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但凡人多点的集会都要提前上报，然而1994年发生在山西运城的一件事，实在令人眼界大开。

当天，成百上千身着统一“制服”的混混流氓走上街头，叫嚣谁不服就赏他一颗子弹尝尝；有路人只是躲闪不及，便惨遭几名打手围殴。最令人害怕的是，这些人手里拿着的可是“真家伙”——各式枪支大概有百十条，装备之精良连街边巡逻的警察都不敢前去制止。

人群簇拥着一个手拿54式手枪的男子，此人名叫张永强，是这群混混的老大。此时他的野心膨胀到了极点，当街搞“阅兵”只是一个开始，他盘算着下一步如何打服整个山西乃至北方的大小帮派，当上威震八方的土皇帝。

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前，张永强还是个籍籍无名的社会渣子。

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带着时代色彩的中国家庭中：父母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便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用老一辈的话来说，张永强哪天要是能考个学历出来，他老张家祖坟都得冒青烟。

这个农村家庭几乎倾尽全力以支撑张永强的学业，哪知张在学校里学到的不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而是“人有贵贱之分”——与同学巨大的贫富差距让张永强变得敏感自卑，生性争强好胜的他又非常好面子，矛盾之下，他的内心逐渐扭曲。

后来工作时，张永强的工资少得可怜，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却每天下班后总要张罗饭局抢着买单，其虚荣可见一斑。

很快，张永强选择了自我放逐，在学校里除了好事儿啥都干。中学还没读完，他就因偷窃、打架等行为频频进出警局。眼见儿子实在不是读书的料，父母托遍关系才给他在当地传染病医院的锅炉房里找了份工作，为改变儿子的心性，逼迫他踏实上班挣钱，父母不再给张永强一分钱。

要说人本质坏，怎么纠正都白搭，父母的这番苦心非但没起任何作用，张永强不光热衷于打肿脸充胖子到处请客，更是没多久染上了赌瘾，欠下大笔赌债。走投无路的他打起了医院病患的主意，竟深更半夜去病房里翻病人口袋。

有一次太过紧张，行窃时惊醒了病人，张永强心理素质过硬，不动声色地说了声“走错了”，便大摇大摆地抽身离去。到了后来他变得肆无忌惮，不但敢在白天去搜刮，被病人发现，他干脆抱起包撒腿就跑。

那个年代治安状况本身就比较糟糕，医院里也没有监控，病人大多自认倒霉，甚至没人去追查究竟是谁在作恶。正是低廉的犯罪成本和一次次的得逞不断滋养着张永强的野心，有一天，他意识到这种小打小闹实在有辱他的“才华”，决定做一番“大事业”。

一次打架时，张永强意外结识了曲红革、李平，与张一样，曲、李二人都是游手好闲之辈，不务正业，整天盘算着一夜暴富。三人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大谈“人生理想”，不日便搞了个“桃园三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此二人成了张永强后来最为倚仗的左膀右臂，也是其团伙最初的班底。

张永强最初的终极目标，不外乎就是多弄两个钱花。1988年，三人开始招兵买马，拉拢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事实上，此前张永强凶残好斗，打架时出手必伤人，被他打出残疾的也大有人在，在道上可谓“小有名气”，有人慕名来投。

他给自己的帮派取名为“狼帮”，把传染病医院的锅炉房作为狼帮“大本营”，又靠殴打、闹事等一系列手段渐渐控制了整座医院。没多久，传染病医院因他的存在变得臭名远扬，病患避之不及，成了张永强团伙的“私人王国”。

紧接着，团伙开始对外扩张，沿街向商铺收取“保护费”，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姑娘直接掳走，要是遭遇反抗，张便以她全家性命做要挟。

张永强还时常带人去歌厅、招待所、酒店等场所，强行敲开客人房门，不由分说就把自己带来的姑娘推进门，一口咬定对方搞“不正当买卖”，逼迫对方“私了”。他一开口动辄三五千，要是碰上痛快的主，他还会想办法再搜刮一番。

