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竹林畈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这首著名歌谣流传甚广，它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那场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它如星星之火，从大别山南麓并不知名的湖北省黄安县，瞬间燃遍了整个鄂豫皖地区。它同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开端。在这块贫瘠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无数的英雄豪杰，在这块浸满泪水和鲜血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可歌可泣。它占据了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而我此时讲述的仅仅只是我——一位极其普通战士的故事。
1917年11月8日(农历丁巳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在湖北省黄安县城东一个叫竹林畈的小山村的一间破茅屋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篾匠老秦家里又添了一个孙儿。
很久以后才知道，几乎与此同一时辰，即1917年11月7日，远在欧洲的俄罗斯正发生着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变革。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催生了一个日后成为革命战士的婴儿。
这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村小人少，谁家有什么婚丧嫁娶、添丁加口之事，不要一会儿全村都会知道。人们按祖上留下来的老习惯，连续热闹了三天。
然而，当时的中国虽已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但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东方的雄狮仍在沉睡。距圣彼得堡万里之遥的鄂东黄安竹林畈的老百姓们，对俄国十月革命一无所知，即便知道也没人会对此感兴趣。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关心的是那并不肥腴的土地上能否有个好收成。竹林畈的村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庄户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耘，将汗水播撒在土地上，化为甘露,滋润种子生根发芽，期盼的是能收获沉甸甸的麦粒和稻穗。而此时，全村人都还沉浸在秦家祠堂又添了一丁的喜悦之中。
人们说老秦家有福气哟，又得了一个男儿。可老秦家在欢喜之时又在忧虑。这个家太穷了，现在吃饭都难，又多了一张嘴，日子怎么过呀。这孩子今后也只不过是个放牛娃。可秦篾匠期盼的是这孩子长大后能传承秦家的祖业，成为一个好篾匠。
穷人家的孩子命贱，每天几个红苕，拌点野菜，再加瓢水，不几年就长大了。在篾匠爷爷屋里长大的我，并不知晓穷人家的忧愁,有哥哥做伴，面对山野、树林、小河，整天就知道笑啊、闹啊。除了吃不饱肚子，在我的记忆里，全家人都宠爱着我，我的童年是温馨的，家乡的山山水水是美丽的。
我的家乡竹林畈——大别山南麓的这个小村庄，距黄安县城约三十华里,东临麻城县。小山村坐东朝西，东边是村后山，山上满是松柏、黄荆树、麻栗树,常年青翠欲滴。村庄周围密匝匝生长着各种树木,椿树、木梓树,还有遮天蔽日的大竹林,暮霭晨雾，一派烟雨朦胧的景象。竹木覆盖着整个村子，远看只见树木竹林,不见村庄,因此得名竹林畈。
村前有口大水塘，它为灌溉全村几十亩薄田蓄满了水。塘水很深，孩童时，我常下去游泳。大别山的冬天很冷，塘面常结着厚厚的冰，那里便是我们穷孩子们溜冰玩耍的好地方。再往前是一条陡坡河,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流水潺潺，两岸芳草萋萋，有一段长满了桃树,春季桃花盛开煞是好看。三月里桃花凋谢，花瓣撒落河面随波漂流,映出一片粉红，人们也就叫它桃花河了。我儿时常在这河边放牛戏水。村的南头有口水井,水质清纯甘甜，我村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是吃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
