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那场婚礼明显要热闹得多。男方在北京的央企工作，婚礼场子很大，吃食和酒店档次也颇为高级，现场还有乐队驻唱，气氛喜庆。而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双双缺席了晚上的答谢宴，只有两家的父母拘谨地站在舞台上。当现场宾客们举杯祝福时，新人却不在，有人开玩笑说，到底是祝谁新婚快乐呢？作为宾客之一

坐在酒桌上的赵丹感到五味杂陈。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女方考了好几年公务员也没有考上，婚礼前夕，赵丹和女方妈妈聊天，感觉阿姨的声音总是蔫蔫儿的，很没有底气，似乎害怕被问及女儿的工作。答谢宴结束得很快，宾客也都心照不宣，不谈新人的职业。赵丹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博士生，90后，出生成长于东北地区，直到大学时期才离开长久生活的家乡。

起初，由编制引发的区别对待，是她的个人困扰——硕士毕业后，赵丹曾在东北老家从事体制外工作，亲朋好友的询问和审视的目光时常让她尴尬难受。后来她逐渐发现，体制分割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的社会问题。婚礼是个导火索，她决心写篇论文，好好聊聊编制这件事。她的调研始于2017年，在6年里，围绕体制分割这一现象进行深度访谈，直至“数据饱和”。赵丹先后追踪了16个受访者的情感变动和人生选择。这期间见证了一些人编制“上岸”、结婚生子，也有人单身至今。

赵丹的感受是，如今编制的权重变得越来越高，不只东北，体制分割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她并非反对体制内就业，而是抗拒一种单向度的社会评价体系。在这个评价标准之下，非体制内青年受到无形的歧视和排斥。而那些曾经被边缘的考公年轻人，一旦上岸进入体制内，通常也会找另一个体制内的成为结婚对象——残酷的鄙视链由此复制循环。留在此地的青年，通常只能选择一种趋同的活法：从就业到婚恋的选择，都框定在体制之中；不认同这一标准的人，

则用逃离东北来换取有限度的自由。也是在研究期间，赵丹本人完成了一场自我和解，她离开东北又重新回来。于她自己而言，地域上的逃离是不够的，人总是需要持续与无形的社会评价体系抗争。在赵丹与《凤凰周刊》的这场长谈中，我们试图厘清一个人关于价值评价焦虑的症结所在：在当下，选择体制内就业和结婚，被视作抵御风险的一把安全锁，那么它究竟锁住了什么？而当一个年轻人的社会坐标，仅剩下就业和婚恋两个维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以下是赵丹的口述，结合了她的论文——

一“编”之隔在东北地区，平日交谈里若被问及“有没有工作”，对方通常想打听的其实是“你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这个语境下，“有工作”一般指的是拥有体制内的工作，包括央国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在编人员的工作职位。任何体制外的工作都被叫做“没工作”

包括在学、自由职业、待业等状态。换句话说，只有收入来源，却不在体制内就职，在东北地区相当于“没有工作”或“没有正式工作”。体制内工作，代表了较体面的薪酬待遇，以及一种社会兜底——这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少子化时代，有退休金更是优势突显，意味着老有所依。去年的那两场婚礼，我至今记忆犹新。导致两场婚礼气氛存在这么大的差别

原因有很多，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应该是最主要的。毕竟在当地，两家的父母经济实力都差不多。我当时突然有了一种为体制外就业青年打抱不平的心情，去不了体制内并不是那对新人的错，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站出来接受大家的婚礼祝福。我也很感同身受，围绕编制有关的择业和婚恋困扰，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也是多年来我脑袋上的一道“紧箍咒”。

是否困惑。这算是机缘巧合之下，一项更接近真实的访谈。因为话题涉及隐私，有时候需要人直面婚恋选择的真实动机，而聊天对象是我的熟人，我们的对话通常发生在公司茶水间或者街头巷尾，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他们在放松和信任的状态下聊，能更坦诚地表达想法。通常来讲，家境好、地位高的人

他们可能并不受文中讨论的社会评价体系所限制。我的研究集中在工薪阶层的普通人士，我更希望关注他们的生活际遇。有一个采访对象叫凌红，她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本地公立医院当护士，她渴望婚姻，却一直没有找到理想人选。去年凌红考上编制后，原单位的同事们忽然态度转变，纷纷帮她介绍起对象，新单位的同事对此也无比热情，凌红感觉身边的异性资源一下就多起来，“很快遇上合适的”——据说男方在国企“有点权力”，能给凌红一些事业上的助力。

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凌红完成了从考编、入职、相亲、恋爱到结婚的一系列“人生大事”。我去凌红家，她和父母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其实不难得出，凌红没考上编制之前，她前单位的同事手上，是有“优质单身男生资源”的，只不过大家都在心里掂量着“她配不配得上”，是否符合潜在的“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的婚恋匹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