曾有一位广州李姓老板到运城谈生意，被张永强团伙借口“人身保护”强行控制几天，最后交了1万块才得以脱身。

靠着这些手段，狼帮日进斗金，不料所得赃款绝大多数成了张永强的赌资，隔天就被他输掉了。

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狼帮的迅速扩张自然挤占了其他势力的利益。在当时的运城，张永强的帮派势力并不算非常大，其中地头蛇王四创立的帮派资历老，人手众多，受到狼帮的冲击也最大。王四非常生气，提出要跟狼帮搞一次“决战”，靠拳头分地盘。

张永强欣然应战，不料转头就报了警，结果聚众闹事的王四被警察抓了个正着，运城道上再无这号人物。

大概此事让张永强意识到帮派实力的不足，开始疯狂囤积枪支弹药。后来警方从其老巢中缴获各式枪支多达百余把，其中不乏制式枪支，包括2把半自动步枪、1把微冲、5把仿制连发手枪，其余多为猎枪。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子弹千余发、手榴弹20余枚和十几公斤炸药，各种管制刀具、器械等更是数不胜数。

此后，有实力的帮派尽数被狼帮打散，小帮派纷纷依附，张永强俨然成为运城的“土皇帝”。他外出时常常前呼后拥，几十辆摩托车倾巢而出；那个年代，能开歌厅夜总会的大多也是有身份背景的人，张永强却从不给钱，甚至看到喜欢的小姐就直接带走。

他不但开设了自己的赌场，还经常让小弟去大街上随机抢劫路人；有人若敢不给钱便会当街被暴打，打手下手极狠，用张永强自己的话说：整个运城有的是被他打断腿的，犯罪对他来说已如家常便饭。

例如在1991年4月16日，张永强赌博输掉了几千块，在回去途中碰到医院制药厂负责人关建刚，当即向对方索要5000元。那个年代，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关建刚自然不愿给，张永强大怒，立马叫来一群人对其拳打脚踢。

关建刚被打得头破血流，趁几人打累的工夫偷偷溜走，张永强发现后大怒，当即拿着菜刀一路追到关家门口，大喊“你有几颗脑袋让我砍”，叫嚣“如果不给钱，不敢保证明天他全家的脑袋是否还能呆在脖子上”。关某实在没辙，只好趁夜逃回老家。

后来他又去找医院院长兴师问罪，竟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枪打碎医院传达室玻璃泄愤。

狼帮得势的短短一年内规模翻了几番，骨干成员有80余人，总人数超过千人。张永强效仿香港帮派，在狼帮内设立等级制度，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但凡有一名狼帮成员在外受欺负，大部队便会一股脑出动，杀到对方老巢讨要说法。

仅一年内，狼帮便犯下案件260余件，其中大型案件百余件，占了运城市当年案件总数的一多半。运城的各行各业都饱受狼帮侵扰，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当地警方并非对此不知情，只是慑于狼帮人手众多装备精良，迟迟不敢下手。

恐怕连警方都没想到，歹徒竟已嚣张到光天化日搞“阅兵”的地步。

原来，此时的张永强已经非常膨胀，他觉得运城的一亩三分地太小，打算将狼帮的势力向整个山西省扩张。正愁如何一炮打响名头时，团伙里有位骨干成员提了个建议：不妨把整个帮派聚集起来，拿上所有的武器到大街上走一遭，向外界展现狼帮的实力。

张永强觉得靠谱，于是召集所有小弟，身穿统一着装，团伙骨干成员手拿枪支，其他成员手持管制刀具，一边放着国歌一边前进，扬言谁要不服狼帮就赏他一颗子弹。街上有不少巡警，遇到这种场面也不得不远远看着。

走在队伍最中间的张永强手持一把54式手枪，这显然是他犯罪生涯最高光的时刻了。此时的他完全失了智，以为自己有枪在手，在中国的大地上就没人敢动他了。

有人把狼帮霸街的“盛况”拍摄下来发送给了上级部门，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1991年4月23日，多部门协同展开了粉碎狼帮的行动。在国家机器面前，团伙手中的百十条枪全都成了摆设，乌合之众的本质显露无疑。

经过一轮疾风骤雨般的打击，团伙80多名骨干尽数被捕，团伙老大张永强被判处死刑，运城人民终于拨云见日，见到了久违的“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