竹林畈的南面是三角山，山势南平北陡。山的北面陡峭得无路可走，只有山的南面有道路直通山顶。这座平地而起三角山并不高耸,但风景旖旎，常日云雾缭绕，仿佛是妩媚的仙女裹着神秘的面纱。在蓝天白云的陪衬下，三角山宛若漂浮在蓝白相间海洋中的小岛。扯开那神秘的面纱,透过云缝,向山上望去,三角山朝南的那面，翠绿的灌木丛铺满山坡，秋日的红叶点缀其间。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三角山顶有座寺庙，也许有仙吧，那座寺庙就成了方圆上百里的百姓们敬香朝拜的圣地。
竹林畈的西面是一条由北向南的大山脉，即大别山的余脉西大山,东面和北面是紫云寨和俄公寨。寨子都坐落在山头上，有用石头砌成的城堡,异常坚固，据说是明末清初时农民起义军抗清聚义的地方。这些山寨地势险要，若处在刀矛剑戟的冷兵器时代是很难攻克的。
群山环抱中的美丽的竹林畈，我从这里走出来，踏上革命道路。这里有我的童年，也有我的梦想。少小离家，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随军南征北战，栉风沐雨，走过万水千山。但多少年来，这个美丽静谧的小山村，令我留恋，令我向往，令我魂牵梦系，难以忘怀。我终身热爱眷恋着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山庄。
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的这个农民家庭虽然贫穷，但却充满着和睦与温馨。
祖父秦钧荣是个篾匠,手艺精湛，为人本分厚道，常挑担走四方，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编筐扎篓，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据说爷爷篾编手艺有一绝活，老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但爷爷编的竹篮真能提水。可是，编扎篾活挣得的几个血汗钱，还不足缴纳那些苛捐杂税。他作为一家之主,实在是难以养家糊口。祖母姓叶，娘屋也是穷苦人家。穷人家的女儿是没有名字的，嫁到秦家后就叫秦叶氏。祖母是个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父亲秦涵元,为人善良老实，也有一手祖传的篾匠手艺,同时还是个种田的好把式，因为家里的地少，常外出给人家打短工。母亲陈顶芝,和婆婆一样勤劳贤慧，能织一手好布，就靠家中那台破织布机,帮人加工织布，换点钱粮，同时还带着我们五个孩子。
两间破屋，一斗薄田，这就是家里全部仅有的财产。大人们辛勤劳作，克俭持家，吃糠咽菜，但还是维持不了全家人的最低生活。自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没吃饱过肚子。祖父、祖母辛劳过度，终于双双病倒了。家里有病人,天好像一下子塌下来，重担全落在父亲和母亲身上,日子更加艰难。家中太苦太穷，祖父母病了无钱医治，只能躺在床上干熬。在我参加革命前，两位老人相继去世了。
我有个叔叔叫秦涵亨,那是个铁打的汉子，刚强耿直，一手好石匠活,十里八乡都知名。 他打碌碡,凿石碾,汗珠落地摔八瓣,就这样也混不上一口饱饭。婶娘拖着一个小妹妹，在贫困的苦日子里硬捱着,度日如年。终于有一天,婶娘不堪生活的重负,也病倒了，不久就撒手人寰。叔叔带着幼小的妹妹无法生活，不得不含泪将妹妹送给人家作了童养媳。
叔叔成了孤独的单身汉,常一个人在外闯荡，凭着石匠的本事吃饭。那真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饿不着。叔叔很喜欢我，在外干活挣些米饭,常常舍不得吃，晾干了带回家后，再塞给我。叔叔在外跑得多,见识广，一有空就给我讲那些他听来的故事，比如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忠良岳飞抗金杀敌,精忠报国;水浒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劫富济贫。叔叔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能人。
