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邀请马占山出席政协会议，马占山拒绝：我不能参加

1950年夏天，毛主席特意发来电报，邀请一位曾名震天下的将军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这位将军，是抗日名将马占山。他曾在江桥抗战中以弱势兵力死守防线，用鲜血与牺牲为中国军队的抗日反击拉开序幕；他也曾在东北战火中孤军奋战，艰难支撑民族气节。

面对毛主席的邀请，这位将军却沉重地回绝了。他说：“我不能参加。”一个曾经在生死战场中毫无退缩的铁血人物，为何在这一刻选择了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的坚决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的阴霾迅速蔓延到黑龙江，齐齐哈尔也成了下一步的焦点。在局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马占山迅速着手部署防务。他将目光投向了嫩江铁桥等关键战略位置，这些地带一旦被敌军控制，黑龙江的防线将彻底崩溃。

他当机立断，下令修筑防御工事，集合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全力布防。从战壕的开挖到防御设施的安置，从后勤物资的储备到士兵的训练，他都亲自过问，事无巨细。他骑马巡防，深入一线，观察地形，听取守军的实际情况报告，并不断调整部署，尽可能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当时的黑龙江防御条件非常薄弱，既缺少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缺乏充足的弹药储备，士兵的数量和素质与敌军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他一方面调集各地驻军充实前线，另一方面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补给。他派人四处筹措粮草和军需，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依然设法让士兵们保持基本的战斗力。

在这一关键时期，内部的亲日派也没有停止活动。以赵仲仁为代表的劣绅，利用各种方式试图动摇马占山的决心。他们打着“保存实力”“避免伤亡”的旗号，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劝说马占山放弃抵抗，甚至有人暗示，投靠日本可以为黑龙江保留一部分自主权。

但马占山对此毫不妥协，他的态度始终明确，不容商量。他在公开场合斩钉截铁地宣布：“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

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形势下，齐齐哈尔成为马占山决心抵抗的核心阵地。他以有限的资源迅速调配力量，修建了数条防线，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阻挡日军的屏障。他还加派哨兵，加强警戒，严防日军的偷袭。在士兵中，他要求严格训练，提升战斗能力，为可能爆发的战斗做好准备。

江桥抗战的激烈交锋

1931年11月4日清晨，日军以修复嫩江铁桥为借口，突然调动1300余人，在7架飞机掩护下直逼中国守军驻地大兴站。他们强行驱赶中方修桥人员，试图逼迫中国守军后撤，甚至将中方哨兵抓走，企图以此破坏防御部署。在这样的情况下，局势迅速紧张起来。日军的挑衅行动摆明了并非单纯修桥，而是想进一步侵占战略要地。

到了中午，日军的炮火骤然打响，猛烈的攻势迅速展开。敌军利用飞机投弹和重炮掩护，步兵发起了强大的冲锋，试图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消息很快传到马占山处。他迅速下达命令，要求各部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绝不后退一步。

在敌人的猛烈攻势下，江桥一线成为激战的主战场。中方守军人数处于劣势，装备也较为落后，但马占山深知必须依托阵地展开顽强防守。他指挥部队充分利用地形，构建多层防线，与日军展开拉锯战。守军将士士气高昂，不顾伤亡，用机枪、步枪以及有限的重武器，顽强地对抗着日军的进攻。敌军多次试图冲破防线，但在守军的顽强阻击下，不得不一次次后退，阵地上留下了大量的尸体。

日军随后改变策略，加大了炮火和空中打击的力度。敌军的飞机频繁低空轰炸，投掷大量炸弹，试图摧毁防御工事。但马占山指挥官兵顶住了这一波波猛烈的攻势。他调动预备队填补阵地缺口，同时利用有限的重炮反击，打击敌军的火力点。每一轮交火，战斗都异常激烈，鲜血染红了战场，守军的伤亡逐渐增大，但没有任何人选择后退。

