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历时65天，共歼灭敌军55.5万人。淮海战役胜利以后，一是基本消灭了国军精锐，二是使我华东、华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从此以后，长江以北，再无大战。
在这场战役中，有一个特别的情节，就是七个武工队员被国军抓获。杜聿明命令，把这七个武工队员毙了。执行任务的参谋来找文强。文强是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司令部所有下发的命令，都要经过文强点头签发同意才会真正得到执行。
文强告诉执行任务的参谋：“暂缓执行。”
从徐州撤退过程中，文强偷偷的放走了七名武工队员，该举动在1959年给杜聿明加了分，杜聿明后来因此对文强感激涕零：“多亏了你这个副参谋长啊！不然我就没有以后了。”
文强是湖南长沙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家境殷实，按照他自己所说，他是抗金英雄、南宋丞相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子孙。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是文化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和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过从甚密。
文强的姑妈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文强从小就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他很喜欢这个聪明倔强的小表弟。不过，这个文强也实在是太倔强了，经常和这个大表哥毛泽东争辩得面红耳赤。
文强曾在《文强口述自传》里也曾说：“自从和毛大哥认识以后，我就喜欢跟他抬杠，之后我跟他抬杠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要一直杠到底。”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越是关系亲密，就越是不断抬杠。越是每天搅扰在一起，就越是矛盾不断。越是矛盾不断，就越能证明亲密无间。
虽说文强喜欢和毛主席抬杠，但他走上革命这条路也是毛泽东引领的结果。
文强是1925年6月在长沙一所学校学习的时候，经过毛泽东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夏曦，就这样，文强走上了革命这条路。
其实，在文强的经历里，他同毛主席的交集并不多，倒是和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感情最深，1925年，文强在徐特立担任校长的长沙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在毛泽东那里，他认识了共产党人夏曦。在夏曦的介绍下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毛泽东鼓动下，文强去了黄埔军校。文强去黄埔军校时，顺便把毛泽覃也带去了。文强比毛泽覃小两岁，两人同年仿佛，可能更容易有相同的认知。故此，比起和毛泽东的关系，文强和毛泽覃的关系更亲密更亲近，感情更深。
1925年8月，文强以全校第三的优异成绩考上了黄埔军校，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和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林彪、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还有后来新中国司法部副部长的李运昌等人成为同学。在班里，文强和林彪关系很僵。第二年，林彪、文强、周恩寿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他们的监誓人。
在黄埔军校，文强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比如周恩来、邓演达、彭湃等。
1927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许多共产党人身份暴露，只好撤离。8月，文强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文强先是到了上海，后来辗转到了四川，担任了川北军委书记，这是他在党内的高光时刻。他曾经说过：“我管理的这片根据地，比我毛大哥控制的根据地都大。那时候毛大哥控制的根据地在苏区只有12个县，而我负责的地区有23个县。”
在四川，文强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经过严刑拷打以后，文强并没有出卖组织，只是随意胡编了很多子虚乌有的供词。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
文强出狱以后，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发生了争执。罗世文认为他有出卖行为，给他一个留党察看处分。
文强不服，和罗世文吵了一架以后，打算到上海寻找周恩来辩解这件事，同时也想让周恩来给他主持个公道，但他这样的做法，成为实际上的脱党行为。
然而，不巧的是，正好遇到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临时中央迁移到江西中央根据地。文强没有找到周恩来，在又累又饿的窘迫状态下，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
这时候的廖宗泽已经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在廖宗泽影响下，文强也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再后来，进入了复兴社特务处。