在男性中,我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有两弟弟。幼时听大人们讲,在黄安，秦家本是个大姓，祠堂就有好几处，主祠堂在七里坪。
旧时讲究姓氏宗派,一个姓氏宗祠里，非常强调长幼有序，姓名中的字派就可区分辈份，秦家祠堂排列的字派为：
光載鈞涵懋，輝基鉅澤乘，煬珍銓汝業，煥起錦添林，熏緒鍬溪植，榮封鎮渭來，耀先鉗治柄，燮理鍊鴻材。
我属于“懋”字派。我那一房大概是幺房，所以辈份较高。秦氏宗祠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叫我“叔叔”、“爷爷”的大有人在。可因家穷,辈份再高照样挨饿受冻。祖父曾对我讲：据上辈人说，我们祖上原是读书人,宋代时曾中进士，还被封为太学博士(实据秦氏《太原天水谱》家谱中记载，上溯北宋，祖上是秦观),现在家里穷,要是有钱真应让孩子们读书。为了这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祖父给我取名为秦懋书,小名书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啊，名字里都带“书”，可想而知，家人是多么希望我脱离贫穷，成为读书人啊！
由于家里穷,自家的一斗田收的粮食哪里够吃呢，父亲又佃种地主的三斗田。家乡那地方的土壤是红色的粘土,并不肥沃，一般是春夏雨水多,秋冬雨水少,但经常风不调雨不顺,有些年份出现伏旱，有时伏旱连秋旱。当时的水利条件差，老百姓们都靠祈盼老天吃饭。佃来的地里,佃农们一般只种部分水稻,收的谷用来交租,大半都种植红苕，供作自家全年的口粮。不管年景好不好，秦氏宗祠的族长、地主家天天吃的是白米饭,佃户穷人家天天吃红苕，有时红苕不够吃还吃红苕的藤叶。每年交租如过虎狼关，风调雨顺的年景尚过得去，如遇灾年，租子交不齐，挨打受骂不说，那日子简直就没法过。
记得那年的光景不好,先旱后涝，我家佃租的地除了长草，颗粒未收。佃租的地要交租,交不上就要借，不借债是无法生存的。爷爷奶奶病在床上,家里揭不开锅，还要上缴租粮，那日子真是难过!生存是人的本能,哪怕能争取多活一口气，总不能等着饿死冻死呀!我家向债主借了一点钱粮，为还这高利贷，八岁的懋保哥哥给人放牛、帮工，以身抵债，离家一去就是好几年。哥哥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他肩头上磨出的血痕，让我总也忘不了。
我八岁那年,也开始给人家放牛，第一年只给饭吃。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少我一个，就少了一张嘴，能在外面混碗饭吃也是大幸了。
我家世代就穷，刚记事时，祖父教给我唱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
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
吃的野菜饭，喝的苦菜汤。
麦黄望接谷，谷黄盼插秧。
一年忙四季，都为他人忙。
那年月，农民们一般都缺吃少穿。他们饥饿无粮，就采野菜、树叶、野果以充饥。天冷无棉衣,就偎稻草、打柴生火以御寒,过着近似原始人的生活。看看别人,看看自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我问过父母：“为什么秦懋经家那样富，我家这么穷？”
他们回答说：“我们家祖坟没有选好地方，所以穷。”
我反问道：“他家也姓秦，和我家在一个祠堂，是一个祖坟呀！”
问得大人们无言可答，只说是“命不好”、“八字不好”。这些回答都不能解开我心中的疑问。
我所说的秦懋经,比我大三岁，是秦家祠堂的同宗，家境很好。他的父亲秦涵林原是晚清的秀才，按秦家祠堂的辈派排列，老先生是我的长辈,我也就叫他伯父。其实这老先生为人还不错，算得上是位乡间的开明绅士。秦涵林开了间私塾,一些家境不错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那时侯，乡间一些家境殷实的家庭将孩子送去私塾读书，多半都是送田亩给私塾先生做学费，所以秦涵林家的田地也越来越多，在我们村里算得上富裕了。
私塾里有三十多个学生，看见别家的孩子能上学读书，我是多么羡慕啊。我放牛有时故意绕到那里,在门外偷听私塾先生讲课。
一天,读书的孩子们在外面玩耍，几个人为几个字的对错争论不休。我站在旁边,一口气将那几个字读了出来，并用树枝在地上写了出来。秦涵林老先生见状大为惊讶，他找到我父亲说：“书庭这伢很聪明,你要让他读书识字呀。”
父亲苦着脸说：“穷人家的孩子，哪里有钱读书啊?”
