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济南军区的大门口来了一位老农模样的人，他穿着破旧的棉衣，拄着一根竹竿拐杖，布鞋上沾满了尘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
老农在军区门口张望了一会，随后步履蹒跚地走近大门，看样子是想要进去。军区乃军事禁地，任何无关人等不得进入，他的这一行为遭到了执勤哨兵的阻拦。
“老伯，您要进去找人吗？”看老农年纪大了，不像是坏人，哨兵很礼貌地问道。
“是啊，我要找你们军区首长杨司令员，我和他是老相识。”老农回答道。
听到此话，哨兵心里很是吃惊，老农所说的杨司令员，正是开国上将杨得志。一个老农怎么会和军区首长是老相识呢？哨兵有些将信将疑，就又问道：
“您和杨司令员是什么关系？我们这里有规定，外人进入军区需要介绍信，还要有人到门口来接应。”
然而，老农翻遍了衣服的口袋，也没有找到所谓的介绍信。他有些焦急，脸色也涨红了，大声地说道：
“同志，我叫侯礼祥，红军时期曾当过杨得志手下的团长，现在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找他帮忙，麻烦你传一个话给他。”
哨兵感觉更加困惑了，因为按照常识来说的话，如果在红军时期就当上团长的话，解放后至少是少将级别了。可眼前这位老农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简直形同乞丐一般，无论如何也和将军联系不到一起去。
但看着老农真切的眼神，哨兵觉得他并不是个骗子，就连忙跑进传达室打电话给上级作了汇报。不巧的是，杨得志的秘书告知他，杨得志当时正在外地开会。
随后，哨兵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老农，老农的神情显得有些失望，但他的语气却很坚决：“那我就在这等他回来！”
哨兵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就回去继续站岗了，留下老农一个人在门口等待。到了当天傍晚，天已经快黑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入了军区大门，原来是杨得志开会结束后提前回来了。
他的秘书随即汇报了老农找他的情况，听到“侯礼祥”这个名字，杨得志先是感觉一愣，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回过神来后，他立即问秘书：
“侯礼祥现在在哪里？”
杨得志上将
“好像还在大门口那等着。”秘书回答。
“那还不赶快去迎接！”还没等秘书反应过来，杨得志自己就已大步流星地向门外走去，他要亲自去迎接这位老农！
杨得志走出大门外，看见一位老农正蹲在墙角啃着干巴巴的馍片，虽然多年未见，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老农，上前紧紧握住老农的双手，激动地说道：
“李祥，没想到你还活着！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找你啊！”
老农也认出了杨得志，他眼里闪着泪花，感慨地说道：“唉，一言难尽啊！”
那么，这位名叫侯礼祥的老农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为何从红军团长变成了普通农民？杨得志又为何称呼他为李祥？这一切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
1912年，侯礼祥出生于湖北江陵的一个贫苦家庭，当时民国虽已成立，但广大劳动农民仍然处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深渊中，侯礼祥一家也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虽然日子很艰难，但侯礼祥的父母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他送进了私塾，他们希望儿子读书能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侯礼祥很聪明也很懂事，他在私塾里读了四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天有不测风云，侯礼祥的父母先后得了重病，由于家里无钱医治，侯礼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撒手人寰。为了维持生计，侯礼祥只得给地主养猪放牛，受尽了冷眼和欺凌。悲惨的童年经历，让他痛恨世道的黑暗和不公，革命救国的种子也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
15岁的时候，侯礼祥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他辗转于荆州、武汉等地，以打零工为生。到了第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思想，深刻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就毅然决定投身革命。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主要在江西一带活动，侯礼祥一路风餐露宿，经过长途跋涉后终于找到了红军部队，正式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下，侯礼祥作战勇猛，很快就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红军扩编后，他被编入了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五连，并在连长彭绍辉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里，因为他的名字比较拗口，所以大家称呼他时，都习惯省去他的姓，直接叫他为“礼祥”。久而久之，这也成了他最常用的名字，以致于在档案登记的时候他被人误写为“李祥”，此后他就一直用着这个新名字，这也是为什么开头杨得志称呼他为李祥的原因。
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军事主义路线的错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侯礼祥被编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属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序列，这也反映了上级对他的器重。
