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37年3月1日，张闻天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就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红军编制和对付反蒋介石派的方针问题指出:“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

(二)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

(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乙、关于对付反蒋派方针:(一)坚持拥护蒋介石抗日路线。

(二)一方面向蒋介石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

(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3月2日张闻天出席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话。①

432 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

同日，张闻天同博古以“洛甫、博古”署名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 彭德怀、任弼时:“(一)东北军调皖要求我们派五人(鄂豫皖有游击战经验的人随去。

(二)我们应利用机会恢复与(鄂)豫皖之关系，并加强其领导。

(三)请于十五军团中抽出师级政治干部一人,团及连级军干部各二人共五人准备派去,最好是上期红大毕业生。

(四)选定后请将姓名履历电告我们。

(五)选定干部先在政治部集 中,并与详悉党的新的策略路线,候依周副主席电送去。”关于这份电报最终如何落实的，由于历史文献和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提供具体的落实过程和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电报的内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和分析。

首先，电报中提到的“东北军调皖要求我们派五人”，很可能是指当时东北军（或某个部分）被调动到安徽地区，并希望中共方面能够派遣有经验的人员协助或进行某种合作。中共方面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决定派遣五人前往，其中包括有鄂豫皖地区游击战经验的人员。

其次，电报中提到的“我们应利用机会恢复与(鄂)豫皖之关系，并加强其领导”，反映了中共方面对恢复和加强与鄂豫皖地区关系的重视。这可能与当时中共的战略部署和革命形势有关，通过派遣人员加强领导，可以更好地推动该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发展。

最后，电报中提到的“请于十五军团中抽出师级政治干部一人,团及连级军干部各二人共五人准备派去,最好是上期红大毕业生”，则具体说明了派遣人员的选拔标准和来源。这五人中包括不同级别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且最好是上期红大毕业生，这体现了中共方面对派遣人员的高素质要求。

根据这些推测和分析，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中共方面在收到电报后，可能会立即着手进行人员的选拔和准备工作。他们可能会从十五军团中挑选出符合条件的干部，并进行必要的培训和准备。然后，这些干部可能会按照电报中的要求，前往安徽地区与东北军进行接触和合作。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他们可能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相应的策略和计划，以推动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发展。

3月3日作《巩固和平,准备对日抗战》-文,发表于中共中 央机关刊物《斗争》第一二六期,署名洛甫。

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根本粉碎了日寇与中国亲日派制造内战灭亡中国的阴谋,开始了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民族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真诚,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具体的事实的表现”。事实表明,“他不是一个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周限于旧恨新仇的报复,而不顾大周的小团体,而是真能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利益的伟大政党”，

文章认为,这种表现不能不给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影响”,不能不使全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 全国几个最大政党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开始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