秦涵林说：“书庭来上学，我少收钱，他只要来我家干活就行。”
我满心欢喜，真想去读书，哪怕以身抵债也行呀！
也许父亲有父亲的顾虑，我家穷，送孩子读书既没有钱也没有地可送，欠人家的人情没法还。犹豫了好半会儿，婉拒道：“穷人家的孩子没那福份,算了吧，还是让他多帮帮工，为家里多挣口饭吧！”
我知道失去了读书机会后，懊丧与愤懑一齐涌上心头，怨天怨地，但毫无办法。心里想到：秦懋书呀秦懋书，你这真叫秦“冇”书哩。
我给人放牛几年,第一年仅挣碗饭吃，第二年获得一顶草帽，第三年才挣得一串钱。那年月吃的糠菜饭，穿的褴褛衣，见别人吃米饭,真是馋涎欲滴，然而最让我眼馋的是看见别人的孩子上学堂读书而自己不能。
记得一天,我放牛在私塾旁徘徊，学堂里的孩子趁私塾先生不在时出来寻衅闹事。他们骂我,欺辱我，说我穷光蛋还想念书，做梦都做错了。我人穷，可志不短,早就憋着气没处出，我丢下牛绳冲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他们依仗人多势众,揪我的头发，把我那补丁摞补丁的褴褛衣撕成了布条衫。别看我个子小,可我越战越勇，把那带头的小子打得鼻青脸肿。他们一伙人全被我撵进了屋内。石子从屋里飞出来,打在我的头上,鲜血直流，我毫不示弱,抓起屋外的稀泥巴奋起迎战,他们招架不住全都躲在桌子下面了。我还不解气，不停地扔泥巴:“叫你骂!”我边还击边咬牙连说:“叫你骂!”那窗上、墙上、黑板上绽开朵朵泥花，他们的课肯定没法上了。
太阳落山,我牵牛回家，有两个富家子弟的家长在我家告状，那时侯，有钱就有理。他们凶狠狠地要父亲摆酒赔礼,还要赔钱,若不答应，就要告到族里。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挨了父亲一顿狠揍。父亲不得不借钱举债平息了此事。我恨天恨地,恨这不平等的社会，恨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恨我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我的童年没有幸福，只有苦难。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这样的坎坷？
革命火种
记得那是1927年的夏天，我们几个穷孩子在河边放牛，天气渐渐炎热。我们将牛拴在树上，脱掉本不能蔽体的破衣服，跳进河里洗澡戏水。日子再苦，生活再难，但也磨不掉儿童爱打爱闹的快乐天性。几个小男子汉赤条条地在那桃花河的浅水里打起了水仗。
这时，我们发现从西边山脚远远走来几个陌生人。在这偏远的乡村，方圆几里地的人们相互都认识，可这几位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却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他们像是生意人，其中一个又像教书先生。这行人朝我们走来，离我们越来越近。赤条条的小男子汉们赶紧跑上河岸，抓起自己的褴褛百纳衣套在身上。
那几个人来到河边蹲下喝水、洗脸，其中有个宽脸庞的人与我们搭话，他一一问道：“你们多大了？是哪个村的？”
那几个孩子怯生生的，都不敢大声吭气。轮到了我，我说：“今年十岁，是竹林畈的。”
他顺着我的手看到了隐在树木竹林中的村庄。几个孩子中只有我胆子大，敢同这些陌生人讲话。
这人见状又问我：“这是你自家的牛吗？”
我说：“不是，我家没牛，这是替别人放的。”
他问道：“为什么替别人放牛，而不去念书呢？”
提起念书，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于是没好气地说：“我家穷，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念书。”
看到我不高兴，那人越发要逗我，他问：“你家为什么穷呢？”
这时我想起父母常絮叨的那句话，就说：“还不是我家的祖坟没选好地方，命不好，八字不好呗！”
他听了大笑起来，把我们都笑愣了。他说：“你说得不对，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命和八字好不好呀，这是因为你受剥削和压迫才穷的。”
“剥削”、“压迫”，这话我听不太懂，可说到祖坟和命，这倒是我好多年来都想知道而又搞不清的东西。我认真了起来，在他身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这几个陌生人轮着说：“你家没有地，种地主的地，每年要给地主交租，交了租你家还有多少余粮呢？农民种了哪家地主的田地，就成了哪家地主的牛马。”
我告诉他们，家里除佃种地主的田以外，我爷爷和爸爸还编篾活养家。
他们说：“你爷爷做篾活挣的几个钱，还不是要交捐。”
是啊，爷爷白天黑夜地忙个不停也挣不了几个钱，可祠族、会里（清末民初，黄安地方行政区称“会”，相当于后来的乡）总是来人收租集捐。
他们还告诉我：乡里的土豪劣绅依仗权势欺压百姓，穷人就越来越穷。乡里的事他们怎么都知道!我心里默默想着，接着就问他们：“那怎么办呢？”其中一人说：“起来造反，把地主的田分了，自家种，不给他交租。”
我想了想说：“不行啊，那地主会派枪兵到家来的。”
我是想起邻村一户穷人因佃种地主的田交不起租，那地主领人带枪，把他家的锅都砸了。
他们说：“那是穷人没有团结起来，如果大家都牵手和那些地主土豪斗，准行！”
这些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真感到新鲜。我想起了爷爷和叔叔给我讲的故事──梁山好汉，薛刚反唐。这不是要起事了么？要反天了？要换世道了么？！于是兴奋地说：“穷人要牵手造反，要劫富济贫，总要有人领头，我们这里没有人呀。”
他们几个人相互望了望，笑了起来说：“有！”
“是谁呢？”我问道。
“共产党。”那宽脸庞说。
“共产党是什么人？”我们几个孩子都眨着眼睛问。
他说：“共产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人，这些人替穷人说话帮穷人做事。他们能带头领着穷人造反、革命。”
