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越来越严峻，市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亲眼目睹道边上躺着几个人，头一天躺在一个地方，第二天我在那儿路过的时候还躺在那个地方，眼睛瞪得好大好大，脸色还是酱紫色的。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中雨，我还惦记路边那几个人上哪儿避雨去，第二天雨停之后，我从那条路上经过，一眼就看见他们几个还躺在原地，不知是谁出于好心，用麻袋把他们盖上了，只能看见他们的头部和脑门，他们每个人的头部和脑门都变成了红色的，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原来他们早已经死了。 我忙跑回家去跟家里人说一遍，我父亲说：“天哪！这得挨到哪一天哪！天天这么死人到啥时候是一站哪！”等我再从那条路上路过时，几具尸体已被清理车拉走了，至今说起这些事情来如在眼前，想要忘也忘不了。 再有一件事，离我家不远，修了一处很大的公共厕所，红砖灰顶很是气派，比周围的住户还要大气，大大解决了人们的方便问题，这也是国民党进城之后为群众做的一次善举吧！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厕所动工之前，我们就跑去看热闹，巴不得它早日完工，早点使用，那会儿公共厕所太少了，方便很不容易，也许我心太急了，听小朋友们说厕所盖好了，可以使用了，于是我们三四个就跑去第一个使用，图个新鲜，进了厕所之后发现空无一人，一拉溜有十几个便坑，干干净净（是旱便），下面的便坑能有两米多深，我随便找了一个坑，就便起来了。刚便了一半，就听见底下有人大骂，谁这么缺德？这下边干活呢你就拉上了。吓得我提上裤子就跑了，闹了半天工程还没结束，下边的工人正抹洋灰。厕所建成后，极大地方便了附近的群众和过往的行人。也就是这座天天必去的地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厕所变成了抛尸场，一夜之间就多几个，几十具尸体被抛在厕所周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打那儿之后我再也不敢去了。 不知道是从哪天起，国民党也不空投粮食了，看来长春被困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解围，被困在长春的老百姓都在苦苦地挣扎着，每天都在与死亡搏斗，捡来的十几斤大米很快就吃光了。我也感到了恐惧，在我脑袋里浮现出那些饿死人的影像，难道我们也要走那条路吗？像他们似的被抛在厕所周围？ 5 当时新民市场还有几家饭馆开着，有肉也有大米饭，不知道他们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当然吃一顿饭要以金条计算，一般人谁吃得起啊？在路口人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些卖吃喝的床子，卖的是什么呢？橡子面的饼子、窝头，还有下水汤。您见过橡子吗？就跟我们现在吃的榛子差不多少，但比榛子还硬，比榛子还黑，那原本就不是食品，可是老百姓饿急了，树皮树叶全吃光了，没的可吃了，就采集了许多橡子，把它磨成粉，贴饼子蒸窝头卖。据说吃了橡子面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因为它到胃里根本不消化，跟锯末子似的，只能把人的胃撑裂撑破，再说也便不出来，活活地把人堵死。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上一个人晃晃悠悠两眼发直就冲过来了，脸是酱紫色，两手胖肿，还泛起一层亮光，我一看这不是杜叔吗？杜叔是谁啊？他原来在富海茶社当伙计，跟我们相处了一年多，后来茶社黄了，他也回家了，今天在街上偶遇，要不是我眼尖还真是认不出来，我喊了一声杜叔，他似乎没有听见。我就看见他哈腰捡起路边一块砖头，双手抱着啃了起来！啃了两口又把砖头甩掉，然后从我身边消失了。 我说的类似情况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没看到的听说的那就太多了。 由于情况太严峻，我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我爸认识个朋友叫刘玉庆，在五马路开了一座刺绣商店，就是绣锦旗锦帐之类的东西。刘玉庆比较有神通，日子过得也很殷实，他家住了一所日本小独楼，还是门市房，环境比我家强多了。 也不知我爸是跟他怎么商量的，我们家五口人都搬到刘玉庆家里去了，两家合伙儿住在一起，由刘玉庆家提供粮食和吃的。 他家住一楼，我家住阁楼上，我还记得阁楼上并没有床也没有炕，铺了几张草垫子，把被褥往上一放就可以睡觉了。老刘家也是四口人，刘玉庆夫妻和两个儿子，刘大印和刘二印，我们天天吃小米饭，炒盐豆子，每天都是如此，吃得又胀肚又放屁，楼上楼下没有好味儿。我心说老刘家的人太好了，为什么还管我们吃喝住呢？只不过是普通朋友而已。 后来我爸对我说：“傻孩子，天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咱们跟老刘家是有条约的，是十两黄金达成的协议，老刘家提供我们三个月到四个月的食住，如果时局发生变化，或者违约，十两黄金概不退换。” 刘玉庆人不错，说话也挺随和，刘玉庆的老婆差点儿劲，天天沉着个寡妇脸，不爱说话，我管她叫伯母，她连理也不理。我跟大印二印倒成了好朋友，别看粮食如此紧张，我们还没饿着，所以有时候我们仨上街还玩儿去。有一次大印对我说：“你们就在我家住吧，我家有的是粮食。”我吃惊地问：“咋那么多粮，从哪儿来的？”二印说：“我爸一看时局紧张，花高价买了好几袋子粮食，还买了好几袋子黄豆。”我听完之后又羡慕又妒忌，怪我爸爸为啥不像老刘家似的多买点儿粮食呢？现在寄人篱下还得看人家脸色行事。 6 小孩儿就是小孩儿，再担心也忘不了玩儿。大人则不同了，他们每天掉到愁坑里，想着如何从长春逃出去，也盼着老天爷睁眼，长春早点解围，几十万人就都活了。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姓方的国民党连长，经常出入老刘家，有时候还把我爸叫到老刘家窃窃私议。这个姓方的连长穿过一次官衣以后就改穿便衣了，我爸叫我管他叫方叔，我看着他带着手枪，挺害怕的。有一天他们都到我家的阁楼上去谈事，让我和我妈都躲到楼下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姓方的走了，刘玉庆和我爸也先后从阁楼上下来，就听刘玉庆对我爸说：“永魁，这个事可就这么定了，不能变卦啊。”我爸连忙回答：“那是那是。” 当时十三岁的我脑袋也开始明白事了，对许多事情也充满了好奇，总想弄个水落石出。天黑了，因为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睡得都比较早。我们头顶上点了一支洋蜡，我爸和我妈小声地唠着嗑儿，我竖着耳朵偷听，原来姓方的可以帮助老刘家和我家共十四口人从长春逃出去，条件是黄金若干两，总数是多少我记不清了，我家这一份是七两。我爸跟我妈说七两就七两吧，只要咱五口人能逃出去也值。我爸回头一看我正支棱着耳朵听呢，就严厉警告我说：“可不能往外说啊，一旦传出去咱们谁也活不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