战斗持续到夜晚，黑暗掩盖了敌我双方的行动，但火光和炮声依然此起彼伏。守军冒着巨大的危险夜间出击，多次对日军进行反突袭，成功打乱了敌军的攻势。经过三天二夜的持续激战，敌军在巨大伤亡面前逐渐失去攻势，多次尝试突破均被顽强抵抗击退。最终，日军不得不撤出战场，暂时停止了对嫩江铁桥的占领计划。

马占山的短暂投降与觉醒

1932年，东北局势愈发严峻，日本侵略者加快了吞并中国东北的步伐。马占山在经历了江桥抗战后，因孤军作战、缺乏支援，最终不得不撤退。然而，日军并未就此罢休，开始对他进行政治拉拢与军事威胁。面对日军步步紧逼的压力，以及伪满洲国建立后的一系列诱降手段，马占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暂时选择了妥协，接受了伪满洲国的任命，担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在此期间，马占山虽然在名义上成了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表现出强烈的消极态度。他拒绝在任何重要的卖国文件上签字，并对涉及损害民族利益的事务采取拖延策略。他多次以“身体不适”或“公务繁忙”为由推脱职责，甚至在面对日军强制要求签署文件时，自称不识字，以此规避责任。

与此同时，他并未停止与外界的联系。他暗中与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保持接触，试图寻找反击的机会。他的态度让一些日本官员对他开始不信任，但碍于其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日军并未对他采取直接行动。民族的压力与家国的责任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背弃伪满政权。

1932年4月1日，马占山秘密带领亲随200余人，悄然离开齐齐哈尔。在一路的艰难行军中，他巧妙避开了日军的追踪，成功抵达黑河。此时，他通过电文向全国宣布重新举起抗日大旗，表明了自己不愿为侵略者效力的决心。

在黑河，他积极筹备新的抗日行动，与李杜、丁超、苏炳文等人密切联系，试图联合各路抗日部队形成合力。他还通过发布命令，号召各地义勇军组织起来，共同抵抗日军。

马占山的抗争与和平之路

离开齐齐哈尔后，马占山转移至哈尔滨，迅速着手重组抗日力量。他联合了吉林的李杜、丁超，以及驻扎在海拉尔的苏炳文等东北抗日将领，整合各方资源，共同组建了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哈尔滨一带虽已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但马占山和他的部队利用熟悉的地理优势，展开了一系列秘密的筹备工作。

联军成立后，马占山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全盘行动。他们在哈尔滨以周边县市为据点，展开游击战，与日军的据点和补给线展开激烈交锋。日军在东北地区建立的交通线和一些关键据点屡次遭到联军的袭扰，不得不多次增派兵力进行镇压。

马占山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灵活运用各种战术，频繁对日军发动突袭。五个多月的时间里，联军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战斗，击毙了大量日军，同时也不断遭受人员伤亡和物资损耗。

日军随后加大了围剿力度，不断向联军活动区域增派兵力。联军因孤立无援，且后方补给严重不足，逐渐陷入困境。粮食供应几乎断绝，武器弹药也所剩无几，很多士兵甚至不得不靠缴获敌军的装备维持战斗力。面对敌我悬殊的实力差距和日益恶劣的局势，马占山最终决定带领残存的部队撤离。1932年底，他们撤入苏联境内，暂时停止了战斗。

时间来到1948年底，东北战局和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时，国共两军在华北的对峙进入关键阶段。马占山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与到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中。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他与原西北军将领邓宝珊取得联系，并邀请邓前往北平，共同协商劝降傅作义的计划。傅作义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掌控着北平和周边地区的重兵，他的态度将直接决定北平的命运。

马占山通过他的特殊身份和多年积累的人脉，与邓宝珊和傅作义展开了一系列秘密接触。他们以和平为目的，多次讨论解决方案，分析形势，最终达成共识。傅作义在各方努力下，逐渐认识到顽抗到底将带来巨大的破坏和伤亡，而和平谈判才是最佳选择。1949年1月上旬，经过多次商议，马占山、邓宝珊和傅作义三人共同决定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