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景画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才真正得到了体现。在古罗马、古埃及和一些中世纪晚期，风景只是画面中的道具、叙述的路标，或者是作为背景装饰。即使在文艺复兴时代，风景画长时间都是从属于人物、肖像或叙述序列的。

2、古罗马人所喜欢的“美好的”景象，如我们在他们的诗歌中所见，是花草丛生的草地、耕种的树木和缓缓的山坡。森林在他们眼中荒芜而杂乱，阿尔卑斯山峻峭而令人生畏，以至于直到18世纪，欧洲作家们还继续将阿尔卑斯山称为“哥特式”，意指野蛮。

3、在中世纪时期，宗教观念使得人们拒绝了风景画以及其他世俗的表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会分散人们对于救赎和来世的思考。如果风景对眼睛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人们认为它们对灵魂来说就充满了更大的危险，因为它们的美可能是魔鬼用来诱惑感性注意力的诱饵。

4、风景主题画在希腊或罗马画家中直到晚期的希腊化时代才开始引起关注。但也只是用风景作为装饰性壁画的背景。诸如这里的庞贝壁画的例子一样，风景仅仅是人物群体和精心设计的建筑的背景。

5、在意大利锡耶纳画派的主要代表萨塞塔讲述的这个迷人的传说中，所有的风景元素都清晰地呈现出来：洞穴、树木、山丘和道路，就像中世纪神秘剧的道具一样独特。这些元素不仅定位了事件，而且提供了背景。在一种诗意的氛围中，萨塞塔相当现实地叙述了圣人旅程的各个阶段。

6、在这部极为珍贵的《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中，林堡兄弟根据特定的职业和季节变化，以及适当的黄道带和星座来标识每个月份。这里展示的三月份被专门用于犁地、修剪和种植。这幅插图呈现了一个从高处观察的卢西尼昂城堡透视图，它是贝里公爵统治的许多要塞之一。

7、这一画板取自著名的《根特祭坛画》，代表了现代风景画的起点。这幅绘画是第一幅将画面中的空间与风景视为一个统一的视觉元素的作品。在这里，风景不再被看作是背景，而是实际上存在于一个包围整个构图的空间中，与人物形象一同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

8、贝利尼的《狂喜中的圣方济各》在前景、中景和背景中都将风景作为重要的元素。画面中有一个自然的平面过渡，所有这些元素都被艺术家浓烈的威尼斯色彩融合在一起。尽管岩石、植物、动物、远处的城镇，甚至圣人本身都被清晰地描绘出来，但它们实际上是景观主题中次要的或支持性的元素。

9、在对赫拉克勒斯射杀企图劫持德伊阿尼拉的半人马涅索斯这一神话情节的描绘上，波拉约洛不再专注于细节，而是依赖广泛的色彩区域来构图。风景和人物都以同样迅捷且几乎斑驳的方式处理。在延伸到地平线的远景中，光线的运用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

10、皮耶罗·迪·科西莫则是受到了达·芬奇、威尼斯甚至佛兰德斯画家的影响，风景已成为一种情绪的直接载体。在这个描绘普罗克里斯之死的场景中，这位宁芙仙女被她的情人意外射杀，低矮的地平线、光秃的平原和冷漠的干燥光线与哀伤的森林之神萨堤尔和忧郁的猎犬一样明确地传达出悲剧的氛围。风景的含义已经重新定义，其要素被重新塑造以传达人类情感，从而超越了自然界的冷漠无声。

11、佛兰德斯画家帕蒂尼尔的这幅《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中，与周围的自然风景相比，宗教细节和人物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帕蒂尼尔的画作充满了各种各样甚至是异质的主题——河流和奇特的岩石，井然有序的村庄和有塔楼的城堡，孤立的树木和茂密的森林，每幅画都是一个世界。他采用了一种当时广泛使用的方法，即通过设置一个非常高的地平线，来有序地组织这些丰富多样的元素，这种方法为他提供了足够的画布空间，以容纳许多不同的主题。

12、阿尔特多费尔的这幅《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几乎是与帕蒂尼尔的作品同时创作的，这两幅画明确地说明了16世纪德国和佛兰德斯艺术之间的差异。德国人富有诗意和想象力；佛兰德斯人则现实、温暖，更贴近这个世界。阿尔特多费尔的风景明确地作为一个神圣情节的背景，而不仅仅是一位画家在空间上的实验。圣家庭——玛利亚坐在一张精美的椅子上，婴儿基督在一个精雕细刻的文艺复兴喷泉旁与天使嬉戏，约瑟夫带来食物——是中心主题，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从高角度看到的风景包括：废墟、崩塌的塔楼和一个带有大门和桥梁的小镇，以及背景中与一个宁静湖泊相邻的山峦和森林。这些微妙、彩虹般的色彩避免了强烈的对比，其童话般的氛围与帕蒂尼尔场景中的具体现实截然不同。

13、德国南部画家维茨在这幅《捕鱼神迹》首次试图描绘日内瓦湖上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中的大片水域。基督和船上的使徒占据了前景，视线从水平的前景引向对岸，然后逐渐上升，最终达到勃朗峰的遥远山体，这突显了基督的头部。

14、在维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丁托列托以典型的威尼斯风格的矫饰主义手法构思了这一令人惊叹的捕鱼场景。内容自然是遵循《圣经》中的叙述，但周围的风景、主题、氛围、光线，以及基督和其使徒们的身影、他们戏剧性的手势，都与维茨那宁静的想象相去甚远。在日内瓦湖上，原本维茨所见的是温和且均匀的光线，但现在这种光线已经被丁托列托所见的一种不同的光线所替代，这新的光线穿过滚滚乌云，显得更为锐利和斑驳。基督的身影由那同样射在风暴浪尖的光所凸显。在维茨的画作中构成一幅宁静奇景的元素，被丁托列托的矫饰主义笔触转变成了狂暴的戏剧性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