他说的许多话，我都没有听说过，而这些话，却能消除我心中多年的疑问，能解开父母亲都解不开的疙瘩。我默默地念着：“造反”、“革命”、“团结”、“共产党”。他们是什么人？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我迟疑地问他们。他们说是县城里的商人，专做花生、洋火生意的，在外面跑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
从他们那里我听说了远在我们竹林畈以外，有许多国家，那里也有像我们一样的穷人，他们起来造反了，革命了。他们中就有人领头起事。
一晃就是一个下午，太阳偏西，他们说要去宋家冲，我指了路。那“宽脸庞”摸着我的头说：“书庭，我刚才给你说的，你可以告诉你家里人，过几天我们还要来做生意的哩！”
夕阳西下，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还在想着他们说的事。回到家，吃过晚饭，我耐不住问父亲：“共产党是什么人？”
父亲和爷爷睁大了眼睛，赶紧把门关上。我向他们讲了下午的全部经过，全家人都惊呆了。母亲慌忙说：“小祖宗，这事可不敢在外面乱讲，会里和祠族里要是知道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哩！”
全家人的恐惧，更增加了我的好奇。
我家附近几个山冲的孩子中，就数我最能讲故事。那些生意人告诉我的新鲜事，经我一编造，就更是神了。我在桃花河边对其他孩子神吹：听说有个共产党，共产党真了不得呀，他们中许多人都会十八般武艺。他们走的一条路，叫什么“革命”路，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天堂。天堂里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他们中有个一个姓“马”叫马克思的人，他头戴礼帽，身穿马褂，是个比梁山泊中的吴用还厉害的军师。还有一个小个子叫“勒宁”（黄安话将“列”读成“勒”）是个将军，他能用比水桶粗的大炮打仗。那炮可厉害啦，一炮能把我们的三角山轰去一半。……
我吹得神乎其神，在孩子们中，我也成了知道“天外事”最多的能人。
那时候我太小了，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但那几个“生意人”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直到后来我参加革命，才知道他们是我党在黄安县早期的领导人甘济时、赵赐吾、江兴楚等。一颗革命的火种，就由这些共产党人播到了我幼小的心灵里，碰撞出一朵小小的火花。我在想：共产党在哪里呀？总有一天，我要见到共产党的！
共产党人
1927年，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是一个不平凡之年。蒋介石为实现其反革命野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了他镇压工农运动的罪恶勾当。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在武汉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破裂。霎时间，乌云滚滚，阴霾漫天。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于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自己的武装。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举行秋收暴动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当时的我，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童，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中国所发生的这些大事。但从夏天开始，我渐渐感到我的周围发生了变化：大人们避开我们孩子在悄悄谈论什么，涵亨叔叔的石匠活越干越少，可外出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他常常同一些不认识的外乡人来往，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我又听小伙伴说：共产党带领紫云区檀树乡的农民造反，枪毙了大地主程瑞林。而且，9月以来，还有几个乡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起来暴动，分钱分粮。这些消息让我激动，我真想见见那些共产党。
那段时间，在河边与我们说话的那几个“生意人”就常来我村及附近几个村走动。我与他们很熟了，叫那“宽脸庞”为“赵先生”。还有一位个子不高、长得很精悍的，他让我叫他“陈先生”（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吴光浩）。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的事情。我虽身在这小山村里，却从此知道了天下是那样的大，天下的事是那样的多。