当时的戴笠，领衔复兴社特务处不久，人才匮乏，特别喜欢搜罗黄埔军校流落在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见到文强以后，非常高兴，对文强也非常信任。在复兴社特务处和之后的军统局，文强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文强受戴笠委托，组建东北行营督察处。这个东北行营督察处，就是我们在电视剧《渗透》里看到的那个军统组织。
文强在担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时候，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联名保荐、戴笠上下活动而晋升为中将。在军统时期晋升为国军中将，这在军统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即使是军统当家人的戴笠，到死也只是个铨叙少将，挂中将军衔。可见，戴笠是非常认可和欣赏文强的工作能力的。
什么是铨叙少将呢？铨叙，说白了，就是资历。综合评定下的军衔，这和每个将领的具体战功、服役年限、在军队中的地位、威望有密切关系。
就是说，你在国军序列里，经过非常严格的晋级考核程序以后得到的军衔。在国军序列里，很多人名义上是中将，其实这些军衔都是虚的，只是职务上达到了中将标准，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严格程序考核机制的认可。
军统有一条家规，叫生进死出。这是戴笠当初组建复兴社特务处时制定的家规。意思是说，只要你进了军统的门，哪怕你只是干了一天军统，这一辈子只能效忠军统，要想脱离军统，除非你死了，被横着抬出去。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去世以后，军统“生进死出”这一条家规也就自然失效了。军统局三位大佬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为了局长宝座，明争暗斗。郑介民担任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局长以后，蒋介石认为军统机构太臃肿庞大，勒令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后来居上，最终胜出，成为保密局局长。
文强潜意识中认为，这种态势对自己非常不利，因为他是复兴社时期的老人，资历较老，又是中将，比保密局局长少将毛人凤军衔都高，他如果继续留在军统，很可能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加上戴笠已经不在了，靠山倒了。这时或许是离开军统的最佳时机。故此，文强提出辞去军统职务。毛人凤果然很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1948年，文强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处长、办公厅主任，彻底脱离了军统。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的时候，杜聿明指名道姓向蒋介石要文强来淮海战役前线司令部，给他担任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就这样，文强到了淮海战场国军前线司令部，成为杜聿明的得力助手。
杜聿明和文强带领的部队从徐州溃败到了安徽、河南的交界处一带。下属一个参谋处长打来电话报告：“前面有座小山，小山上有个宝塔，宝塔里时不时的会传出火光，我们猜测那里可能有解放军，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呢？”
文强面对这种小事，自然不屑一顾：“这种小事还要报告啊，你让特务连的人去查看一下不就行了吗？”
随后这个处长调了一个营的士兵包围了宝塔门。等他们把宝塔门炸开以后，抓住了七个携带炸弹、手榴弹的武工队员。
这七个武工队员被押到了文强面前。他们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们今晚可能会在这里留宿，专门过来炸你们的。”
这句话让文强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暗想：“都已经被武工队员渗透到了后山，这仗还能有打赢的可能吗？”
随后，军中又在流传着一个消息：解放军还要派武工队员过来，目的就是要炸死司令部全部人员。当时的国军本来就已经显示出败迹，各参战部队士气低落，人心惶惶。这种流言蜚语传扬在军中，许多人像受了惊的动物，每天担惊受怕，时刻准备临阵倒戈。
还没等解放军动手，内部已经乱作一团，杜聿明、文强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作为战场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非常生气，让人调查这个动摇军心的消息究竟是怎么散布出来的。下面人一查，发现这个消息源头指向了一个人：特务连连长杜宝惠。杜宝惠是杜聿明的侄孙。
原来，作为司令部特务连连长的杜宝惠，听说武工队渗透到了司令部后山的消息以后，特别惊恐。他认为，只要后山营地以外有人影，就一定是解放军派来渗透的武工队。他当即便下令，只要营地外发现人影，就可疯狂扫射。
你想想，长官都吓得要死，何况下面的普通士兵呢。士兵们立刻如临大敌，只要看到营地外出现人影，便立刻疯狂扫射。
但是，后来证实，这些营地外面来的人，其实是司令部打电话叫来的邱清泉派出的增援部队。
就这样，邱清泉派来的部队和担任司令部警卫的特务连以及其他部队，这天晚上一直在激烈交火。由于是夜里，加上官兵们的紧张心理作怪，他们根本不想也根本没想到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爆豆般的枪声整整持续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场误会。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通讯兵们在夜里查线路时，为了联络方便，他们相互之间约定了简单的暗号。只要发现有“敌情”，就喊：“来了，来了。”