在长征的漫漫征程上，侯礼祥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们一样，斗志顽强、奋勇冲杀，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也在一次次战斗中逐步得到升迁，从班长、排长一直做到了连长。而杨得志当时任一团团长，与他是上下级关系，两人也因此产生了交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6年，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后，侯礼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满以后，他出任中央红军和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副团长。警备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入选标准必须是政治上忠诚可靠，身体和心理素质俱佳。
而侯礼祥能出任警备团的副团长，充分说明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他作为年轻的后备干部，又处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前途应该是不可限量的。
然而，到了1939年初的时候，侯礼祥在一次作战中严重负伤，再加上以前的陈年伤病，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承担如此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下，侯礼祥被组织安排回到后方休养，后来又转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那里，叶剑英同志亲自接待了他，按照组织的要求，他被安排回江陵老家，具体工作等待分配。
回到老家后，江陵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接收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将他安排到监利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打入敌人的内部。对于侯礼祥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且危险性很大的工作，他更愿意在前线冲杀，但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此后，侯礼祥先后以国民党保长、地区联保主任等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然而不久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侯礼祥也从此失去了和组织上的联系。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侯礼祥开了一家小牌铺勉强维持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侯礼祥的心情也是十分激动，因为自己终于等到了革命胜利的这一天。
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由于历史问题无法澄清，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那段时期，没有第二个人能替他证明，侯礼祥也因此被列入“五类分子”名单，成为了被“专政”的对象。
这也意味着他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处处都受到别人的歧视。无奈之下，侯礼祥就给当年的老上级——杨得志和杨勇上将分别写信，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及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原因，希望他们能帮忙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的通讯条件并不发达，且两位将军平时都非常繁忙，这些信最终都没有寄到他们的手里。
到了1974年的时候，侯礼祥通过报纸上的新闻得知，杨得志当时正在济南军区担任司令员，他就决定亲自前往济南找这位老师长，当面说清楚这些事。
侯礼祥当时在农村务农，身上也没有什么钱，好不容易凑够了盘缠，他就乘火车上路了，几经辗转后才来到了济南。
那时他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他舍不得住旅馆，饿了就啃干馍片，几天下来人就变得蓬头垢面，形同乞丐一般。
好在杨得志开会结束后提前返回了军区，并亲自出门迎接他，这才有了文中开头的一幕。得知侯礼祥这些年来的坎坷经历，杨得志感慨不已，当场决定为他出面证明身份，并亲笔写了一封证明信。
杨勇上将
之后，杨得志还给远在新疆军区任职的杨勇将军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侯礼祥的情况并希望杨勇也能出面证明。在陕北时期，杨勇也曾当过侯礼祥的师长，因此他也一口答应了这一请求。
与此同时，当年安排侯礼祥到地下工作的前江陵县委书记魏西，也出面为他的那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作出证明。
最终，江陵县委经过审查后，决定恢复侯礼祥的身份和名誉，给予其老红军的优抚待遇，压在他心头多年的包袱终于被卸了下来。但由于脱离党组织的时间较长，他的党员身份已经无法恢复，这也成了侯礼祥生平最大的遗憾。
此后，侯礼祥一直在农村老家过着淡泊平静的生活。1991年，侯礼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侯礼祥少年投身革命，历经了“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地下斗争等一系列历史时期，在艰苦的环境下，他经受住了考验，在作战中多次负伤，就是他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最好证明。虽然由于特殊原因，他离开了革命队伍，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曾经建立的功绩。
杨得志和杨勇将军亲自出面为老下属证明的事，也反映了他们对待革命同志的深厚情谊。正是由于他们的证明，侯礼祥拖了多年的历史问题才得以顺利解决。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由无数烈士的鲜血浇筑而成的，牺牲和奉献是他们共同的精神象征。那些曾经为国家和民族负重前行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铭记，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和安宁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