那年10月，地里的庄稼都熟了，“赵先生”告诉我：黄安许多乡的农民都暴动了，打了地主土豪，分了他们的田地和粮食。可后来，地主土豪花了许多的银钱，买通了官府和国民党坏人的枪兵，现在正与农民们作对哩。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黄安农民造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九月暴动。这对黄安的地主、土豪劣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大革命失败后，还乡的土豪劣绅尚未站稳脚跟，有的被处决，有的慑于农民的革命声威，再次潜逃。但他们的反革命野心不死，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他们串通国民党反动政府，花钱买通了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魏派遣一个师开进黄安，扬言要铲除“共匪”，创立地主豪绅的天下。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没有经验，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也没有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正规革命武装力量，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致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占黄安，镇压农民运动，而农民自卫军不能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一时间，反动派到处搜寻共产党人，抓捕参加暴动的农民积极分子，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黄安。
一天，我和小伙伴幺伢在河边放牛。“赵先生”一行五个人又去宋家冲的耿姓农民家开会。这时，我已知道他们就是我想要见的共产党，我从心里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赵先生”过来对我说：“书庭，我们要到冲里商量事情，要是见到生人就马上来冲里告诉我们。”
我顺口答道：“晓得了。”
太阳还老高的，我将牛绳桩钉在地上，让牛自己吃草，随手摘了根苇草咬在嘴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云朵。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幺伢叫了起来：“书庭，南边来人啦。”
我爬起来一看，南边的道路上走来四五个不认识的人。最前面一个头戴凉帽，身穿黑香云纱绸衫，肩上斜挎匣子枪，枪把上系着一大把皮枪穗，走起路来那枪穗在屁股后摆来摆去。我知道这是地主豪绅们的清乡团，我们穷孩子都叫这种人是“大尾巴狼”。后面几个有背短枪的，还有扛着长枪的。他们正朝宋家冲这边走来，离村子大约有里把路。我想到“赵先生”他们正在村里开会，不能让这帮坏蛋去宋家冲。我抓住幺伢的肩说：“我在这里缠住他们，你赶快去冲里告诉‘赵先生’他们。”
幺伢着急地说：“我不晓得‘赵先生’在冲里的么地方。”
我这才想起，“赵先生”就告诉了我一个人，他们在宋家冲的耿家。我说：“那你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我去报信。”
说完，我光着脚丫子拼命向村里跑去。耿家在村子最里边，那里较隐蔽。我一口气也不敢歇，径直闯进了耿家。
事后，我看见幺伢红肿的腮帮子，幺伢捂着脸，流着泪告诉我：那几个人对这一带不熟，问了路就想抄近路去宋家冲。幺伢发现，那几个人是探路的，后面跟上来的还有几十个穿军装扛枪的人。幺伢想办法拦住他们，说那边树林里有狼。那几个穿便衣的家伙掴了幺伢几个嘴巴子，把幺伢推到地里，拔枪招呼后边的队伍向宋家冲围了过去。
再说我跑进村里冲进耿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赵先生”他们外面的情况。屋里上十个人马上停止开会，从屋后向村边的山冲里撤退，并让我赶快离开宋家冲。我地方熟，还没等清乡团进冲，就很快穿过几间房子出了村，去河边找我的牛。
就在这时，枪响了，我回身远远地看到“赵先生”他们几个人向村后山坳冲里跑去，径直奔向后山。清乡团在后面紧紧追赶。不知何故，“赵先生”他们中有一个人没有上后山，突然横着越过田埂，向山坳的另一边跑去，一边跑，一边打枪。一阵枪响，只见那人停了脚步，一头栽倒在地上。我浑身一颤，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只见几十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兵端枪围了上去。我扭头就跑，牵着牛回了家。
几天后，“赵先生”找到我，他蹲下来一把搂住我说：“书庭呀，谢谢你，要不是你报信，我们几个人都会被清乡团抓去。”
我急切地问起他们中被枪打倒的那个人，“赵先生”满脸凝重，眼里充满泪水告诉我：那个同志是共产党员，为了掩护大家撤退，他有意朝另一个方向跑，以吸引敌人。敌人开枪打死了他，并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带回黄安县，挂在东城门楼上示众。这两天，才设法把他的头颅偷下来掩埋了。“赵先生”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泪流满面，这位舍身取义的壮士就是共产党员。
多少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可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位牺牲在宋家冲山坳里的共产党员的名字，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秦忠(1917一2021)，原名秦懋书，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干部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公路局党委书记，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湖北省交邮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交办副主任。是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3月14日21时4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