司令部的哨兵，不加分辨，也以为是武工队来了，举枪就打，结果把露营外的士兵打死了很多。这就是战场上心理崩溃到极限以后产生的自然反应。
杜聿明得知这个消息后，虽然怒火冲天，但他身经百战，什么样的阵仗没有遇到过？他明白，这就是士气丧失的表现。杜聿明自然不忍心杀掉杜宝惠。不过，杜聿明这口怨气和怒火无处发泄，便下令把被捕的七名武工队员全部处决。
军法处的人员来询问参谋长文强，文强不同意，大声说道：“你们真是糊涂，我们自己人打了一夜，这是判断上失误，和那几个武工队有什么关系？就凭他们几个人就能炸了我们司令部？即使他们真想这么干，也根本做不到。杜长官下令杀人，这里面肯定夹带了私人恩怨。”
按照当时的惯例，杜聿明的命令必须有文强这个副参谋长签字同意才能执行，文强不签字，军法处的人也无奈：“问题是我们这里也没有关押俘虏的地方，该怎么处理他们呢？”
文强见状直接在杜聿明签发的处决命令上写下四个字：“暂缓执行！”然后又吩咐手下：“把俘虏押送回去。”
在这之后，七名武工队员被关押了半个月，军法处长天天催促执行，二处的处长就去跟文强汇报：“文参谋长可以让邱清泉制造一场假象，借口说带这七个人去执行任务，然后将他们都放了。假如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也浪费粮食。”
二处处长按计划将七名武工队员放走，据说邱清泉后来还给文强打电话询问这件事，文强用参谋长的身份搪塞了过去。当时情况已经很复杂，邱清泉自然没必要得罪文强这个参谋长。
后来有人推测，文强这么做，显然是为了自保。
原先在湖南绥靖公署时，当程潜听说文强被蒋介石调派到徐州前线担任副参谋长的消息时，程潜就认为文强此去非常凶险，他告诉文强：“你应该做好随时当俘虏的准备。”
文强听程潜这么说，心里明白，但又无可奈何。他是聪明人，又在国共两边都待过，要说对共产党人一点感情都没有，显然也不可能。因此，他在杜聿明手下工作很小心，很多事他都会前思后想，不会做绝，这可能就是他之所以后来放了7名武工队队员的原因。
这个举动，毫无疑问也是给杜聿明在1959年被特赦获得自由加了分。不过，如果说杜聿明只是因为文强放了这七个武工队员才使自己被特赦，那也只是杜聿明自己的错觉。
当年杜聿明第一批被特赦，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杜聿明刚刚被俘的时候，非常抵触，发脾气，砸东西，还自杀了两次，他口口声声说:“让你们的陈老总过来和我说话！”气焰非常嚣张。
到了北京功德林管理所以后，杜聿明开始时仍然还是不服从改造。但是，在我党政策感召下，特别是他身上所得的好几种大病都被治好了以后，他才慢慢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常言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尽管他接受改造起步晚，可是，毕竟后来能够认真学习，积极接受改造，这才是他真正能够被特赦的根本原因。
另外，杜聿明是北京功德林里国军里的头号战犯，第一批被特赦，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积极改造，具有典型范例作用。我党在解放战争中公布的国军43名战犯，关押在北京功德林要犯管理所里的战犯，只有杜聿明一个人榜上有名。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杜聿明被特赦，不仅具有典型标杆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战略意义和外交统战方面的考量。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杜聿明被第一批特赦，和文强放走那七个武工队员关系不大。文强认为他是给杜聿明做了好事和杜聿明认为这是他被特赦的主要原因，都是他们没有从深层次考虑问题而产生的错觉。
其实，年代剧《特殊1959》已经很好地解读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管理所里，只要好好学习，积极改造，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至于说这些战犯们以前做过什么，根本就不重要。这也同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和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一贯的主张：对于一个人，从来不纠结他过去的表现，注重的是他今天的表现和以后的态度。他是否愿意和过去的罪恶彻底决裂，他是否愿意积极向人民靠拢。这同样也是新中国改造战犯的原则宗旨，具有深远的意义。
另外，毛主席还有一个历史方面的考量。民国历史的大框架已经形成，但是，民国历史复杂的演变过程并不清晰。谁来做这样的工作呢？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们正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这就是后来在国家政协下面成立文史专员委员会和各省成立文史办的原因。在年代剧《特赦1959》里有一句台词是：“我们不但要看懂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还要看懂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而对于文强来说，他的问题是，明明是自己走错了路，却死活不认错。刚进管理所，让他写个简历，他一直没有完成，还振振有词：“我这一生经历太复杂，恐怕几万字都写不清楚。”别人说他是叛徒，他也一直觉得自己没错，错的都是别人。他明明是从中国共产党阵营跑到了国民党阵营，这么明显的叛变行为，还认为自己始终是对的。即使有错，也是别人没有教育好他。
凭着他和共产党高层领导们的特殊关系，只要他在功德林管理所表现得稍微积极一点，完全可以早一点被特赦。但是，由于他的执拗，本该早一点从管理所出来的他，硬是被关了整整27年，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