上也都是我情报员，和公安总局联系很密切，能经常相互通报情况。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情报网，对于我及时掌握敌伪活动情况，打击敌伪汉奸，维护根据地内社会秩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内部发生的一些案子也能很快侦破。
有一次，行署在清河县豆家坞住，公安总局副局长习从真的警卫员，因天热把盒子枪挂在墙上丢失了。此案当时没破，但不久后就侦破了。偷抢的是水利委员会主任的警卫员，该人是任县人，他想把枪带回家卖给土匪。有一次他和邮递员一块过路时，把枪拿了出来，被邮递员发现后报告了，总局根据这个线索破了案。
随着老区工作的恢复，公安总局又派出警卫营到故城、德州一带开辟新区，代号为“津浦大队”。津浦大队和十九团、故城公安局密切配合，为开辟新区做了很多工作，使敌人的“治安区”变成了我根据地。
敌人为了防止八路军的活动，曾经使出发“良民证”的伎俩。发“良民证”需要照相，当时只有县城里有照相馆，要照相就得到县城或者让照相馆的人下乡。我方针锋相对，一方面动员群众不去照相，另一方面扣住来照相的人，让敌人照不成相，彻底破坏了敌人的“良民证”计划。
有一次，敌人在郑家口购买了大量的棉花，用汽车送往德州，津浦大队得到情报后立即行动，在公路上组织伏击，缴获了敌人的运棉汽车，将汽车弄到我游击区，把棉花全部没收，在干沙河里焚毁了汽车，最后将司机教育后放回。
警卫营还有计划地破坏了东新庄与章鹿二局点之间的电话线，敌人派人出来检修电话线时，多次遭我伏击，致使敌人的电话线路长期不通，大大方便了我游击活动。
东辛庄据点是敌人自我标榜的所谓“治安模范区”。有一次，德州伪政府派要员到该据点视察，我方得到情报后，立即派侦察队赶到东新庄西门外，朝据点发起袭击，互相射击约30分钟，吓得那位要员仓皇逃回德州，给敌人的自我标榜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四·二九”以后，津浦大队在故城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广发开展对敌斗争，大大缩小了德州河西的敌占区，扩大了我游击区，进一步增强了我军民抗战的胜利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